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弟结婚那年，我包了六万六的红包。
红艳艳的钞票叠得整整齐齐，塞进鼓囊囊的红封里。
我在众目睽睽下递给他时，心里是有些得意的。
婚宴设在县城的老式酒楼，桌布洗得发白，菜色也寻常。
思源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接过红包时手有点抖。
他没多说什么，只是重重握了下我的手臂。
回城时，我带回来一个脸盆大的红盒子。
里面装着他给我的回礼——一个龙凤呈祥造型的花馍。
面做的，染了色，精致是精致，可终究只是个馍。
我随手把它摆在厨房的窗台上，再没多看一眼。
三年后，母亲心脏病发，需要一笔不小的手术费。
我的公司正周转不灵，那几天焦头烂额。
清理杂物时又看见那花馍，早已干硬开裂，落满灰尘。
我一股无名火起，抓起来就朝垃圾桶扔去。
花馍砸在桶边，碎裂成好几块。
一块底座裂开，露出里面暗黄色的油纸包。
我蹲下身，拨开碎屑，油纸包摸上去硬硬的。
剥开两层油纸，里面躺着一张对折的、泛黄的纸。
展开一看，我整个人僵在原地。
它在那个干硬的面疙瘩里，躺了整整三年。
01
春节前一个星期，母亲李玫打来电话。
那时我正在公司对账，年底的应收款拖拖拉拉，让人心烦。
手机震了好几下我才接起来。
“俊豪啊，”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背景音里有电视戏曲声，“今年什么时候回来？”
我揉了揉眉心：“妈，今年忙，可能回不去那么早。”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思源要结婚了。”母亲说，声音放轻了些，“日子定在正月初六。”
我愣了一下，才从记忆里捞出堂弟吴思源的样子。
瘦高个，话不多，见人总是腼腆地笑。
上次见他还是好几年前，在爷爷的葬礼上。
“哦，好事啊。”我顺口应着，眼睛还瞟着电脑屏幕上的报表。
“思源那孩子……不容易。”母亲顿了顿，“他爹去得早，淑贞一个人拉扯他。当年你读研，家里紧巴，淑贞还塞过两千块钱给你妈，让转交给你。”
我敲键盘的手指停了停。
这事我有点模糊印象，但具体细节早忘了。
“他现在做什么来着？”我问。
“还是做老本行。”母亲说，“在县城开了个小作坊，做面点。就是咱老家那种花馍、喜饼什么的。手艺是真好，可这年头，靠这个挣不了大钱。”
我“嗯”了一声。
母亲又絮絮说了些话，无非是堂弟家条件一般，婚礼怕是不会太排场。
最后她含蓄地提了一句：“你当哥的，现在条件好了，能帮衬就帮衬点。”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点了支烟。
窗外是城市璀璨的夜景，我的公司在这栋写字楼的十七层。
虽然不大，但这些年也算站稳了脚跟。
思源要结婚了。
我想了想，拿起手机给助理发了条消息，让她帮我准备一个厚点的红包。
具体包多少，我还没想好。
但母亲那句话在耳边绕。
“能帮衬就帮衬点。”
烟雾在办公室里散开，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
我和思源在老家的河边抓鱼。
他比我小四岁，跟在我屁股后面，我捞到小鱼小虾，他就用玻璃罐子接着。
太阳晒得我们满头大汗。
后来我考上大学，他中学毕业就去了面点铺当学徒。
再后来，见面就少了。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妻子发来的消息，问晚上想吃什么。
我回了个“随便”，继续对着报表发呆。
那个夏天河水的凉意，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怎么也摸不真切了。
02
我还是在腊月二十八回了老家。
妻子带着儿子提前飞去了海南度假，她不喜欢北方的寒冷和亲戚间的应酬。
我一个人开车上了高速。
越往北开，景色越荒凉。收割后的田野裸露着，灰黄的土色一直延伸到天际线。
老家县城变化不大，街道窄，楼房旧，空气里有种熟悉的煤烟味。
母亲见到我很高兴，忙前忙后地张罗饭菜。
吃饭时她又提起思源的婚事。
“淑贞前阵子查出心脏不太好，药没断过。”母亲夹了块排骨放进我碗里，“思源那孩子孝顺，挣点钱都给妈看病了。这回结婚，听说彩礼都是东拼西凑的。”
我咀嚼着米饭，没接话。
“女方家是邻县的，姑娘在幼儿园当老师，人挺本分。”母亲继续说，“就是家里也指望不上多少。”
“婚宴订在哪儿？”我问。
“就县城那个老‘聚仙楼’。”母亲说，“摆了十桌，都是至亲好友。”
我点点头。
聚仙楼我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装修，椅子腿都用铁丝绑过。
