美军在中东摆开2003年以来最大阵仗，双航母压境、F35云集，但以色列情报部门最新评估却泼了盆冷水：真要打，美军高强度空袭最多撑5天。
这“五日极限”背后，是美军全球力量的结构性收缩，也把美伊谈判逼进了2月26日日内瓦的“临界倒计时”。2026年2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以色列情报评估指出，美军若对伊朗发动高强度持续空袭，其弹药库存和后勤支援仅能维持4到5天。
即便在“福特号”和“林肯号”双航母战斗群的支撑下，低强度军事行动也只能勉强延续一周左右。这一判断迅速成为国际战略界热议的焦点。
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军在中东的部署达到伊拉克战争后的峰值。
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集结了超过60架战机，其中包括一个中队的F35A隐形战斗机。超过150架次的战略运输机在近期向该地区运送了海量精确制导弹药和装备。
从表面看，这是一幅压倒性的武力展示图景。
然而，数字背后的逻辑链揭示了另一番现实。
对比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当时可以几乎不受干扰地单向主导战争节奏和资源调配。如今，五角大楼必须同时应对欧洲方向的俄乌冲突、亚太方向的台海紧张局势以及朝鲜半岛的持续威慑任务。
根据美国国防部2025年发布的供应链评估报告，关键弹药的采购周期已从过去的平均3个月拉长至9个月以上。这种全球性的资源摊薄，直接限制了在任何单一热点区域维持长期高强度作战的能力。
伊朗方面则利用过去数年时间，构建了一套被西方分析师称为“三层反介入体系”的防御网络。第一层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2026年2月初的军演中，再次公开展示了通过快艇群、水雷和岸基反舰导弹快速封锁这一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能力。
第二层是分散且深埋于地下的导弹生产和储存设施，例如“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已实现地下化部署，大幅增加了美军先发制人打击的难度和成本。
第三层是成本低廉但数量庞大的无人机蜂群战术，在2025年6月的一次边境冲突后，伊朗加速了各型侦察和攻击无人机的列装与扩散。
这套体系的核心目的并非在正面交锋中击败美军，而是将任何潜在冲突迅速拖入高消耗、高风险的持久对峙，精准打击美军“五日极限”的软肋。军事威慑的天花板若隐若现，外交谈判的紧迫性便陡然上升。
第三轮美伊间接谈判已定于2026年2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由阿曼政府负责斡旋。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于2月22日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这一安排，伊拉克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予以支持。
此次谈判的背景，是2月17日结束的第二轮谈判取得了初步但脆弱的进展。双方当时就核问题与制裁解除的“指导性原则”达成了共识。
伊朗承诺将在两周内向美方提交一份详细的协议草案，而美方则坚持要求伊朗接受“零浓缩铀”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从博弈逻辑看，双方的诉求正在发生微妙但关键的位移。美方的核心目标已从最初追求的“伊朗永久放弃一切核活动”，逐步退守至寻求一个“可被国际社会长期且严格核查的暂停期”。
华盛顿内部简报显示，一种“期限性安排”被认为是当前唯一现实的妥协空间。
伊朗的底线则从“无条件保留浓缩权利”微调为“在主权框架下维持核技术存续的可能性”，即愿意接受更严苛的国际监督与核查，但坚决拒绝完全拆除相关设施，以避免被国内舆论贴上“政治屈服”的标签。
阿曼的角色在此过程中不断升级，从一个传统的中立调解方，转变为双方之间不可或缺的“信任缓冲带”。其长期积累的外交信誉，成为防止因沟通不畅导致战略误判的关键阀门。
美国国内的政治时钟也在滴答作响，构成了另一重紧约束。
2026年是特朗普政府的期中选举年，政治敏感性极高。其核心支持群体“MAGA选民”对在中东卷入新的、可能造成美军伤亡的战争容忍度极低。
多家美国媒体在2月25日的分析中指出，社交媒体和主流新闻平台已准备好对任何“缺乏明确退出战略的军事行动”进行严厉审视。五角大楼内部的评估报告同样警告，对伊朗的短期打击很可能无法根除其核设施与导弹能力，反而会引爆一场美国难以脱身的长期区域冲突，这种前景在选举年是灾难性的。
这种国内政治压力，直接压缩了华盛顿在谈判桌上的强硬空间，迫使决策者将谈判从一种纯粹的施压工具，更多地视为控制风险、避免局势失控的“止损机制”。
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裂痕，进一步复杂化了美国的战略选项。2月22日前后，德国、瑞士、斯洛伐克等多个欧洲国家开始从伊朗及其周边国家组织撤侨。
这一协调行动被解读为欧洲盟友不愿为美国的潜在军事行动背书或承担连带风险。欧洲主要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这与华盛顿内部仍存的强硬派声音形成了微妙温差。
与此同时，尽管伊朗与中俄保持着战略协作关系，但知识库信息显示，在当前的危机临界点上，德黑兰并未获得来自莫斯科或北京的直接、公开的军事援助承诺。这种“战略后援的相对缺位”，促使伊朗加速推进区域性的自主防御合作，加强与叙利亚政府、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战术协调与联合行动能力建设，试图构建一个非对称的联盟网络以分散压力。
风险并未因谈判日程的确定而消散，反而在多个维度上积聚。
最大的风险点在于谈判本身破裂。如果伊朗在2月26日前未能提交一份至少部分满足美方“零浓缩”要求的草案，或者美方在收到草案后断然拒绝其中关于“期限性暂停”而非永久废除的核心安排，那么外交窗口将骤然关闭。
军事误判的风险同样高企。
美军在约旦基地的F35战机部队据称已提升了战备等级，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在波斯湾持续进行海上演练。
任何一方的过度反应或侦察失误，都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地区盟友的态度是另一个变数，以色列强硬派已多次放话，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完全拆除伊朗核设施”的条款，这可能对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任何临时性妥协构成否决性冲击。
最后，国内政治的反噬风险如影随形。
有分析模型参照阿富汗撤军期间的舆情变化指出，若谈判失败后美军发动空袭，并在行动第一周出现5名及以上美军人员死亡的情况，可能直接导致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下滑3到5个百分点。波斯湾上空战云密布，日内瓦的谈判室灯火通明。
“五日极限”的评估像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美军后勤链条的紧绷，更是一个超级大国在多重战略牵制下不得不精打细算的现实。
当军事选项的成本高昂到难以承受，外交便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成了唯一的出路。2月26日的会谈桌上，双方要权衡的不仅是浓缩铀的百分比和制裁条款的清单，更是在战争边缘管理危机、避免共同坠入深渊的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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