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江澈的婚事,在旁人眼里是我林晚命里撞了大运——毕竟新婚那晚,他从轮椅上站起来的那一下,把我三年的日子全都掀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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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婚礼闹到很晚,车队一辆接一辆开走,别墅外头的草坪灯还亮着,照得花瓣像一层薄薄的霜。佣人都很有眼色,收拾的收拾,撤的撤,最后连楼梯口那盏壁灯都被调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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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踩着高跟鞋站在走廊里,脚后跟磨得生疼,婚纱的裙撑卡在门框上,我一边拉一边想:明天得找个时间把这玩意儿处理掉。不是嫌贵,是真沉,像把人从肩膀到胃都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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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卧门一推开,香味先扑出来,甜得发腻。玫瑰花瓣铺满地,床头还摆了香薰蜡烛。有人真把电视剧那套搬进来,可偏偏这间屋里住着的两个人,谁都不是演浪漫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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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澈就在床边,还是那个位置,轮椅靠得很近。他今天穿了黑西装,领带早就松了,胸口那颗扣子解开,整个人看着比白天更冷,像把锋利的刀收进了鞘里,但仍旧让人不敢随便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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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头发上的发卡一根根拔下来,扔进梳妆台的小盒子里,指尖有点抖,可能是酒,也可能是累。今晚敬酒的人太多,笑得太久,脸上的肌肉都像被拉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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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一直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蜡烛芯轻轻噼啪的声音。我不太喜欢这种安静,因为太像某种等待——等我露怯,等我开口要价,等我说出那句“那三年合约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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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其实没那么多戏。

我跟江澈的开始,本来就不是爱,甚至连体面都谈不上,最多算一个人走投无路时,抓住的一根绳子。

三年前,医院的走廊冷得像没开空调的冰柜,灯是白的,墙是白的,连医生的脸都像蒙了一层白灰。林宇被推进ICU的时候,我妈在走廊尽头跪了一下,膝盖磕在瓷砖上,那声响到现在我都记得。

医生说话很快,像背公式:“骨髓移植,后续治疗,抗排异,三百万起。”

三百万,听着像个笑话。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居然是:原来命是可以这么明码标价的。

我卖画,借钱,找工作,甚至去给人做活动现场的临时翻译,一天站十几个小时,脚肿得像塞了石头。钱还是像漏水一样往外流,越补越空。我不是没想过求助,可求谁?亲戚一听到“重病”两个字就皱眉,朋友帮得了几千帮不了几十万。那段时间我晚上躺在出租屋的床上,总觉得天花板压得越来越低,像要把人活活压扁。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很礼貌,说话不急不缓:“林晚小姐吗?有个提议,你可能会感兴趣。”

我本来以为是诈骗,可我那时候已经被逼到一种境地——只要不是让我去杀人放火,我都愿意听。

见面地点是一家会所,电梯是玻璃的,往上升的时候能看到整座城市的灯像撒了一地的碎钻。可我站在里面,手心全是汗,觉得自己像被送上某种审判台。

包间里坐着江澈。他在轮椅上,西装很挺,衬得那张脸干净得过分,眉骨很高,眼神却冷得像在打量一件物品。我第一眼就明白,他不是来谈情的,他连客套都懒得做。

旁边的中年男人递给我一份合同,说得也直白:江澈需要一个妻子,三年,扮演江太太,照顾起居,配合出席场合。作为回报,林宇所有医疗费由江澈负责,三年期满和平离婚,还有补偿。

我盯着那份纸,觉得自己像站在悬崖边。跳下去不一定死,不跳下去肯定会看着林宇死。

我问:“夫妻义务呢?”