第二天，我去银行取了六万六千块现金。
崭新的钞票，捆得扎扎实实。
柜员递出来时，还多看了我两眼。
我用早就备好的大红色礼封装好，封面上用金粉写着“新婚誌喜”。
很厚的一沓，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正月初六那天，天气阴冷。
聚仙楼门口挂着褪色的红灯笼，地上有没扫净的鞭炮碎屑。
我停好车，走进大堂。
确实只有十桌，桌布是那种洗得发白的粉红色，每桌中央摆着一瓶廉价的塑料花。
宾客已经来了大半，多是中老年人，穿着朴素，说话声音很大。
思源站在门口迎客。
他穿着黑色西装，肩膀处有点空荡，衬衫领子勒得有点紧。
看见我，他眼睛亮了一下，快步走过来。
“哥。”他叫了一声，嘴角往上扯，笑容有些局促。
我拍拍他肩膀：“新郎官，精神啊。”
他的手握上来，掌心有厚茧，很粗糙。
“你能来，太好了。”他说，声音不高。
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他说作坊去年刚添了台新设备，生意还算稳定。
说这些时，他眼神里有种小心翼翼的光。
新娘子穿着租来的婚纱，站在他旁边，脸红扑扑的，一直抿着嘴笑。
伯母薛淑贞也过来了，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多话。
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但精神还好。
开席前，司仪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宣布仪式开始。
流程很简朴，交换戒指，敬茶，改口。
轮到亲友致辞时，司仪看向我：“今天新郎的堂哥，从大城市特意赶回来，咱们请梁先生说几句！”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投过来。
我整了整衣领，走上那个小小的、铺着红毯的台子。
接过话筒时，我瞥见思源期待的眼神。
“今天是我弟弟思源的大喜日子。”我开口，声音透过音响有些空旷，“我这个当哥的，没什么多说的，就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顿了顿，我从西装内袋掏出那个厚重的红包。
“一点心意，给弟弟弟妹添喜庆。”
我走到思源面前，把红包递给他。
全场静了一下。
那么厚的红包，在灯光下红得刺眼。
然后窃窃私语声嗡地响起来。
“哎呦，这么厚……”
“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
“思源这堂哥够意思啊……”
思源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他双手接过红包，手指捏得很紧，指节都泛白了。
“哥，这……这太多了……”他声音发颤。
我摆摆手，回到座位。
司仪适时地烘托气氛，说兄弟情深，说家族和睦。
宴席开始了，菜一道道上来，无非是鸡鸭鱼肉，做法粗糙。
不断有人过来敬我酒，说些恭维的话。
我笑着应酬，余光看见思源挨桌敬酒。
他走到我们这桌时，已经喝了不少，眼眶有点红。
他端起酒杯，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最后只说了一句：“哥，我敬你。”
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仰头一饮而尽。
03
婚宴散得早，不到下午三点，宾客就陆陆续续走了。
帮忙的亲戚开始收拾残羹剩饭，桌椅碰撞声不绝于耳。
我准备告辞回市里，母亲说再坐会儿，晚点有车，不安全。
思源送完最后一批客人，快步朝我走过来。
他手里捧着一个很大的红色礼盒，四四方方，扎着金色缎带。
“哥，”他走到我面前，把盒子递过来，“这个……给你。”
我接过来，入手沉甸甸的。
“是什么？”我随口问，动手去解缎带。
“就是……一点心意。”思源搓着手，眼睛看着地面。
盒子打开，里面衬着红绒布。
红绒布上，端端正正摆着一个巨大的花馍。
是真的很大，直径少说有三十公分。
做成龙凤呈祥的造型，龙和凤盘旋交错，鳞片和羽毛用剪刀细细剪出来，再一片片贴上去。
龙身染成金色，凤尾染成红色，眼睛用黑豆点缀。
做工极其精致，栩栩如生。
但在那一刻，我看着这个面做的、不能久放的东西，心里咯噔一下。
周围还没走的几个亲戚也围过来看。
“哟，这花馍做得真排场！”
“思源手艺就是好，这得做一整天吧？”
“还是老手艺有心意啊……”
议论声钻进耳朵。
我脸上维持着笑，手指在盒子边缘摩挲了一下。
