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北京德胜门外战犯管理所的铁门打开，73岁的周养浩走了出来。
这天特赦的293人里，他是最后一个在名单上签字的。
曾经的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副处长，双手沾过血的人，拿到那张红塑料皮的特赦证时，手抖了好一会儿。
说起周养浩这个名字，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他干过什么。
抗战时期他在军统局行动处当副处长，暗杀过不少汉奸，那会儿算是"功臣"。
可到了内战，渣滓洞那场惨案就跟他脱不了干系。
1949年12月，他跟着毛人凤坐飞机去成都，透过舷窗看长江，心里大概就明白这辈子回不去了。
1950年3月在昆明，他被自己的部下出卖了。
戴上手铐回重庆的时候，他想起来这地方以前是他拷打别人的地方。
审判时他还挺硬气，说什么"成王败寇"，拒不认罪。
从济南看守所到抚顺，再到北京秦城，这一关就是15年。
狱中的日子把他那股子狠劲儿慢慢磨平了。
他开始读《资本论》,性格也不像以前那么暴躁。
特赦前一晚，他跟管教说想去台北给母亲上坟。
管教没吭声，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出狱第7天,周养浩就跑到东单民航售票处想买机票。
售票员告诉他得绕道香港,还得办通行证。
他当时就懵了,以为拿着特赦证就能随便走。
晚上在前门外小旅馆的木板床上,这个73岁的老头哭了。
他开始到处找人帮忙。
那些早年被特赦的旧日同僚见了他,都摇头说"那边不要我们"。
周养浩不死心,给香港《明报》写了封信,托他们转给台湾"国防部"。
信里他自称"罪人周养浩愿跨海请罪"。
过了两个月,香港报纸上登了条小消息:"军统旧将欲返台,当局冷处理"。
1977年冬天,周养浩辗转来到深圳罗湖。
他站在铁丝网前,隔着雨雾看对岸的香港。
雨水模糊了视线,他脑子里突然冒出1943年在上海执行刺杀任务的画面。
那会儿他是猎手,现在成了猎物。
历史转了个圈,把角色调了个。
他在罗湖桥头站了一下午,最后还是转身回了北京。
1984年台湾开放探亲,周养浩第一时间去填表,结果被"有案底者暂缓"挡了回来。
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在胡同口哭喊:"我娘坟上的草,怕是有两米高了吧。"
邻居老太太看不下去,说帮他代烧纸。
他写了"不孝子周养浩"几个字,让老太太带去。
说实话,这些年周养浩也不是没变化。
他搬进崇文门南里一间10平米的平房,每月领30块钱补助。
政协文史馆让他誊写军统旧档,写到"戴笠"两个字时,他会停下来反复涂改。
1980年代末,有个外国记者来采访他。
记者问他恨不恨毛。
周养浩想了很久,说:"我亲手把很多人送进黑暗,国家却把我拉回了光里，我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特赦证。"
这话传出去,海外舆论炸了锅,有人说他被洗脑,有人说他真忏悔了。
1992年,89岁的周养浩坐着轮椅录口述史。
摄像机前他挺直腰板,掏出那张发白发脆的特赦证,红塑料皮都裂了口子。
他说:"不去了,我在这边有退休金,有医保,还有骨灰堂的一格，台湾那边,没给我留位置。"
很显然,这不是一时冲动说的话。
他让护工推着去天安门看降旗,看着国旗慢慢降下来,眼睛一直盯着旗杆顶。
他大概想起了1949年11月在重庆白公馆,自己升起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的场景。
那天凌晨他去世了。
枕边有张便签,上面写着:"感谢毛主席,给我时间认错,也给我地方改错，台湾,我不去了,那边没我的家。"
后来整理遗物,在衣柜底层的铁盒里发现一摞发黄的信,统一写着"台湾省台北县周母收",都没贴邮票。
黑白照片背面有行小楷:"妈,等我回来扫墓。"
周养浩的骨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03格,批示上写着"既往不咎"四个字。
每年清明都有不知名的老人来献花,纸条上写:"历史不是黑白的,是灰的,但灰里也能开出红的花。"
所谓归途,未必是地理上的对岸,而是心里那格放骨灰的小抽屉。
海峡很宽,装得下两百万人的乡愁;骨灰盒很小,只盛得下一句迟到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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