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表哥是组织部副部长，你在缙川干了八年连个副科都没混上，你自己不觉得丢人？」
母亲在电话里哭着骂我。
我在阆云省缙川市栎阳县青霭镇党政办主任，三次提拔报告递上去，三次被组织部打回来，经办人是我亲表哥——缙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鸣章。
所有人都说我蠢，连自家亲戚的路子都走不通。
但没人知道，第三次报告被压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拨通了一个存了两年的号码。
01
二零一七年八月，我从阆云省委党校毕业，被分到缙川市栎阳县青霭镇。
报到那天下着雨，镇政府的院子里积了半尺深的水，一只拖鞋漂在传达室门口。
带我去办公室的副镇长姓吴，五十多岁，头发快掉光了，走路时裤腿卷到膝盖。
他指着一间六平米的屋子说：「小陆，你先在党政办干着，有啥不懂的问老周。」
老周是党政办的老科员，在镇上干了二十年，见我第一面就问：「听说你表哥是市里组织部的？」
我说是。
老周笑了笑，那种笑我后来见过很多次——带着点羡慕，带着点算计，好像在估量我这个人值不值得提前投资。
我没接话，放下行李就去翻桌上积压的文件。
青霭镇是栎阳县最偏的乡镇，辖十一个行政村，常住人口两万三，年轻人走了大半。
镇上的工作琐碎而密集——低保核查、土地纠纷、危房改造、秸秆禁烧，什么都要管，什么都管不彻底。
我在党政办负责材料、信访、会务，三个人的活一个人干，因为另外两个编制常年被借调到县里。
头两年我几乎没怎么回过家。
最忙的一次是二零一八年汛期，青霭镇北边的竹山村发生山体滑坡预警，我从夜里十一点开始挨家挨户打电话，嗓子打到说不出话，用手机发短信催最后三户不肯走的老人。
天亮的时候，一百一十七人全部转移到安置点，没有一个伤亡。
镇上开总结会，表扬了带队上山的副镇长吴东来，表扬了村支书，表扬了民兵连长。
没有人提到是谁在办公室打了一夜的电话。
我不觉得委屈，基层就是这样，做事的人多，被看见的少。
但我不知道的是，「不被看见」这件事，后来会变成一把反复捅向我的刀。
我的办公桌有三个抽屉，最下面那个上了锁。
里面放着一个黑色的U盘，我偶尔会打开抽屉看一眼，然后锁上。
没人问过那是什么。
02
二零二零年春天，青霭镇党委书记换了人，新书记叫魏国平，从县住建局过来的，做事利索。
他翻了我三年的材料，又看了我起草的几份调研报告，把我叫到办公室说：「陆则远，你在镇上干了三年，群众测评年年前三，材料功底也扎实，今年副镇长有个空缺，我报你上去。」
我说谢谢书记。
心里知道这件事不简单。
提拔副科级干部，镇里报县里，县里报市委组织部，由组织部干部一科审核、部务会研究、报常委会审定。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鸣章，分管的就是干部一科。
我和贺鸣章是姑表兄弟，他母亲是我父亲的亲姐姐。
贺鸣章比我大九岁，一路从团市委干上来，三十八岁就当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是缙川官场公认的「少壮派」。
逢年过节家里聚会，亲戚们说起贺鸣章都是一脸骄傲，说起我都摇头：「则远什么时候也能出息点。」
那年春节，我去表哥家拜年。
贺鸣章住在缙川市机关小区，一百四十平的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客厅里挂着一幅字——「宁静致远」。
饭桌上七八个人，贺鸣章坐主位。
我提了一嘴，说书记想推荐我提副镇长。
表哥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笑了。
「则远，不是哥不帮你。」他说，「你那个资历，提上去别人怎么看我？人家会说贺鸣章以权谋私。你再沉一沉，时候到了，哥自然会替你考虑。」
姑姑在旁边连连点头：「你哥说得对，他在那个位子上不容易，你别给他添麻烦。」
满桌的亲戚都附和。
我母亲坐在角落没吭声，但我看得出她脸上挂不住。
饭后我帮着收拾碗筷，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
那份提拔报告，后来果然石沉大海。
魏国平书记去市里问过一次，组织部干部一科的回复是：「材料暂存，待研究。」
魏书记没再说什么，但从那之后看我的眼神带了一层复杂——像是同情，又像是无奈。
镇上的消息传得快，不到一周，所有人都知道陆则远的提拔黄了。