“谢谢啊，思源。”我说，声音可能有点干。
思源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他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期待，又像是忐忑。
“这花馍……要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他小声补充了一句，“能放挺久的。”
我点点头，合上盒盖。
伯母薛淑贞这时走了过来。
她看看我手里的盒子，又看看思源，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终只是拉着我的手，轻轻拍了拍。
“俊豪，路上慢点。”她说着，眼睛有点湿，“常回来看看。”
我应了一声，拎起盒子，跟母亲一起往停车场走。
盒子是真沉，压得我手臂发酸。
放进行李箱时，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个花馍。
龙凤的眼睛黑黝黝的，像是在望着我。
回城的路上，母亲坐在副驾，一直没说话。
开了快一半，她才轻声开口：“思源那孩子，实在。”
我盯着前方的路，没接话。
“他为了做这个花馍，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琢磨样子。”母亲继续说，“婚礼前一晚，通宵没睡，就为了赶工。淑贞说他，结婚这么大的事，也不知道休息。”
我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手艺是没得说。”我说，语气可能有点淡。
母亲侧头看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傍晚时分，我回到市里的家。
妻子和儿子还没回来，屋子里空荡荡的，暖气开得足，有些闷。
我把那个红盒子放在厨房的岛台上，打开盖子。
花馍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面香隐隐透出来。
我伸出手，摸了摸龙的脊背。
触感坚硬，已经风干了。
站了一会儿，我找来一个保鲜袋，把花馍整个套进去，然后随手搁在厨房窗台的角落里。
窗台上有几盆绿萝，长得茂盛，叶子垂下来，刚好遮住一半。
我洗了洗手，去书房打开电脑。
邮箱里有几封待处理的邮件，数字和条款密密麻麻。
看了一会儿，我有点走神。
眼前晃过思源递给我盒子时那双粗糙的手。
晃过婚宴上那些朴素的菜肴。
晃过那个厚重的、六万六的红包。
我关掉邮箱，点了支烟。
烟雾缭绕中，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伯父还在世的时候。
他是个沉默的木匠，手艺很好，但一辈子没挣到什么钱。
有一次我回老家，看见他给思源做了一把小木枪。
削得光滑，每一个棱角都仔细打磨过。
思源拿着那把枪，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笑得特别开心。
那时候的快乐，那么简单。
烟灰掉在键盘上，我回过神来，轻轻吹掉。
窗外，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远远近近，连成一片璀璨的光海。
我起身去厨房倒水。
经过窗台时，又瞥见那个花馍。
它在阴影里，静静地卧着。
龙凤的轮廓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模糊。
04
妻子和儿子从海南回来，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
儿子晒黑了，叽叽喳喳说着海边的见闻。
妻子一边整理行李，一边问我老家婚礼的情况。
我简单说了说，提到那个花馍时，她挑了挑眉。
“花馍？就是面做的那个？”她走到厨房，看到窗台上的东西，笑了，“还挺精致。不过这东西放久了会坏吧？又不能吃。”
“说是能放挺久。”我靠在门框上。
妻子打开保鲜袋，凑近看了看，又小心地封好。
“你堂弟也真是，”她摇摇头，“你包那么大的红包，他就回个这个？好歹也该有点实际的东西。”
我没说话。
“不是我说，你们老家那边，人情往来还是老一套。”妻子把花馍往里推了推，免得掉下来，“现在谁还送这个呀？又重又占地方。”
她洗完手，擦干，转头看我：“对了，你妈说伯母身体不太好？”
“嗯，心脏有问题。”
“那思源结婚，开销不小吧？你包六万六，是不是有点多了？”妻子语气随意，“当然，你是他哥，应该的。我就是随口一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很久没睡着。
