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柳青先生110周年诞辰。我们在此辑文，并非仅为追念一位作家，更是凝视一种将生命全然投入生活、又将生活淬炼为文学的写作姿态。亲人目光、手稿痕迹、展览现场——多重视角交织出柳青的身影：他沉入泥土，成为自己笔下史诗的第一行文字。——编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展厅中，柳青展区呈现出沉淀蓝与墨痕灰的主调。展柜内，先生书写《创业史》的手迹清晰如初：纸面上既有笔锋划过留下的遒劲痕迹，也有反复修改积淀的浓重墨块；字里行间，批注犹如星火，散落其间。
这份厚重的手稿，不仅是文学史诗《创业史》的母本，更是一幅动态的创作“心电图”，记录着一位作家如何以信念为笔、以生活为纸，完成其精神世界的宏伟构筑。透过这份手稿，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文字的锤炼过程，更是一种创作态度与人生精神的呈现——困顿中坚守、诚心中尽性、谦逊中求深。
■ 饮冰茹檗 淬炼坚韧
手稿纸面边缘磨损的毛边，仿佛还沾着皇甫村窑洞的烟火气；纸面上斑斑点点的痕迹，依稀可见油灯下熬夜疾书的身影。1952年5月，时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的柳青作出了一个令时人不解的决定：放弃北京优越的生活与职务，携家带口落户西安市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
这很像是深思熟虑后的一种精神抉择——物质享受会分散心力、消磨志向，唯有将自己置于农村的广阔天地，才能将全部能量集中于书写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大使命。这份主动的选择，在手稿中转化为一种克己修身的创作姿态。仔细端详手稿第三页，整段关于饥民的描写被粗黑线条完全覆盖，仅残留“从早到晚”“衣衫褴褛”“冷得抖擞”等词句。这是一位作家对笔下每一寸生活质地的严格苛求，对文字背后人民体温的虔敬追寻。正如他的自白：“我和工农群众有没有感情？这种感情产生于正确的阶级观点。这种观点使一个人首先发生强烈的革命的要求，而不是个人的创作要求。”（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载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柳青专集》）他将自己的创作，深深锚定在“生活的学校”之中。
于柳青而言，文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想象。他将自己活成了农民中的一员。他的心与乡亲们忧乐与共，以至于“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的选择一以贯之。1959年，《创业史》第一笔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他悉数捐给王曲公社建设农械厂。这不是冲动下的慷慨，而是“与人民一道前进”（铁凝：《与人民一道前进——新中国文艺的初心和使命》，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17日）精神的具体实践。在柳青心中，文学的位置非常明确：“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载《中外名家谈写作》编写组等编《中外名作家谈写作》）个人享受必须让位于集体事业；生活、人民，永远先于写作；塑造自己，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立传。
饮冰茹檗的生活状态使柳青褪去了知识分子的某种浮躁与虚荣。他剃光头、穿对襟袄、持陕西方言，“脚上穿着烂皮鞋，裤腿上满是泥点子，手里拿着哮喘喷雾器，没日没夜在村里和田里转”。（饶翔：《文学创作向现实主义的有力回归》，载《光明日报》2022年11月12日）物质的简朴反向滋养了精神的丰盈，使他能够“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在与土地、人民朝夕相处中淬炼出“心地一平原”的生命境界。1978年病危之际，柳青嘱托友人：“我离不开长安这块土地，离不开长安人民，我死后把我送回长安，埋到神禾原上。”（魏锋：《柳青：深入农民生活的人民作家》）生为人民写作，死愿守望创作的土地，这份生死如一的选择，正是其精神基石最坚实的证明。
■ 诚心尽性 经史如诏
手稿第四页，“早春的清晨”环境描写中，“清晨”两字先是被涂掉，在其上改为“黎明”，“黎明”又被涂掉，复改为“清晨”。这一短短的段落里几乎句句都被修改，无改动的有两句——“可以听见汤河涨水的呜呜的声音”“河水声和鸡啼声是那么优雅”。改与不改，都微观呈现出柳青的创作态度——他努力使每一个词最大限度地传递生活的质感与情感的温度。这种对文字的敬畏，与柳青深厚的经典涵养与世界眼光密不可分。延安时期，哲学家艾思奇一句“年轻人，要搞文学，就不要搞小摊摊”（雷电：《为自己的信仰，扎根土地的书写者》，载《文学报》2021年7月7日）深深影响了他，促使他将文学志向锚定在书写民族史诗的宏大坐标上。