对方说得干脆:“不在合约范围内。”

那一瞬间我居然松了口气。不是因为我多清高,而是因为我害怕——害怕他用那种看货物的眼神看我身体的每一寸,然后告诉我,价码还可以再算。

我签了字。

江澈从头到尾没说几句话,只在我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淡淡丢了一句:“明天搬过来。”

那就是我进入那栋别墅的第一天。

别墅大,空,冷。黑白灰的家具,玻璃和大理石反光得刺眼。我住二楼,房间比我以前整个出租屋都大,还带画室。可那画室后来基本没怎么用过——不是没时间,是没心情。

江澈那时候的腿,所有人都说废了。医生结论,复健无望。江家长辈看我的眼神像看救命稻草又像看廉价替代品,仿佛他们少爷的人生被截断了,于是需要一个人来顶上“照顾”和“体面”这两个词。

江澈本人更难搞。

他不吵不闹,也不骂人,他就是用那种极平静的方式,把你一点点磨干净。

凌晨三点叫我起来,理由是水没了;我去倒,他说要进口矿泉水;我跑出去买,他只喝一口就放下。还有一次我在画室调色,他让人推他进来,坐在旁边看我画,像审犯人。看着看着,他拿起一罐松节油,手一歪,整罐泼上去,画瞬间废了。然后他淡淡一句:“手滑。”

我当时气得手都发麻,可我什么也没说,拿布擦地,卷起画布扔进垃圾桶,再请佣人把他推走。

我不是没脾气,我只是更清楚,吵赢吵输都没意义。合约摆在那儿,林宇的命也摆在那儿。我要是为了自尊闹翻,最后躺在病床上的人不会是江澈。

所以我就这么过着:白天推他出门、应酬、微笑,晚上背他洗漱、按摩、整理腿部护具。偶尔外面有人说风凉话,我就站出来挡一下,挡完了也不邀功。江澈常常不说话,只用那双冷眼盯着我,像在判断我到底图什么。

后来有一次商业晚宴,他的对手王总当众拿他腿说事,笑得油腻又轻蔑。我站出来回了几句,把那人怼得脸色难看。露台上风很大,江澈看着夜景突然问我:“你不觉得委屈?”

我当时笑了,笑得自己都觉得没意思:“江先生,我们拿钱办事,谈什么委屈。”

那之后他对我好像“松”了一点。不是变温柔那种松,是不再刻意刁难。偶尔我感冒,他让家庭医生来得很快;我熬夜,他会让人送热牛奶;我去医院陪林宇复查,他的车会提前等在门口。

我依旧不把这些当恩赐,也不当情分。因为我知道合同的期限像一根绳子,绕在我们之间,绷得很紧,随时会断。

可偏偏在合约快到期的时候,林宇病情反复,需要二次手术。

那晚我躲在阳台哭,哭得很轻,怕被人听见。眼泪掉下来,风一吹就冷得像针。第二天医院说,江澈的助理联系了国外专家团队,最快航班飞来会诊。

我站在书房门口,看见江澈在开会,侧脸线条锋利。那句谢谢卡在嗓子里,我最后只鞠了一躬就走。江澈没叫住我。

林宇的二次手术成功,我整个人像从水里被拎出来一样,终于能喘气。也就在这时,江家老爷子突然说要补办一场正式婚礼,说得冠冕堂皇:江澈状态越来越好,你是功臣,该给你名分。

我听完只觉得荒唐,名分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早就没那么重要,我要的是林宇活下来。

江澈没反对,于是婚礼就这么办了。

回到眼前——新婚夜,蜡烛摇,花香甜,江澈坐在轮椅上,看我像看一个即将露出本性的人。

我脱下耳环,把手腕上那只被人夸了无数次的手镯也摘了,放回盒子里。然后我走到他面前,几乎是条件反射——三年下来,早形成了习惯。

我弯腰,背对着他,声音很平静:“很晚了,我背你去洗漱吧。”

那句话说出口,我心里其实是轻的。像最后一次交班,交完了就可以散场。合约也好,婚礼也好,哪怕老爷子再想演“鹣鲽情深”的戏,三年一到,我就会走。林宇已经好了,我没必要再把自己绑在这里。

我等着他像往常一样把手搭上来。

可他没动。

空气安静得过分,我甚至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我以为他又想刁难我,或者喝多了不舒服,于是侧过脸想问一句。