妻子在身旁呼吸均匀，已经睡熟了。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阴影。
六万六，对我来说不算伤筋动骨，但也绝对不是小数目。
我为什么要包那么多？
是因为母亲的话吗？
还是因为，我想在那些亲戚面前，维持一种衣锦还乡的形象？
又或者，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证明一些什么。
证明我比思源成功？
证明我走出了那个小县城？
黑暗中，我翻了个身。
思绪又飘回聚仙楼的大堂。
那些惊叹的眼神，那些恭维的话。
思源接过红包时，那双微微颤抖的手。
以及后来，他递给我那个沉甸甸的礼盒时，眼睛里那点微弱的光。
那光像是期待，又像是别的什么。
我当时没读懂。
现在躺在柔软的床上，空调发出低低的运行声，我忽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空了一块。
那个花馍，那个精致却廉价的花馍。
它像一个无声的质问，摆在厨房的窗台上。
接下来的日子，我刻意不去看那个角落。
工作依旧忙碌，应酬一场接一场。
有时深夜喝得微醺回家，在厨房倒水，一抬眼就会看见它。
在月光下，它像一个安静的、被遗忘的雕塑。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
母亲偶尔打电话来，会提到思源。
说他作坊生意还行，说他媳妇怀孕了。
每次挂电话前，母亲总会轻声说一句：“你有空，也给思源打个电话。”
我嘴上应着，却总是一拖再拖。
手指悬在通讯录里“吴思源”的名字上，最终还是按灭了屏幕。
说什么呢？
问他花馍吃了吗？
问他六万六花完了吗？
问他还需要帮忙吗？
这些问题，一个也问不出口。
秋天的时候，妻子清理厨房，提起那个花馍。
“都放了大半年了，扔了吧？”她说，“看着怪碍事的。”
我走过去看了看。
花馍表面已经出现细密的裂纹，颜色也暗淡了许多。
但龙凤的形态还在，依旧盘旋着，缠绕着。
“先放着吧。”我说。
妻子看了我一眼，没再坚持。
她可能觉得我有点奇怪，但也没多问。
我们的生活按部就班地向前。
儿子的功课，公司的业务，房子的贷款，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填满了每一天。
那个花馍，还有花馍背后的人和事，慢慢退到记忆的角落。
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只有春节家族群里发祝福时，思源会@我一下。
“哥，新年快乐。”
我回一句：“新年快乐。”
然后对话就结束了。
像是完成某种仪式，轻描淡写，不留痕迹。
第三年春天，母亲在电话里说，思源的女儿满周岁了。
“办了个小宴，就自家人吃了顿饭。”母亲说，“思源给孩子做了个‘长命锁’造型的花馍，可好看了。”
我听着，眼前浮现出思源低着头，用那双粗糙的手，一点点捏出面团的形状。
“挺好。”我说。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几秒。
“俊豪，”母亲的声音很轻，“思源那孩子，一直记着你的好。”
我没接话。
“上次我回县城，碰见他。他问起你，说你工作忙，要注意身体。”母亲顿了顿，“他还说，那花馍……你没扔吧？”
我心头莫名一跳。
“没扔。”我说，“在厨房放着呢。”
“那就好。”母亲像是松了口气，“那孩子手笨，不会说好听的话。但他心里，是热的。”
挂了电话，我走到厨房。
窗台上的花馍，裂纹更深了。
我伸手碰了碰，触感冰凉坚硬。
像个石头做的东西。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拉开冰箱，拿出一瓶冰水。
仰头喝的时候，眼睛还是看着那个花馍。
它就在那里，静默地，固执地存在着。
像一个被时间定格的秘密。
05
母亲的电话是在一个周三下午打来的。
我正在开会，讨论下一季的采购方案。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我按掉了。
过了一会儿，又震。
我皱皱眉，掏出手机，看到是母亲，便起身走到会议室外面。
“妈，我在开会——”
“俊豪……”母亲的声音不对劲，又急又虚，“我胸口……闷得慌……”
背景音里，有邻居阿姨慌乱的声音：“快，快打120！”
我脑子嗡的一声。
“妈？妈你怎么样？能说话吗？”
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喘息声，然后电话被邻居接了过去。
“俊豪啊，我是你王姨！你妈突然心口疼，脸色煞白，我们已经叫救护车了！”
