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年，张学良嘴里蹦出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大伙儿一提起他这辈子，脑子里蹦出来的头一个词准是“西安事变”。
想想看，把蒋介石扣在那儿，逼着南京那边联手抗日，这动静大得没边了，也正因为这事儿，他被关了足足五十年。
照常理说，为了这事儿搭上了半辈子的自由，心里头多少得有点后悔，或者觉着这是人生最大的一道坎儿。
可张学良偏不这么看，他的回答直接把大伙儿整懵了。
他撂下一句：“捉蒋我不后悔，最后悔的是杀了杨宇霆。”
这话里头，其实算了两笔账。
一笔是国恨家仇的“明账”，抓蒋介石是为了打鬼子，哪怕把牢底坐穿，他腰杆子也是硬的，心里亮堂。
可另一笔，是牵扯到权谋和人心的“暗账”。
杀杨宇霆这事儿，成了少帅这辈子想躲都躲不开的心理阴影。
咋就杀了个手下，比扣押国家元首还让他心里过不去呢？
要想弄明白这疙瘩，咱得把日历翻回1928年，瞅瞅那个刚接手烂摊子的27岁小伙子，到底遇上了啥难处。
那会儿奉系军阀里头，乱得跟锅粥似的。
老帅张作霖在皇姑屯让日本人给炸没了，留下的权位空得吓人，也险得要命。
少帅虽说是接着老爹的班，可在那个只认枪杆子和资历的年头，光靠血缘关系，根本压不住场子。
在这乱局里，杨宇霆是个怎么绕都绕不开的大佛。
杨宇霆是何许人也？
在奉系那帮老人眼里，他是老帅的铁杆心腹，号称“小诸葛”。
不管是练兵、扩充地盘，还是应付最让人头疼的对日外交，杨宇霆都是那个拿主意的主儿。
这么说吧，奉系能有当年的风光，一半都是杨宇霆算计出来的。
换你是张学良，瞅着这么一位叔叔辈的能人，心里肯定纠结坏了。
一方面，你没法缺了他。
面对日本人瞪着眼珠子要吃人，还有南京那边步步紧逼，你得靠这个“脑瓜子”来撑住东北的门面。
可反过来说，这个“脑瓜子”太难摆弄了。
在杨宇霆看来，张学良永远是那个还没断奶的“小六子”。
这不光是个称呼，那是打骨子里透出来的瞧不上。
有俩事儿，就能看出来这关系有多别扭。
头一个是钱袋子的问题。
杨宇霆经常打着督办的旗号，随口向财政那边要钱。
不光是要，还理直气壮。
管钱的要是稍微犹豫一下，或者说得请示少帅，杨宇霆立马破口大骂。
在他眼里，兵工厂也好，钱库也罢，好像都是他杨宇霆自家的存折，压根儿用不着跟张学良打招呼。
再一个就是脸面问题。
在大伙儿开会的时候，只要张学良说的话不合他心意，杨宇霆当场就能拍桌子，嗓门比谁都大，甚至像训孙子一样教训这位新当家的。
这种日子要是接着过下去，摆在张学良面前的路就剩两条。
路子一：当个摆设。
把大权交出去，自己做个挂名的头头，混个安稳日子。
路子二：夺权。
冒着奉系散伙的风险，把这个最大的绊脚石踢开，确立自己说一不二的地位。
刚开始，张学良其实想走中间路线。
他试着服软，甚至主动示好，说是要把奉天省的行政大权交给杨宇霆。
这在官场上已经是退了一大步，意思是：“地盘归你管，你给我留张脸。”
可杨宇霆回的话冷得让人心寒：“我能伺候你爹，但伺候不了你。”
这话一出，等于把“和平共处”的路彻底给堵死了。
紧接着发生的一档子事，更是把公事上的裂痕扯到了私交上。
张学良的老婆于凤至，为了帮丈夫解围，主动放低身段，给杨宇霆的三姨太送去金兰谱，想结拜个姐妹。
在老辈官场规矩里，这可是天大的面子。
结果呢，没几天金兰谱就被退回来了。
送信的小听差还带回来一句打脸的话：“杨督办说了，辈分不一样，这事儿不行。”
话赶话到了这份上，就是泥捏的人也有三分火气，更别提手里握着几十万大军的少帅了。
但真正让张学良起杀心的，不光是受气，而是路怎么走的问题。