老周端着茶杯路过我办公室，门都没进，站在门口说了句：「小陆啊，有些事光靠埋头干活是不行的。」
我笑了笑，没接话。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打开手机浏览器，在阆云省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上找到了举报电话。
我把号码存进通讯录，备注名写的是一串数字。
然后关了手机，睡觉。
03
二零二一年，栎阳县启动新一轮干部调整。
这一次不是书记推荐，是组织部主动下来考察——栎阳县要配两个副科级岗位，市委组织部安排干部一科到各乡镇摸底测评。
考察组来青霭镇的那天，我负责会务安排，订盒饭、搬桌椅、准备材料。
群众测评结果出来，我排第一。
领导测评，我排第二。
综合排名，全县乡镇序列第三。
我以为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但一个月后公示名单出来，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两个被提拔的人，一个是邻镇的党政办副主任，在基层才干了两年；另一个是县农业局的科员，考察测评排名在我后面四位。
魏国平书记去县委组织部问，得到的答复是：「市里统筹安排的，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
我打了个电话给贺鸣章，想问问到底什么原因。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贺鸣章的声音很平淡：「则远，你别急，时候还没到，组织上自有考虑。」
「表哥，我群众测评排第一。」我说。
「群众测评只是参考。」他说，「综合考虑的东西很多，你在基层多磨炼磨炼不是坏事。」
然后挂了。
这件事在镇上传开后，性质变了。
以前大家只是觉得我「有关系但不会用」，现在变成了「他一定有什么问题，不然组织部副部长的表弟、考察第一都提不上去，你品品」。
没有人当面说，但食堂打饭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前后的人在压低声音。
有一次去县里开会，隔壁乡镇的一个同龄人拍我肩膀说：「则远，要不你直接找你表哥谈谈？实在不行送点东西，该走动走动。在体制内别太清高了。」
我说：「嗯，我再想想。」
那段时间，我每天照常上班、下乡、写材料。
镇上有一个信访积案，是竹山村的老人周德发，他的宅基地被村里多年前划给了别人建房，来回告了七年没结果。
这个案子在镇里像个烫手山芋，谁都不想碰。
我主动接了下来。
三十七趟，我跑了三十七趟。
去县国土局查档案，去村里丈量实地，找当年经手的村干部做笔录，协调住建站出具鉴定意见。
最后的解决方案超出了镇一级的权限，我起草了一份请示报告往上递了三次，协调县里三个部门联合会签，给老人重新划了一块宅基地并补偿了建房损失。
周德发收到通知那天，拄着拐杖到镇政府来，站在院子里哭了半天，拉着我的手不撒。
这个案子后来被市里评为「信访积案化解典型」。
通报表扬上写的是：「栎阳县青霭镇党委政府。」
没有我的名字。
同一年，我利用晚上的时间写了一份《青霭镇乡村产业振兴三年规划》，四易其稿，被县里当作全县示范转发到各乡镇。
文件抬头写的是：「栎阳县青霭镇党委。」
也没有我的名字。
母亲那通哭着骂我的电话，就是在这之后打来的。
她说：「全村人都笑话我，说我儿子在那边干了四五年，还是个办事员，你表哥当那么大的官你都不会求人，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我说：「妈，我知道了。」
母亲说：「你到底知道什么了？你啥都不知道！你过年回来给你表哥磕个头都行，人家帮你一把你下半辈子不就有着落了吗！」
我说：「妈，我真的知道了。」
她还在哭，我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凌晨一点，写完一份应急预案，关电脑之前打开了抽屉看了一眼那个U盘。
然后锁上。
04
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机会来了。
栎阳县墨竹镇副镇长辞职考公去了外省，空出一个实职副科。
这种情况下，按惯例应该从全县乡镇序列中择优选拔。
魏国平书记第三次帮我报了上去。
这一次他做了更充分的准备——提前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承乾通了气，周部长亲口说：「陆则远的情况我了解，群众基础好，能力也有目共睹，这次应该没问题。」