“哪家医院？”
“就市第一医院！”
“我马上过来！”
我冲回会议室，抓起外套就往外走。
“梁总，会还没——”
“你们继续，我有急事！”
电梯下降得慢，我焦躁地按着按钮，手指有些抖。
开车去医院的路上，我闯了一个红灯。
后视镜里，交警的摩托车追上来，我靠边停下，语无伦次地解释。
交警看了我煞白的脸，摆摆手：“赶紧去，注意安全。”
赶到急诊科时，母亲已经被推进去做检查了。
王姨等在走廊里，看见我，赶紧迎上来。
“医生说可能是心梗，要做造影看看。”
我腿有些发软，扶住墙壁。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
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刺鼻，推床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护士急促的脚步声，还有隐约的哭泣声，混在一起。
我坐在冰凉的塑料椅上，手心全是冷汗。
一个多小时后，医生出来了。
“家属？”
我立刻站起来。
“病人是急性心肌梗死，右冠状动脉堵塞超过90%，需要马上做心脏搭桥手术。”医生语速很快，“手术风险有，但必须做。你们商量一下，尽快决定。”
“做，当然做。”我想都没想，“医生，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材料，钱不是问题。”
医生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去办住院手续吧，手术安排在明天上午。”
母亲被推进了监护病房。
我隔着玻璃看她，她脸色灰败，闭着眼睛，身上连着各种仪器。
那个总是絮絮叨叨、操心这操心那的母亲，此刻躺在那里，显得那么小，那么脆弱。
办好手续，我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开始打电话。
先是给妻子，让她接儿子放学后直接来医院。
然后给公司的副总，交代接下来几天的工作。
最后，我打给银行的客户经理，询问大额取现和转账的事宜。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天已经黑了。
妻子带着儿子匆匆赶来。
儿子看见奶奶的样子，吓哭了。
我抱住他，低声哄着，心里却乱成一团麻。
夜深了，妻子带儿子先回家，我留在医院陪护。
走廊里安静下来，只有仪器规律的滴滴声。
我靠在墙上，疲惫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然后我想起了钱。
心脏搭桥手术，进口材料，特需病房，术后康复……
粗粗一算，至少需要准备三十万。
我的公司最近刚接了一个大单，但客户付款周期长，前期垫资已经占用了大量流动资金。
手头的活钱，满打满算也就十几万。
缺口不小。
我揉了揉太阳穴，开始盘算能从哪里周转。
朋友？生意上的伙伴？
借钱的话，开口不易。
而且母亲后续的康复，还需要持续投入。
第一次，我感到了某种切实的压力。
它不再只是报表上的数字，而是关乎母亲的生命。
关乎这个家会不会垮掉。
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里全是破碎的画面。
母亲的背影，思源的婚礼，那个花馍，还有医生严肃的脸。
醒来时，天刚蒙蒙亮。
脖子因为睡姿不对而僵硬酸痛。
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走到窗边。
城市正在苏醒，街道上车流渐密。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我的战斗，也刚刚开始。
我深吸一口气，拿出手机，开始翻通讯录。
手指在一个个名字上划过。
张总，李董，王经理……
这些平日里推杯换盏的“朋友”，到了真需要帮忙的时候，能伸出援手的有几个？
我心里没底。
但无论如何，我得试试。
母亲的命，就悬在那里。
06
手术安排在上午九点。
母亲被推进手术室前，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
她的手很凉，没什么力气。
“别怕，妈。”我俯身说，“睡一觉就好了。”
母亲点点头，眼神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像是歉疚，又像是别的。
手术室的门关上了，红色的“手术中”灯亮起。
我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双手交握，抵着额头。
时间一分一秒地爬。