就在我转头那一下,一只手按在我肩上,热得出奇。

不是轮椅扶手那种冷冰冰的触感,是人的温度,带着压抑很久的力气。

我还没反应过来,身后传来轮椅轻微的咯吱声,像金属被挪开。接着,一道影子落下来,压得我背脊一僵。

我回头。

江澈站起来了。

他不是艰难地、踉跄地站,他是很稳地站了起来,膝盖伸直,脚掌踩实,大理石地面反光,把他那双腿照得清清楚楚。那双我给他擦过无数次、按过无数次、听医生叹息过无数次的腿,稳稳当当地立着。

我脑子一下子空了,像有人往里面倒了一桶冰水,冻得发痛。

我下意识后退,后背撞在梳妆台上,碰出一声闷响。酒意瞬间散了,剩下的只有一种被人从头到脚戏弄过的羞辱感,像烧红的铁贴在皮肤上。

江澈站在我面前,比坐着的时候更高,压迫感扑面而来。他喉结滚动,眼神第一次不是冰,是一种复杂得让我陌生的东西,像愧疚,又像挣扎。

他开口,声音哑得厉害:“林晚,对不起。我不得已,骗了你三年。”

那句“骗了你三年”像一记耳光,扇得我耳朵都嗡嗡响。

我盯着他的腿,盯得眼睛发酸,忽然想起无数个夜里我弯腰背他去洗漱,想起我给他擦腿时他一动不动,想起他故意要斐济水、故意泼松节油、故意冷着脸看我狼狈。原来那些不是脾气坏,是他在看戏。

我抓起梳妆台上那杯柠檬水就砸了过去,手抖得厉害,杯子没砸中他,撞在墙上碎成一地,水溅起来,玻璃碴四散。

“你把我当什么?”我的声音尖得我自己都吓一跳,“江澈,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玩?看我像个傻子一样推你、背你、伺候你,特别有成就感是吗?”

他没躲,水点溅在他西装上,他像没感觉。他只是看着我,脸色很白,眼底一片沉。

“林晚,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我笑了一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解释你装残废装得多辛苦?解释你为了揪出内鬼,所以顺便把我也当成你实验的一部分?”

我说着说着,胸口像被什么堵住,喘不过气。三年里我所有的隐忍、所有的克制,都在这一刻变成一种荒唐。原来我最自以为是的“体面”,在他眼里可能就是“可控”“好用”。

江澈往前走了一步。

我立刻退:“别过来。”

他停住,闭了闭眼,像把什么东西往喉咙里咽下去。再开口时,他语速很慢:“三年前那场车祸不是意外。我伤得不轻,但没到不能走的程度。一年后腿就恢复了。我装,是为了把人钓出来。”

我盯着他:“那我呢?我也是你钓鱼的饵?因为我缺钱,所以我最好掌控,对吗?”

他沉默了一秒,还是说:“一开始,是。”

“够了。”我抹掉眼泪,声音冷下去,冷得像我第一次进那家会所时的心,“既然你腿早好了,我们这婚姻的基础也不存在了。我不要什么补偿,我只要离婚。立刻。”

那一晚我没再跟他争,我怕再多说一句就会彻底失控。我抱着枕头去了客房,把门反锁,坐在床边一夜没睡。窗外天一点点亮起来,我听见楼下有人走动,脚步声很轻,像怕吵到我,可越是这样,我越觉得讽刺。

第二天一早,我把手写的离婚协议放在餐桌上,摆在他平时坐的位置。字写得很用力,纸都快被划破。我坐在对面喝黑咖啡,苦得舌根发麻。

江澈下楼时没坐轮椅。他穿着居家服,走路很稳,甚至还带一点惯有的从容。那样子让我胃里一阵翻腾——原来他一直都可以这样走进来,像一个正常男人一样,而我却推着他在各个场合绕圈,替他挡嘲笑,替他撑体面。

他看到协议,脚步顿住。

我们隔着长长的餐桌对视,他先开口:“林晚,谈谈。”