那时候，张学良想搞“东北易帜”，挂上南京的旗，名义上统一全国，好抵挡日本人的压力。
这在当时看，是一条活路。
杨宇霆死活不同意。
他的想法还是老军阀那一套：东北是老帅打下的江山，凭啥给蒋介石低头？
他想保持独立，在列强中间走钢丝。
要是光政见不合也就算了，偏偏这节骨眼上，日本人开始煽风点火。
满大街都是谣言，说杨宇霆勾结地方，甚至当年老帅被炸也是他搞的鬼。
在那个消息不灵通的年代，这些没影儿的情报，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29年，杨宇霆给老帅办寿。
那天，他在家里大摆宴席，那排场、那气派，看着比谁都像东北的主人。
去祝寿的张学良，反倒像个跑龙套的。
瞅着满屋子客人对杨宇霆点头哈腰，张学良心里的算盘终于拨到了底：只要杨宇霆活着，他张学良永远只能是“小六子”，成不了真正的“张少帅”。
可是，动手还是不动手？
这不光是一条人命的事，更牵扯到东北军的以后。
宰了他，谁去跟日本人周旋？
这一大摊子家业谁来管？
在这个要命的关口，张学良显出了一种宿命般的纠结。
回到帅府，他干了一件让后人念叨了很久的事——扔银元。
他对老婆说：“我就扔三回，要是有个反面，这事儿就算了；要是三回都是正面，那就动手。”
这块银元，承载着一个年轻统帅心里没底的慌张。
他把决定权交给了老天爷。
第一回扔出去，正面。
第二回，还是正面。
等到第三回银元飞起来的时候，空气好像都凝固了。
当啷一声落地——依旧是正面。
张学良叹了口气。
天意难违，没法回头了。
1929年1月10日，最后的时刻到了。
杨宇霆拉着常荫槐一块儿来到帅府，非要成立个东北铁路署。
这又是一次典型的“逼宫”，连个预约都没有，更没商量余地，就是逼着张学良签字画押。
张学良找了个挺家常的借口拖时间：“这都到饭点了，等我吃完饭再定吧！
你俩要不也留下来吃一口。”
杨宇霆拒绝得干脆利落：“不用，我回家吃，吃完再来。”
看着俩人出门的背影，张学良立马把警务处长高纪毅叫来，下了死命令。
当天晚上，杨宇霆和常荫槐又来了，刚在老虎厅屁股还没坐热，高纪毅带着卫兵就冲了进来。
没审问，没废话，枪声一响，两位奉系元老就倒在了血泊里。
这一夜过去，张学良终于拿回了他做梦都想要的绝对权力。
东北易帜顺顺当当办了，再也没人敢喊他“小六子”，也没人敢在开会时候拍桌子瞪眼。
可是，真的赢了吗？
往近了看，他赢了。
异己铲干净了，令出必行。
可往远了看，这可能是一场输得底掉的惨败。
杨宇霆死后才两年，九一八事变就炸了。
面对日本人步步紧逼，没了“小诸葛”的东北军，显得手忙脚乱，根本不知道该咋办。
张学良虽然一腔热血，可在跟日本人打太极、在军事布局上，明显填不上杨宇霆留下的那个大窟窿。
后来他给杨宇霆家里送去了一大笔钱安家，可这辈子，他都不敢去见杨宇霆的家人。
晚年张学良回头看这段往事，那句“最后悔杀杨宇霆”，悔的不光是杀个人，而是悔在当年年轻气盛，光算清了权力的账，没算明白国运的账。
他拔掉了一根扎手的刺，却也推倒了挡风的墙。
跟这比起来，后来的西安事变，虽然让他没了自由，但在那个节骨眼上，他把后果都想明白了，也愿意扛这个雷。
那是成熟政治家的拍板，所以不后悔。
而杀杨宇霆，更像是一个被人看扁了的年轻人，为了证明自己搞的一场豪赌。
赌赢了权位，却输光了底子。
这大概就是历史给所有当家人的最狠的一课：
当你觉着眼前这人是最大绊脚石的时候，往往也是你最该警惕自己的时候。
因为这个绊脚石，保不齐就是撑着你房梁不倒的那根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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