妻子陪在身边，轻轻握着我的手臂。
“会顺利的。”她低声说。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上午十一点，手术室门开了。
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
“手术很成功。”他说，“血管通了，接下来就看恢复情况。”
我整个人松懈下来，几乎瘫在椅子上。
“谢谢医生，谢谢……”
母亲被推回监护病房，麻药还没过，安静地睡着。
我看着监护仪上起伏的曲线，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回一半。
接下来是钱的问题。
手术费、材料费、住院费……账单一张张出来。
我预付了十万，但后续费用像流水一样。
公司那边，我催了几笔款，但对方总是找理由拖延。
我给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生意伙伴打电话，委婉地提到资金周转。
有的说最近也紧，有的说回头问问，但都没有下文。
人情冷暖，在这一刻格外清晰。
晚上回家拿换洗衣物，房子里空荡荡的。
儿子的玩具散落在客厅地板上，我绕过它们，走进卧室。
打开衣柜时，我瞥见角落里一个旧行李箱。
那是几年前用过的，后来买了新的，就一直塞在这里。
我想起里面可能还有些不用的东西，或许能清出来，腾点地方。
打开箱子，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道。
几件旧衣服，一些文件，还有几本相册。
我坐在地板上，随手翻开一本相册。
是儿子小时候的照片，肉嘟嘟的，笑得没心没肺。
再往后翻，居然有几张老家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很多年前的春节，在老屋门口拍的。
我，思源，还有几个堂兄弟站成一排。
思源那时候还是个半大孩子，比我矮一个头，穿着件崭新的棉袄，笑得腼腆。
照片已经泛黄，边角卷起。
我看着照片里那个瘦小的少年，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戳了一下。
他现在应该正抱着女儿，在县城那个小作坊里忙碌吧。
守着祖传的手艺，过着平淡而踏实的生活。
不会像我一样，被手术费压得喘不过气。
我合上相册，揉了揉眉心。
疲惫感从骨头缝里渗出来。
收拾好东西，我准备去医院。
经过厨房时，脚步顿住了。
窗台上，那个花馍还放在那里。
蒙着一层灰，干裂得不成样子，龙凤的形态都快看不清了。
三年了。
它就那么静静地待着，像这个家里一件被彻底遗忘的摆设。
我走过去，盯着它看。
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六万六。
我当年随手给出的六万六。
如果那笔钱还在，至少能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
可它换来了什么？
一个面做的、早已风干开裂的花馍。
一股莫名的火气猛地窜上来。
说不清是对思源的怨怼，还是对自己当年那份虚荣的恼怒。
又或者，只是对眼前困境的一种无力宣泄。
我伸手抓起那个花馍。
它比印象中还要沉，硬邦邦的，像块石头。
裂缝在指尖蔓延，碎屑簌簌落下。
我转身，朝着厨房角落的垃圾桶走去。
手臂扬起，花馍划出一道弧线。
重重砸向垃圾桶边缘。
07
花馍撞上金属桶沿，发出沉闷的碎裂声。
它没有整个掉进去，而是裂成了好几大块，散落在垃圾桶周围的地板上。
一块底座摔得最狠，从中间裂开，露出里面不寻常的结构。
不是实心的。
里面是中空的，隐约能看到暗黄色的东西。
我愣了一下，弯腰凑近。
借着厨房顶灯的光，我看清了。
底座内部被掏空了，塞着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小方块。
油纸是那种老式的、厚厚的牛皮纸色，边缘已经有些破损。
我蹲下身，手指有些迟疑地伸过去。
捡起那个油纸包，入手比想象中沉。
油纸包了好几层，裹得很紧，边缘还用细细的麻绳缠了两道。
我捏了捏，里面是硬的，像是一叠纸。
心脏莫名地跳得快了些。
我慢慢解开麻绳，一层层剥开油纸。
油纸内层有些潮湿粘连，剥开时发出轻微的嘶啦声。
最后一层揭开。
里面躺着一张对折的、颜色泛黄的纸。
纸的质地很挺括，边缘已经有些软烂。
我把它拿出来，在灯光下展开。
只看了一眼，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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