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许世友与周恩来的交往，是一段既活跃又令人感动的佳话。
一位是出身少林、性格刚烈、嗜酒如命的虎将，一位是温润如玉、举重若轻、海纳百川的良相。
他们的性格南辕北辙，却因共同的信仰与彼此的敬重，结下了近四十年的深厚情谊。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许世友，性格梗直刚烈，在军中以“敬酒”闻名。
他不仅自己豪饮，还常以“罚酒”强迫客人喝酒，甚至在桌上放个大碗，身后站个监酒的，不喝倒几个绝不收场。几位老将军对此颇有微词，最终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
周恩来知道，对许世友这样烈火般的性格，批评教育无异于隔靴挠痒，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要让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心服，要用他易接受的方式，那就是请他喝酒。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许世友到北京开会，周恩来热情相邀：“许司令呐，晚上我请你喝酒。”许世友一听，两眼放光，欣然赴约。
入席后，简朴的四菜一汤，两瓶茅台。周恩来不紧不慢地倒酒，故意用起了激将法：“许司令是老实人，可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酒量不行还吹牛。”
许世友果然中计，脸涨得通红：“总理，这是谁说的？我喝酒还从来没遇到过对手！”
“这样吧，今天就咱俩喝，你若喝得过我，就不是吹牛。”周恩来平静地说。
许世友非常豪爽笑着回应，如果他输了就给总理磕头。
酒局开始，许世友如猛虎下山，立地三杯，杯杯见底。他喝酒动作幅度大，一口一杯，气势如虹。而周恩来却从容不迫，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时而问问部队情况，时而回忆往事，好像在品茶一样。
不到一小时，许世友的第一瓶见了底。他得意地举起空瓶，却发现周恩来那瓶不知何时也已涓滴不剩。
第二瓶开启，许世友的节奏明显慢了下来，眼神开始涣散，而周恩来谈笑自若。
喝到第三瓶时，许世友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终于坚持不住，粗壮的身躯往后一仰，顺着椅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这时，周恩来站起身来，又斟满一杯，将平日里许世友劝酒的那些“豪言壮语”悉数奉还："有人喝酒，有人喝水，我请你喝酒你就这样了，太不仗义了吧？”
倒在地上的许世友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明明白白。
这是总理在用他的方式点化他。他被扶起来后，由衷地说了句："总理，我许世友服了。今后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周恩来这才语重心长地交底："同志们高兴一起喝杯酒本是好事，喝酒若强人所难，就不太合适了。"
从此以后，许世友不仅自己喝酒有节制，再也不搞罚酒那一套。这件事，许世友从不轻易对人提起，将其视为自己的“走麦城”。但晚年他曾私下表示:总理酒量很好，不是一般人可比。
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评衔工作极其复杂，既要考虑军功，又要兼顾资历、山头和现实工作需要。
许世友看到名单后，起初对自己被评为上将稍微有点个人的看法。按照他的估算，他红军时期任军长、抗战时期任旅长、解放战争时期指挥了济南战役，好像也能评个大将。
据说，最初的方案中大将名单较宽，后来压缩至十人，许世友由此被列为上将。
那段时间，许世友心里有点疙瘩，就喝了点酒。一次，他带着几分醉意给周恩来打电话，语气生硬。正巧周恩来忙于外事接待，未能及时接听。等周恩来忙完回拨过去时，许世友已经喝得酩酊大醉。
电话铃响起，许世友踉跄着接起，大大咧咧地问："谁呀？我是上将许世友！"
电话那头，传来了周恩来那熟悉而温和的声音："你好啊，我是小兵恩来。"
短短一句话，如醍醐灌顶。许世友的酒顿时醒了大半。赶到周恩来办公室后，他还在嘟囔，甚至表示自己是因为出身红四方面军。
周恩来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红四方面军功劳非常大，徐向前，王树声都是红四方面军，这跟出身没关系。
见许世友低头不语，周恩来接着说：“粟裕功劳大不大？他是个大将；萧克功劳大不大，他是上将。”
粟裕战功赫赫，在淮海战役中立下不世之功，却坚辞元帅；萧克资历深厚，在井冈山时期就是高级将领，也是上将。跟他们相比，自己那还能有疙瘩呢？许世友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
周恩来这才拍拍他的肩膀，温和地说："许将军的贡献众所周知，军衔的名额有限。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许世友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上将军衔，此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国防建设中。多年后，当他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驰骋疆场时，他一定还记得那个电话里那句“我是小兵恩来”——真正的威望，从来不是靠军衔压出来的，而是靠人格魅力赢来的。
