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们，为什么爱去咖啡馆？
譬如田汉、张若谷、郁达夫、林徽因、张资平、穆时英等等，都是上海咖啡馆的常客。作家张若谷在1927年发表的《咖啡》一文写到，当时的文艺人士去咖啡馆有三大目的：一是咖啡饮料本身的刺激；二是咖啡馆方便交流座谈；三是咖啡馆有漂亮动人的女侍。
所谓女侍，就是女服务员，这些咖啡馆的女侍从基本都在20岁左右，普遍年轻、漂亮、身段姣好，而且大多都上过学，一些高端咖啡馆的女侍，还会脚踩高跟鞋，身穿西式短裙制服，再加上温柔细致的服务，起到了很好的吸引客人的效果。
当时的作家马国亮，就在《咖啡》一文中提到：“谁都知道咖啡馆的内容是专雇一班年轻的女招待，所以大多数走进咖啡店的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咖啡。”
当然，除了咖啡馆的调情氛围和女招待，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的文人们收入颇丰。
作家黄药眠曾说，他当时一个月有180元收入，而一杯咖啡只要两角钱，所以他不仅经常去喝咖啡，付钱时还直接给1元钱，不要找零，也正因如此，咖啡馆的女侍都特别喜欢他。
文人的精神归处
表面上看，这些文人们是去咖啡馆消遣，背后却饱含了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上海这样的繁华都市，这些远离了家乡故土、挣脱了传统规制的文人，在租界强权、汽车轰鸣和酒吧舞厅交织的魔都中，都是一个个无根的人，他们既看不惯土豪式的物欲横流，又失去了旧有的传统与秩序。
而既能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又充满了西方文明的象征物，还有漂亮女侍可供遐想的咖啡馆，无疑成为了文人们寻找安全感与归属感的空间。
那些穿着西式制服、好看又有修养的女侍，一方面是西方文明和现代都市的象征，另一方面，她们也是特殊的消费对象，只能处于被观赏、被审视的位置，任由那些知识分子打量、遐想。而知识分子们则成为了观察者、审视者、消费者，并以此建构了自身的主体性，完成了都市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想象，此刻，他们享用的不仅仅是咖啡，更是小资产阶级的精神幻想。
况且，知识分子在当时本就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到：“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所以，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咖啡馆，几乎就是小资产阶级和外国人的专属场所。
改革开放后咖啡市场兴起
不过，到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上海的城市风气迅速从骄奢淫逸转向勤俭朴实，价格昂贵的咖啡馆则被认为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仅大量咖啡馆生意暴跌、关门倒闭，还有的咖啡馆被收为国营。
到1966年以前，全上海的西餐咖啡馆只剩下13家，上海咖啡馆进入了几十年的低迷期，而它的再次发展，已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
20世纪80年代，雀巢咖啡进军上海，在上海的高级宾馆等场所销售；1988年，由苏籍犹太人于1934年开设的马尔斯咖啡馆，改名东海咖啡馆，在南京东路恢复营业；2000年5月，上海的第一家星巴克在淮海路开张——淮海路，就是曾经租界区的霞飞路，是二三十年代咖啡馆云集的地方。
而在2000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星巴克以平均每年新开245家门店的速度，在中国200多个城市，开设了5400多家门店，成为了大众眼中的咖啡馆标杆。
从小资符号到城市秀场
此时的咖啡馆消费，虽然还常与小资产阶级的字眼挂钩，但在市场经济、消费环境和大众传媒的塑造下，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色彩已经褪去，转而成为了审美与品味的标志。
小资情调与小资品味，通过广告、消费和社交媒体，成为了一种视觉符号和消费狂欢，曾经流行一时的青春文学、文艺青年、白领形象、Office lady风，都是当代小资的侧面反映。
当代的小资群体，经济稳定、生活休闲、追求时尚个性，喜欢穿棉质衣服，喝红酒咖啡，吃哈根达斯，爱看村上春树的作品和各类画展；而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又让他们能够更加轻而易举地塑造自我，衣食住行都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标签，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社会属性。
咖啡馆更成为了一个公开的城市秀场，每个人都可以上台“表演”，再通过自拍、P图、发朋友圈，急剧放大自己的特定标签。
对于很多在咖啡馆消磨时间的人来说，咖啡的味道并不重要，在咖啡馆这片空间里建构自己的主体身份，才是咖啡馆最大的隐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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