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面试从上午九点开始，三位考官轮番用流利的法语提问，问题刁钻密集。
我端坐在那张冷硬的椅子上，目光平静，始终沉默不语。
考官们眼中的疑惑逐渐变成失望，最年轻的女考官甚至用法语嘀咕：“这人是来浪费时间的吗？”
就在气氛尴尬到极点时，走廊里突然传来一个苍老却中气十足的声音，浓重的河南口音响起：“中不？这人咋样？”
我抬起头，用同样纯正的河南方言答道：“我看能成。”
二零二四年的初春，郑州的天气还有些料峭。
我叫李云川，二十七岁，揣着一张法语专业八级证书和两年的北漂经历，回到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回来的原因很简单，俺爹身体不大好，我得在跟前照应着。在北京那家小翻译公司，日子过得紧巴巴，说是翻译，其实就是个文字搬运工，看不到啥出路。
这次应聘的中原国际贸易公司，在郑州绝对是块响当当的牌子。
公司主营对非洲法语区的机械设备出口，一年的流水好几个亿。
要是能进去，工资能翻一倍不止，更要紧的是，这地方能让人看到奔头。
为了这次面试，我提前一个礼拜就开始准备，把能找到的商务法语资料、合同范本、非洲各国的风土人情，全都翻出来过了好几遍，生怕有半点疏漏。
面试约在上午九点，我八点四十分就到了公司楼下。在楼下的花坛边站了十分钟，理了理西装领带，深呼吸几次，才迈步走进那栋气派的写字楼。
人事部一个看起来刚毕业的小姑娘把我领进一间宽敞的会议室，三位面试官已经正襟危坐。
中间那位，约摸五十来岁，戴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气质儒雅，一看就是部门里管事儿的。
他左手边是个三十出头的女士，一身干练的职业套装，妆容精致，但表情有些严肃，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距离感。
右手边则是个年轻人，瞧着比我还小一两岁，眼神却格外犀利，像鹰一样来回打量我。
“李先生，请坐。”中间的儒雅男士开口了，一口标准的巴黎腔法语，不带任何寒暄，直接切入正题，“我们直接开始。首先，请用法语介绍一下您对刚果（金）矿产资源出口政策的了解。”
来了，果然是真刀真枪。我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在桌子底下轻轻攥了一下。
这个问题虽然专业，但还在我准备的范围之内。可我并没有像准备好的那样侃侃而谈。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嘴唇紧闭，一言不发。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秒。
那位主管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他以为我没听懂，便放慢语速，又换了个问题：“那么，请谈谈您对塞内加尔近期经济改革措施的看法。”
我依旧沉默，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像一潭秋水，没有一丝波澜。
我能感觉到三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身上，带着审视、疑惑，还有一丝丝正在升腾的不解。
三位考官无声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左边的女考官接过了话头，她的语速明显比主管快得多，像一连串的珠子砸在盘子上，清脆而密集。
问题从西非经济共同体的贸易法规，到具体商务谈判中的报价技巧，一个接一个地抛过来。
我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目光在他们三人脸上依次扫过，像一个局外人，一个安静的观众。
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每一秒都像在砂纸上打磨。
我能听到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咔哒”声，能听到自己沉稳的心跳。
我知道，这场特殊的考验，从我决定沉默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真正开始了。我赌的是人心，赌的是这家扎根在中原大地的企业，它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会议室里的氛围越来越凝重，空气仿佛变成了半凝固的胶水，让人呼吸都有些费力。
年轻的男考官最先沉不住气，他身体前倾，十指交叉放在桌上，用带着些许烦躁的法语说道：“李先生，您是来应聘翻译岗位的，总该向我们展示一下您的语言能力吧？我们不可能对着一个哑巴完成面试。”
他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挑衅意味。
我听懂了，但我选择忽略那份不友好。我只是对他报以一个礼貌的微笑，眼神依旧清澈，嘴巴像是被封印了一样，就是不肯吐露一个字。