我回得很快:“没什么好谈的。合约结束,我们两清。”

他说:“我没想——”

“你想不想不重要。”我放下杯子,“重要的是我不想再待在这儿。”

冷战就这么开始了。

那栋别墅大得像迷宫,我们却像两条互不相交的线。他睡主卧,我住客房。餐桌上能碰见,谁也不说话。他试过做早饭,煎蛋煎糊,面包烤焦,端到我门口。那股糊味隔着门板都能闻到,我没开门,也没动。后来画室里突然多了名家真迹,画框还带着新木头的味道,我用布盖上,继续收拾行李。

我联系律师,准备把离婚手续走快一点。江家的老爷子那边肯定不好过关,可我不怕了——林宇好了,我最怕的那件事已经过去,剩下的不过是麻烦。

偏偏麻烦来得比我想的更狠。

那天下午我跟律师通话,手机跳出一个陌生号。我接起来,对方声音粗哑,带着笑:“林晚?”

我心里咯噔一下:“你是谁?”

“别管我是谁,你弟弟林宇在我手上。”

我整个人像被人掐住脖子,声音都变了:“你胡说。”

对方不急,像在欣赏我的慌:“不信?让他跟你说句。”

电话里传来林宇的声音,明显在发抖:“姐……姐救我……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我的指甲一下子掐进掌心:“林宇!你在哪儿?”

对方把电话接回去:“听清楚了?想让他活,就按我说的做。去江澈书房,把他电脑里一个叫‘风暴计划’的文件拷出来。晚上十二点,城西废弃码头。别报警,别耍花样。”

电话挂断,我手还举着,耳边全是空响。

风暴计划。

我听过这个名字。江澈开会时提过,语气很冷,像在磨刀。他装残废这三年,八成就是为了这个反击。现在那伙人动不了江澈,就来动我,动林宇。

我站在书房门口很久,手放在门把上,怎么都按不下去。

偷文件,我能换回林宇,但我也等于亲手把刀递给敌人。那刀一旦捅出去,捅的不是江澈的公司,是他的命。可不偷,林宇怎么办?

那一刻我恨江澈,恨得牙都发酸,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做不到背叛。

不是因为我多高尚,是因为我知道那份文件一旦落到王总那种人手里,他们不会只满足于一个“计划”。他们会要更多,会要江澈彻底翻不了身,然后才会轮到我们这种普通人的下场。

我转身回房间,抓起我这些年攒下的一点积蓄和银行卡,换了身黑衣服,连口水都没喝,就出了门。

我想得很简单:我拿钱去赎人。钱不够就跪,跪不行就挨打,反正只要林宇能回来就行。

夜里城西码头风很腥,潮湿得像能钻进骨缝。废弃的仓库外面堆着烂木板,远处海浪拍岸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敲钟。

林宇被绑在一根柱子上,嘴里塞着布,眼睛红得吓人。我冲过去的时候他拼命摇头,像在让我别靠近。

王总站在旁边,身后几个人拿着钢管和刀,笑得那叫一个得意:“江太太,文件呢?”

我把包甩到地上,声音发紧:“我没拿。我带了钱,我所有的钱都在这儿,放了我弟弟。”

王总脸色瞬间沉下来:“你当我傻?没文件你就来换人?江澈那种人,怎么会让你空手出来?”

我咬着牙:“你要的是风暴计划,不是我弟弟的命。你们抓他没意义。”

王总嗤笑一声,抬手示意旁边的人:“给她看看意义。”

一个男人举起钢管朝林宇走过去,我脑子一炸,扑上去挡在林宇前面,几乎是本能。

钢管带风砸下来,我闭眼那一瞬间,以为自己后背会裂开。

可疼没来。

我只听见一声闷哼,紧接着是一个压着怒火的声音,像从黑暗里劈出来的:“你们找死。”

我睁开眼,看见江澈站在我前面,左臂被钢管砸中,整个人晃了一下,却硬生生站稳了。他身后不知什么时候涌出一群黑衣保镖,动作利落得像排练过,几秒钟就把王总那伙人围住。

王总的脸一下子白了,指着江澈的腿,结结巴巴:“你……你腿……”

江澈连看都没看他,转过身抓住我肩膀,力道大得让我疼:“你有没有受伤?”