1967年，特殊的年代里，社会氛围紧张。许世友身体抱恙，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关心他。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劝他到北京休养。
起初许世友还有顾虑，直到陈锡联也打来电话动情地说：“首长，要不是你当年，我早就不在了。”许世友这才收拾行装，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
那段时间，永福堂热闹起来，老战友们纷纷登门。周恩来更是三次亲自探望。第三次周恩来的探望最让许世友难忘，那天他正在午睡。身边的工作人员心疼他，怕打扰他休息，没敢叫醒他。
许世友醒来后得知此事，当场大发雷霆，对着助手吼道：“我和总理哪个更重要？”他不是在争地位，他是愧疚，因为总理日理万机，百忙之中抽空来看他，自己却让他吃了闭门羹。
许世友开门见山地道歉，周恩来却摆摆手：“不怪他，是我让他别叫醒你的，你得多休息。”
那一夜，两人聊了很久。从少林寺的杂役聊到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从牺牲的战友聊到新中国的未来。周恩来用他的谦和与体贴，再一次征服了这位倔强的将军。
最令人动容的，是同年10月的一个电话。
那时许世友已返回南京。一天，他刚从外地回来，推开家门，眼前的一幕让他如遭雷击：家中被洗劫，抽屉散落一地，最要命的是靠墙的那只红木酒柜，空空如也。那是他三十多年攒下的茅台、汾酒和老白干，是他的心头肉。
这位在枪林弹雨中从未皱过眉头的硬汉，那一刻竟蹲在地上红了眼眶。他抓起电话，直拨中南海。电话接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许世友再也绷不住了，对着话筒放声痛哭：“周大哥，我家被抄了！一瓶酒都没给我留啊！”
周恩来听着这位军中猛将的哭诉，先是愕然，继而有些哭笑不得。但他深知，在动荡的年月里，军人住所被冲击意味着什么。那不是几瓶酒的事，是尊严，是安全感。
电话那头，周恩来用一贯的从容安慰道：“不就是几瓶酒吗？你丢一瓶，我补两瓶茅台给你。”
一听有茅台，许世友立马收声：“真的吗？周大哥，你别骗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周恩来笑骂道。
许世友破涕为笑：“对对对，周大哥待我最好了，我明儿就去北京找你。”
这个电话，成了动荡年代里一抹难得的暖色。周恩来的那句承诺，如同一颗定心丸，让许世友感到，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翻云覆雨，他还有一位值得信赖的大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许世友听闻噩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许久没有出来。他失去的不仅是一位领导，更是那个能和他对饮三瓶、能听他酒后诉苦、能深夜促膝长谈的大哥。
晚年的许世友，依然嗜酒，但不再是当年那种霸道的喝法。医生限他每天四小杯，他就跟医生斗智斗勇，把酒藏在衣柜里、米缸里，甚至天花板的夹层里。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74岁高龄的许世友挂帅出征。临战前，他需要选一位副手。他请来了老部下刘昌毅。酒过三巡，许世友问：“还能饭否？”刘昌毅不答话，只是将碗里的肉一扫而光。
这场酒喝下去，许世友醉了一天，刘昌毅醉了两天。醒来后，许世友拍板：“副司令就是他了！”
有人觉得他喝酒选将过于草率，许世友却说：“学会打仗并不难，难的是舍命对敌。死都不怕的人，还怕喝酒吗？”这酒里，其实是九死一生的战火淬炼出的信任。
1985年，许世友病重，被诊断为肝癌。医生下了死命令：必须断酒。家人和警卫三班倒盯守。可这位老将军总有办法，趁人不备，从某个隐秘角落摸出一小瓶茅台，抿两口，再若无其事地藏回去。
10月22日，许世友走到了生命尽头。遗体整理遗物时，医护人员在门后、在天花板夹层里，找到了好几瓶未启封的茅台，还有几瓶只剩一指深的残酒。
那是老兵最后的倔强。
许世友去世后，南京突降暴雨。送别的人群中，有人低声说："老许这辈子，打了半个世纪的仗，喝了半个世纪的酒。"老百姓为了纪念他，自发带着茅台酒前来祭扫。那一瓶瓶酒，敬的是将军的勇猛，也是对他与总理那段酒缘的无言追忆。
周恩来曾以酒治病、以酒交心、以酒服人；许世友则以酒壮怀、以酒选将、以酒寄情。两人都爱酒，却喝出了截然不同又殊途同归的境界。那是儒雅与刚烈的交融，是宰相肚量与将军风骨的对话。
回望他们的往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总理与一位将军的私交，更是那一代人为了共同理想而彼此砥砺、肝胆相照的真实写照。
正如许世友自己所言：“我许世友就服毛主席和周总理。”能让一头倔驴心悦诚服，靠的不是权力，而是周恩来那颗真正装着同志、装着大局的心。
三瓶茅台喝服一员虎将，一句“小兵”点破名利迷津，一次雪夜探访温暖动荡年代，一通电话慰藉孤独心灵。这便是周恩来与许世友的往事:于无声处听惊雷，于酒杯中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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