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官修正史打入奸臣名录，背负近千年骂名；
他不贪不腐、清廉自守，以铁血手段拓土千里，将北宋军事版图推向顶峰；
他敢当庭怒怼太后、直言新帝“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最终却死在贬所，子孙被禁入仕。
他是北宋最撕裂、最被低估的政治家——章惇。
章惇（1035—1105），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北宋中期政治家、改革家、宰相。
纵观其一生，始终站在新旧党争的风口浪尖，以强硬姿态推动变法、经略边疆、整肃朝纲，却因政治立场与后世史观偏见，成为北宋历史上评价最两极分化的人物。
一、才子风骨：拒受功名，少年成名
章惇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文采出众。
嘉祐二年（1057），章惇参加科举，进士及第，但因侄子章衡名列榜首、自己名次居下，他竟拒不受敕，愤然弃官重考。
嘉祐四年（1059），章惇再次应试，以优异成绩登科，才正式出仕。
这一行为，尽显其孤傲倔强、不甘人后的性格底色。
青年时期，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交好，同游山水、诗文唱和，是北宋文坛的一时佳话。
此时的两人尚无私怨，只因政见不同，最终在党争洪流中分道扬镳，成为政治死敌。
二、投身变法：实干能臣，荆湖开边
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立志富国强兵。
章惇认同变法理念，以干练务实被王安石引为核心干将，先后任职三司条例司、编修三司条例等职，参与新法设计与推行。
熙宁五年（1072），章惇受命经略荆湖北路，平定当地部族动乱。
他不滥杀、不妥协，以招抚与治理结合，拓境数百里，设置沅州，修建城寨、开通道路、安顿百姓，将西南边陲正式纳入中央有效管辖。
熙宁十年（1077），章惇再赴西南，招抚四十五州，稳固南疆，展现出卓越的军政才能。
与空谈道义的旧党不同，章惇是典型的实干派，注重实效、轻视虚礼，这也让他在士大夫群体中显得格格不入。
三、朝堂激辩：元祐更化，被贬岭南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等旧党，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时任知枢密院事的章惇，成为新党的最后屏障。
在朝堂之上，他据理力争，与司马光就免役法、青苗法等展开激烈辩论，逐条驳斥旧党废法之弊，言辞恳切、逻辑严密。
司马光等人理屈词穷，便以政治打压代替论辩。
最终，章惇被以“讥讽朝政”为由，一贬再贬，从知汝州一路远贬岭南，历经八年流放。
此次贬谪，让章惇深刻体会到党争的残酷，也让他日后执政时，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反击手段。
四、绍圣拜相：铁血执政，拓土强国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立志恢复父亲神宗的变法事业，下诏“绍述”，召回章惇，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主持朝政。
章惇执政后，以雷霆手段恢复新法，整顿财政、严惩贪腐、强化吏治。
同时将重心转向国防与边疆，彻底改变元祐时期割地示弱的国策。
对西夏，章惇采纳“浅攻扰耕”策略，停止岁赐、修筑堡寨、主动出击，消耗西夏国力。
元符元年（1098），章惇部署指挥平夏城大捷，宋军重创西夏三十万大军，收复战略要地天都山，打开西夏都城门户。
此战之后，西夏被迫遣使求和，北宋西北边境获得长期安定，国防形势达到立国以来最佳。
同时，章惇派遣王赡等将领西征，收复青唐，拓地两千余里，设置陇右都护府，北宋版图由此达到顶峰。
五、党争恩怨：贬逐旧党，与苏轼决裂
执政期间，章惇对元祐旧党采取严厉打击，将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苏辙等数十人贬谪岭南。
其中苏轼被远贬海南儋州，几近死在蛮荒之地。
这一行为，成为后世指责章惇“奸邪”的核心证据。
从史实来看，章惇的举措，既是新党对旧党八年打压的反击，也是为排除变法阻力的政治手段，虽严苛却无贪污腐化、无构陷弑君、不出卖国家，与传统意义上的“奸臣”截然不同。
私人情谊在政治立场面前不堪一击，曾经的挚友，沦为政敌，成为北宋党争最令人唏嘘的一幕。
六、一语成谶：反对端王，埋下悲剧结局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英年早逝，无子嗣，皇位继承成为朝堂焦点。
向太后主张立端王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章惇当庭厉声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力主立简王赵似，认为其品行端正、可承大统。
这一句直言，成为章惇的政治绝唱，也精准预言了北宋的未来。
向太后执意立端王，赵佶即位后，立即报复章惇，先罢相，再贬越州、贬雷州、贬舒州。
讽刺的是，章惇被贬之地，正是当年他贬谪苏轼的雷州。
命运轮回，令人慨叹。
七、凄凉落幕：身死贬所，子孙禁仕
崇宁四年（1105），章惇在贬所湖州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宋徽宗曾追赠章惇太师、魏国公。
但在南宋绍兴五年（1135），宋高宗为维护统治、将北宋灭亡的责任推给新法，下诏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永世不得为官。
元朝修《宋史》，以南宋史观为基准，将章惇列入《奸臣传》，与蔡京、秦桧等并列，从此钉在耻辱柱上，蒙冤近千年。
八、历史公论：奸臣，还是被抹黑的能臣？
翻遍原始史料，章惇不贪财、不徇私、不篡权、不卖国，一生以强国为目标。
执政期间，北宋财政改善、军力增强、疆域扩大，是北宋中后期最有作为的宰相。
他被抹黑的原因，只有三点：
坚持变法、打击旧党、直言皇帝。
《宋史》的评判，本质是旧党史观与南宋政治需要的产物，并非客观公论。
章惇的悲剧，是北宋党争的牺牲品，也是实干者被舆论审判的历史缩影。
他用一生证明：在重文轻武、崇尚虚礼的北宋，强硬的改革者，注定难以善终。
他不是奸臣，而是被历史误读的北宋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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