我摇头,喉咙像被堵住,说不出话。

他松了口气,转身时眼神像刃,冷得能把人割开:“把他给我按住。还有他背后的人,一个都别放过。”

那晚的后续我记得不太清,只记得林宇被解开绑绳时哭得喘不过气,我抱着他,手抖得停不下来。江澈的左臂后来在车上就肿了起来,到了医院直接推进去拍片,骨折。

医院里还是那股消毒水味,我闻着却不像三年前那么绝望了,反倒有一种迟来的麻木。

病房里,江澈吊着胳膊,脸色很差,额角有汗。他看到我进来,眼神动了一下,像想说什么,又咽回去。

我坐在床边削苹果,刀刃刮过果皮,发出很细的声响。削完我切成小块,用牙签扎了一块递到他嘴边。他愣了一下,还是张嘴吃了。

他嗓子哑:“林晚。”

我没应,继续切。

他停了几秒,像终于撑不住:“对不起。”

我抬眼看他,没说话。

他苦笑了一下:“我知道这句没用,但我得说。以前我不信任何人。车祸那次,开车的是我最信任的兄弟。那个瞬间我才明白,原来我身边站着的人,随时能把我推下去。”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自己打着石膏的手臂上:“我装残废,是为了让他们放松,是为了把那条线全摸出来。我不想死在半路上。”

我问得很轻,却像刀:“所以你就可以把我也算进去?”

他闭上眼,声音低下去:“我承认,一开始找上你,就是利用。我看过你的资料,干净,坚韧,为了家人能豁出去。我以为你这样的人,最好掌控。”

我手一停,指尖发凉。

他继续说:“可后来我发现,你不是我想的那种‘容易掌控’。你从来不讨好我,也不求我。你只是做事,一件一件做,做到让我没地方下手。你越平静,我越心慌。”

我忍不住笑了一声:“心慌?江澈,你也会心慌?”

他看着我,眼眶发红,但没躲:“新婚那晚,我其实一直在等你跟我谈条件。等你摊牌。等你说你受够了,要多少钱才肯继续演。可你弯腰说要背我去洗漱。”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这三年有多混蛋。”

他说着,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文件袋递给我:“这是离婚协议,还有财产赠与。都签好了。你随时可以走,我不拦你。”

我打开看了一眼,数字大得刺眼,像在提醒我:你看,这就是你三年的“报酬”。

江澈声音很轻,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欠你的,不是一笔钱能还清的。但我能给的只有这些。还有……我想求你一件事。”

我看着他:“什么事?”

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像一个第一次开口讨要的人,笨拙得让人意外:“等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合约、没有交易之后,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想重新追你一次。用一个正常人的身份,用我自己。”

病房里很静,静得我能听到他呼吸变快。

我把文件袋合上,放在一边,没有拿笔。

他眼里的光像被风吹得发颤:“林晚,你——”

我没让他说完,起身端起水杯,又把药拿过来,递到他嘴边:“先把药吃了。”

他怔住,像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这句话。

我看着他,声音不高,却很清楚:“你想追我,可以。但别急着求我原谅。江澈,三年不是三天,我也不是你开个会就能说服的合作方。”

他抿了下唇,像在压住什么情绪,最后很乖地把药咽下去,喝了水。

我收回杯子,坐回椅子上,盯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我没有说“我们和好”,也没有说“我还爱你”。那些词太轻,轻得配不上这三年的重量。

但至少,从这一刻开始,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江澈站着也好,坐着也好,他终于不再躲在谎言后面跟我说话了。至于我会不会留下,那是后面的事。现在,我只想让他先把伤养好,然后我们再慢慢算账。算清楚了,才谈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