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一场无声的战争。我是防守方，我的武器就是沉默。
对方的每一次进攻，每一次试探，都像石子投入深潭，激起一圈涟漪，然后迅速被我的平静所吞没。
那位戴金丝眼镜的主管显然更有城府。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射出一丝锐利的光。
他换了个策略，不再直接提问，而是开始用法语讲述一个极其复杂的商务纠纷案例。
案例涉及一家阿尔及利亚公司和一家比利时公司，合同条款错综复杂，时间线犬牙交错。他全程语速极快，各种法律和商业术语信手拈来，足足讲了十五分钟。
我听得很认真，大脑飞速运转，在脑海里勾勒出整个事件的脉络图，分析双方的责任和合同漏洞。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分析，如果放在大学课堂上，足够讲授一整堂课。
讲完后，他十指交叉，身体微微后仰，看着我问道：“李先生，请问您认为在这个案例中，我方作为比利时公司的代理，应该如何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饵。只要我开口分析，就能充分展示我的专业能力、逻辑思维和语言功底。但我没有上钩。
我的目光落在面前桌面上的那个玻璃水杯上，水面倒映着天花板上明亮的灯光，平静无波。我缓缓地、从容地端起水杯，喝了一小口温水，润了润有些发干的喉咙。
然后，又缓缓地将水杯放回原处，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我依然不说话。
“砰。”一声轻响。是女考官终于忍不住了，她把手里的签字笔往桌上一扔，带着压抑不住的火气，用法语对另外两人说：“这简直是在胡闹！我看他根本就听不懂法语，那张证书天晓得是不是伪造的！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宝贵的时间？”
她的声音不大，但在这死寂的会议室里却显得格外刺耳。我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单词都像小石头一样砸在我的耳膜上。但我脸上的肌肉没有丝毫牵动。我知道，这是更深一层的试探。如果我真的听不懂，此刻脸上应该会露出茫然和疑惑的表情；如果我听懂了，却要假装听不懂，那又该是什么反应？
我选择了第三种，也是最难的一种：平静。
一种超越了听懂或听不懂的、绝对的平静。我的平静在告诉他们，你们的任何情绪和语言，都无法影响我。
主管的眼神变得更加深邃。他显然比另外两人沉得住气。他
摆了摆手，示意女考官冷静。接着，他居然开始用法语给我讲起了故事，讲他在非洲马里工作时的一段经历。
他的语言很优美，情节也生动，就像一个老朋友在和你分享他的过往。他说到在当地遇到的一个翻译，那个翻译为了准确传达双方的真实意图，宁愿冒着得罪客户的风险，也要坚持如实、完整地翻译出那些不好听的“潜台词”。
“一个好的翻译，不仅仅要精通语言，”他用法语缓缓总结道，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更要懂得取舍，懂得坚守，懂得什么叫作分寸。”
我的睫毛，在那一刻，非常轻微地颤动了一下。但我依旧，保持着我的沉默。
墙上挂钟的时针，不紧不慢地指向了“十”。面试已经整整进行了一个小时。
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之前领我进来的人事小姑娘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几杯新沏的茶。
她一进门就感觉到了屋里那种几乎要凝固的诡异气氛，小心翼翼地把茶杯一一放在我们面前，然后像只受惊的小鹿，又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顺手还把门带上了。
新茶的雾气袅袅升起，在冰冷的空气中划出几道转瞬即逝的白痕。
年轻的男考官终于彻底失去了耐心。
他猛地站起身，在会议室里踱了两步，然后停下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用法语说：“我看真的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这人，很明显不具备我们所要求的基本沟通能力。”
他说话的时候，刻意用了“这人”（cette personne）这个略带贬义的词，语气里的不耐烦和轻蔑已经毫不掩饰。
主管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轻轻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
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只是那双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显得更加深不可测。他坐下后，主管的目光再次回到我身上，继续用法语对我说话。
这一次，他的口音突然变了。不再是标准的巴黎腔，而是带着浓重的地方特色，是一种我非常熟悉的非洲法语口音。
