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他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对华国锋抱怨：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上海|中央|北京市|天津市

很多人没听过林乎加的名字，但这位活了101岁的老革命家，干过不少实实在在利民的好事，当年还敢直接说调任太急，实在是太实诚了。他一辈子辗转多个岗位，每到一处都留下实打实的成果，最让人佩服的就是给刚恢复高考的考生谋了出路。

林乎加1937年就在山东参加抗日武装，从基层指导员一步步干起来。他既带过队伍打过仗，也做过地方宣传和行政协调工作，早早就在摸爬滚打中攒下了扎实的基层管理经验。1938年他正式入党，之后多年扎根地方，不管分配什么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

建国之后他被派到浙江，负责农业和地方事务，一待就是十多年。他天天扎在基层，盯着水利建设和粮食生产调整，一点点改进耕作方式。到1965年，浙江的粮食供应情况明显好转，还取消了不少不必要的供应限制，老百姓的日子安稳了不少。

后来他调到中央计划部门当副主任，专门管全国的农业规划。他从来不坐在办公室拍脑袋，照样经常往各地跑，就为了亲眼看看计划落实得怎么样，有问题当场调整。那段工作经历也让他对全国的农业情况摸得门清，为之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1976年10月，他跟着工作组进驻上海，负责经济恢复相关事务，分管资源调配和生产秩序重建。第二年，工作组其他成员陆续离开，他留下来接了上海市委书记的班。在上海任职期间，他重点推进钢铁项目建设，1978年初带队外出考察技术，回来就敲定方案推动开工，当年12月项目就在长江边顺利动工，给上海工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978年2月，他又从上海调到天津工作，先任市委第二书记，同年6月就升任第一书记。刚到天津的时候，当地面临工业停滞、民生吃紧的问题，他到岗第一时间就开会听汇报，对着问题挨个梳理调整。农业上优化资源和作物布局，工业上协调物资帮工厂恢复生产线，他最放在心上的其实是教育领域。

1977年高考刚恢复，天津有一大批考生分数达标却没学上，不少家庭都急得团团转。他立刻把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会，商量扩招的可能性。摸清情况后发现，只是校舍宿舍不够用，教师资源其实很充足，他当场就提出招收本地走读生的解决办法。

这个方案上报后很快得到批准，他立马安排人把闲置的中学场地改成分校，自筹资金办了好几所分校，一下子多出了大量招生名额。这项举措直接改变了上千名年轻人的命运，不少家庭至今都念着他的好。

天津的工作刚起步，很多事务都还没理顺，调令就这么突然来了。1978年10月，他正在天津主持会议，接到中央通知要求他立刻动身前往北京。见到华国锋后，他才知道中央要他出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接替没法继续主持工作的吴德。

他当场就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直言自己到天津任职时间太短，好多工作刚铺开还没收尾，实在不想这么仓促调动。这就是实打实的心里话，刚把屁股挨到天津的椅子上就要挪窝，换谁都会觉得突兀。华国锋跟他解释了中央的安排和原因，他最终服从组织决定，把手头未完的工作交代给同事就走马上任了。

到北京任职后，他直接把天津解决扩招难题的经验搬了过来。1978年高考结束，北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上线考生多，学位缺口大。他很快召集各大学校长开会商量方案，最终确定依托现有大学开办分校，腾出来城区闲置建筑和中学场地当校舍，从行政和基建经费里挤出启动资金，短短几个月就把分校建了起来。

从1978年11月开始筹备，到第二年2月顺利开学，好几所分校陆续投入使用，录取了大量过线没名额的考生。不光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压力，还让更多青年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改变了一大批人的人生轨迹。

在北京任职的时候，他还盯着不少民生小事。1980年他调整了公交月票价格，还给骑车上班的市民发放骑车补助，同时推动改进市场供应，天天盯着蔬菜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情况。他还亲自推动城市绿化，组织植树活动，带着大家在郊区公社种树，一点点改善北京的城市环境。

1981年2月，他从北京调出，出任农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又回到了熟悉的农业领域。他负责扶贫和农产品政策协调，还是改不了往基层跑的习惯，每一项政策都要到一线看看落实情况。1982年5月，部门调整为农牧渔业部，他继续担任部长，专门组织队伍推进西部地区农业建设，提出先停止环境破坏、再解决群众温饱的阶段性目标。

他亲自跑到甘肃、宁夏等地调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整援助方案，强调要合理利用当地水资源改善农业条件，帮当地老百姓慢慢过上好日子。1983年6月，他转任农牧渔业部顾问，依旧参与农业相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