柳青曾将作家的培养概括为需进三所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载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编者附记”）在“艺术学校”里，他系统研读中外经典，从托尔斯泰的恢宏到刘勰的精约，从《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光芒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传统。这种广博的汲取使他具备了“目极千年事”的视野，能够在世界文学谱系中定位自己的创作。他也是同时代作家中少有的具备外语阅读能力的人，对外国经典的直接研读，为其扎根中国农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参照。正因如此，他笔下的《创业史》才凭借深刻描绘中国农民内在主体性逐步确立的过程，而成为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的精神史诗。1964年《创业史》就由日本的新日本出版社完整译介，并获得学界高度评价。日本学者冈田英树曾指出，该作品“把中国长篇小说的已有水平引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日]冈田英树著、孙歌译：《长篇小说〈创业史〉——生动的农民群像》，载人文杂志编辑部，《人文杂志丛刊第一集 柳青纪念文集》）其敏锐的现实洞察、鲜活的人物塑造以及充满信念的叙事，深深打动了海外读者。
从这个视角来看，手稿中反复的精心修改的痕迹所体现的“诚心”就显得极为动人，见证了柳青“充实之谓美”的人格完成——他将自己的本性、才华、学识毫无保留地投入创作，在成就作品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实现。“尽性”也体现在柳青对“深入生活”的独特理解上。他不仅观察生活，也创造生活。当发现皇甫村各生产队牲口大量死亡时，他暂停《创业史》写作，与干部、饲养员座谈调研，执笔撰写了通俗实用的《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被县政府印成插图小册子全县发放。写作不是对生活的被动反映，而是参与历史创造的主动行动。这种将创作根植于大地、将艺术回馈于人民的循环，正是“诚”的最高境界。
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厅中展示的《创业史》手稿
■ 慎言约旨 谦逊深耕
翻开手稿，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沉入生活深处的静气。柳青的审慎，在于对每一处细节的反复体察与求证，下笔如叩问，力求得其真味。比如在描写梁三老汉的穿着时，“穿了多年的棉袄袖口上，垂着破布条和烂棉花絮子”。在“穿了多年”后，柳青增加了“没拆洗过”四个字，让棉袄增添了岁月的重量与生活的气味。这处增补，使棉袄从一件普通的旧衣物，转变为承载着人物生活史的具体见证。作者似乎不满足于勾勒轮廓，而是执意探入内部，捕捉那些决定事物本质的细微质感。一句“没拆洗过”，胜过许多外在形容，因为它直接揭示了人物的生存境况与时间在其身上的沉积方式。他增补写下这四个字时，仿佛自己正穿着那件板结的棉袄，袖口摩擦皮肤的触感、冬日里隐约散发的体味与尘垢的气息，都已在他的感官之中。用深刻的共情与内化杜绝冷眼旁观的描摹，最终，这种修养凝聚为一种高度自觉的创作伦理：对笔下的人物与生活，保持谦卑与敬畏；对每一个落下的字词，负起全部的责任。增删之间，去除了文学的浮饰，增添了生活的密度。这既是艺术的锤炼，更是人格的修行——通过无数次这样审慎的笔触，他将自己真正融入了“创业”的浩瀚史诗，成为梁生宝、梁三老汉们中的一员。
在人生践履中，柳青将这种“慎言求深”内化为“惟精惟一”的生存状态。十四年皇甫岁月，他几乎将所有精力倾注于一部《创业史》。心沉、步稳、力聚，不求数量之多，但求质量之精。这种专注，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阅读的时代尤显珍贵。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主任）
原标题：《要想写作 就先生活——柳青手稿中的人生境界》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傅小平
来源：作者：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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