他在刻意模拟真实的工作场景——在非洲，很多本地客户说的法语往往带着五花八门的口音，与我们在课本上学的标准法语大相径庭。这对翻译的听力辨识能力是极大的考验。
我听得很认真，大脑的语言库在飞速检索。
很快，我便分辨出来，他模仿的是科特迪瓦阿比让地区的口音，发音中标志性的“r”音被处理得特别重，句子的语调也有一种独特的、上下起伏的节奏感。这说明他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但我依然不为所动。我只是在他说话的间隙，偶尔会点点头，像是在认真思考着什么，又像是在无声地告诉他：我听得懂，请继续。
女考官大概是去走廊里抽了根烟，回来时把笔往桌上重重一扔，用法语说：“我去打个电话，这面试实在是太荒谬了！”她说完便拿起手机，起身离开了会议室，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带着一股怒气。
现在，会议室里只剩下主管、年轻男考官和我。三足鼎立的局面变成了对峙。
主管突然放弃了法语，切换到了流利的英语，问了几个关于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问题。
见我没反应，他又换成了德语，说了几句简单的问候。最后，他甚至用发音有些生硬的日语，问我来自哪里。
我就像一尊没有感情的雕像，任凭他用各种语言轮番轰炸，始终保持着那种平静到近乎固执的沉默。
年轻的男考官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五分钟，像是想从我脸上找出一条裂缝来。
突然，他放弃了所有外语，用字正腔圆的中文，一字一顿地问：“您——到——底——想——干——什——么？”
这是面试开始以来，我听到的第一句中文。
就像在一部看了两个小时的黑白默片里，突然出现了一抹鲜艳的红色。
我缓缓抬起一直微垂的眼睑，目光第一次和他的目光正面交锋。我的嘴角，极轻微地向上扬起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但我，依然没有说话。煎熬还在继续，而我，在等待一个真正的“信号”。
不带任何感情地走到了中午十二点。这场诡异的面试，已经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
我的腰背挺得笔直，坐姿从开始到现在没有变过。对面的两位考官，脸上已经写满了疲惫。
女考官回来了，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味，脸上的表情从不耐烦变成了麻木。
她坐下后，三位考官用中文低声地、快速地交流了几句。我听到了“算了”、“浪费时间”、“汇报一下”之类的词。
最后，还是那位主管做了决定，他对另外两人说：“再给他最后十分钟。如果还是这样，就正式结束吧。”
这最后的十分钟，主管使出了最高难度的测试方式。他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真实的合同文本，递到我面前。
“李先生，这是我们公司和加蓬一家木材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
全法语的，一共五页。请您现在当场把其中关于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口头翻译成中文。”他的语气很平静，但这是一道无法回避的终极考验。
我伸出双手，接过了那几页纸。纸张很厚实，带着打印机墨水的味道。
手指轻轻摩挲着纸张的边缘，我的目光快速地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法文条款上扫过。这是一份价值三百万美元的合同，条款非常复杂。
只看了一眼，我就发现了其中有几处关键条款的表述存在着不易察觉的歧义。
比如一个关于“不可抗力”的界定，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直接翻译，在发生纠纷时，我方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这是一个陷阱，既考验翻译的精准度，也考验翻译的风险意识。
我的心跳，在那一刻，有那么一丝丝的加速。但我很快就平复了下来。
我依然没有开口。我将文件仔细地阅读了一遍，然后把它重新整理好，放回桌上，整齐地推到主管的面前。
接着，我将交叠的双手重新放回膝盖上，身体坐得更直了一些，目光平静地看着前方洁白的墙壁，仿佛那上面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东西。
这是我无声的回答：我拒绝这个测试。
年轻的男考官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耐心。他“呼”地一下站起来，椅子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
他用中文，几乎是带着一丝厌恶的口气说：“行了！别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让他走吧！人事部是怎么筛选简历的？”
他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响，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不快不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很有力量，像是穿着老式的布鞋走在水泥地上。
接着，一个声音响了起来。那声音有些苍老，但中气十足，穿透了厚重的会议室门板，清晰地传了进来。
说的是，纯正得不能再纯正的河南方言。
“中不？这人咋样？”
那声音不大，带着河南人特有的那种直爽和实在，在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格外突兀。
我的脊背，在那一瞬间，突然挺直了一些。
像是有电流从尾椎骨窜上了天灵盖。我长年在外求学工作，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么地道、这么亲切的家乡话了。
会议室里的三位考官，齐刷刷地转头看向门口，每个人的神情都瞬间变得有些紧张和恭敬。主管反应最快，他立刻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恭敬地对着门口的方向说：“董事长，我们正在……”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开口了。
从面试开始，整整三个小时，我第一次开口说话。
我用的，是同样纯正的、带着新郑口音的河南方言，回答了门外那个人的问题。
“我看能成。”
四个字，清晰，有力，带着河南人骨子里的那种坚定和实在。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得可怕。
会议室的门被从外面推开了，走进来一位老人。他个子不高，背微驼，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像鹰一样锐利。
他大概有七十多岁的年纪，脸上刻满了岁月留下的沟壑，穿着一套洗得有些发白的深蓝色中山装，脚上蹬着一双黑色的老式布鞋。
他就是刚刚在门外说话的人，中原国际贸易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张国强。
一个传奇人物。我虽然没见过他，但在准备面试时，看过不少关于他的报道。
一个凭着一股韧劲，把一个三万块起家的小摊子，做成今天年营业额上亿的跨国公司的狠人。
屋里的三位考官，包括刚才还一脸不耐烦的年轻男人，全都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齐声喊道：“董事长。”
我也跟着站起了身，目光和老人投过来的视线在空中交汇。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探究，一丝好奇。
张国强随意地摆了摆手，用河南话说：“坐，都坐下，弄恁大阵仗干啥。”然后，他也不坐主位，直接拉了把椅子，在我旁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一股淡淡的旱烟味飘了过来。
他转过头，看着我，用最地道的家乡话问道：“小伙儿，哪儿的？”
这一句问话，瞬间冲散了会议室里所有的紧张和隔阂，像冬日里的一股暖流。我紧绷了三个小时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董事长，俺是新郑的。”我用方言老老实实地回答。
“嘿！那离得不远，老家啊！”张国强脸上露出了朴实的笑容，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你爹娘身体都还好吧？”
“都好，就是俺爹前阵子身体不大舒坦，所以我才想着从北京回来，离家近点，好照应。”我实话实说。
张国强“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像是认可了我的孝心。然后，他才转过头，看向那三位还站着的考官，换成了带着浓重河南口音的普通话，问道：“这到底是咋回事？恁几个把这娃子晾在这儿三个钟头，他一句话不说，恁也一句话不说？”
那位儒雅的主管赶紧上前一步，躬着身子解释道：“董事长，是这样的。我们按照流程，一直在用法语对他进行专业能力的测试，但是……但是他从头到尾，始终不回应我们任何问题。所以我们怀疑，他的语言能力可能……”
“怀疑啥？怀疑人家听不懂？”张国强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又把头转向我，继续用方言发问，“你老实跟俺说，他们捣鼓那鸟语，你听得懂听不懂？”
“听得懂。”我用方言，一字一句，清晰地回答，“不管是标准的巴黎腔，还是带口音的非洲法语；不管是书面上的合同用语，还是口头上的俚语俗话，俺都听得懂。”
“那你为啥一句话都不吭？”老人追问道。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用方言认真地说道：“俺在等。”
会议室里又一次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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