我心里其实没抱太大希望。
但魏书记很认真，他说：「则远，你这次再上不去，以后在青霭镇就真的废了，不是你的能力问题，是别人不会再信任组织了。」
材料报上去了。
一周后，魏国平去市里开一个会，顺便到市委组织部找干部一科了解进度。
他回来的时候脸色铁青。
那天下午，他叫我到他办公室，把门关上。
坐了很久，才开口：「则远，你表哥贺鸣章的原话是——'他不适合走得太快，基层经历还不够扎实'。当时在场的还有干部一科科长李某和副科长张某，两个人都没说话。」
我说：「书记，我理解。」
魏国平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我尽力了。」
我说：「我知道。」
我没问「为什么」。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第一次被压，我可以说服自己是资历不够。
第二次被压，我可以说服自己是时机不对。
第三次，连帮我说话的县委组织部长都绕不过他，这已经不是「什么时候提拔」的问题了。
这是「不允许你被提拔」。
更狠的一刀在后面。
十月底，栎阳县开全县干部大会，主题是干部队伍建设年度总结。
市委组织部派人出席指导，来的就是贺鸣章。
他坐在主席台上，西装笔挺，面前摆着话筒和一杯茶。
我坐在下面第六排靠边的位子，手里拿着一支笔，准备记录。
贺鸣章讲了四十分钟，都是些组织工作的套话。
但在点评基层干部队伍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他说了一句：「有些同志在基层时间不短了，但始终没有获得组织认可，不要怨天尤人，要多从自身找原因。不是组织忘了你，是你自己还没准备好。」
会场没有人说话，但我感觉到周围有几束目光转向了我。
旁边坐着的另一个乡镇的副书记低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转回去。
贺鸣章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继续说下一段。
我把笔放下了，没再记。
散会后人群往外走，走廊里嘈杂。
有人跟我打招呼，我点了点头，记不清对方说了什么。
走到院子里，我站住了。
掏出手机，翻通讯录，翻到那一串数字。
看了几秒。
把屏幕关了，走了。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没开灯，坐在床边想了很久。
八年了。
05
二零二三年二月，一个消息在缙川市官场迅速传开——省委第三巡视组将于三月中旬进驻缙川市，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常规巡视，重点方向是干部选拔任用和基层治理。
这是每隔几年的常规轮次，但每一次都能让一批人紧张。
消息传到青霭镇那天，我正在整理年度信访台账。
魏国平书记进来跟我说了一嘴：「则远，省巡视组要来了，你把镇上三年的信访资料汇总一下，可能会抽查。」
我说好。
接下来一个月，关于巡视组的消息陆续传来，都是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谁跟谁在饭局上说的，谁在哪个会上听到的。
其中有一条跟贺鸣章有关。
是隔壁镇一个副书记跟我们镇纪委书记喝酒时说的，镇纪委书记又跟魏书记说了，魏书记没瞒我：「听说你表哥最近状态不太对，频繁找人吃饭，电话比平时多了三倍，好像在忙着协调什么。」
我没接话。
魏书记看了我一眼：「你心里有数就行。」
三月十五日，省委第三巡视组正式进驻缙川。
全市干部大会在市委礼堂召开，市四套班子全体成员出席，各县区主要领导参加，基层单位派代表列席。
我作为青霭镇的代表，坐在礼堂最后几排。
巡视组组长叫沈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据说是省纪委老干部出身，在省委巡视机构干了十几年。
他的讲话很短，不到十五分钟，大部分是例行要求——「请各级各单位积极配合，如实汇报，巡视组设有专门信箱和接待电话，欢迎干部群众反映情况。」
但有一句话让礼堂安静了一瞬。
他说：「这次进驻之前，巡视组已经收到了大量来自基层的群众来信和干部来信。数量之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他停了一下，目光平静地扫过台下。
我注意到坐在第二排的贺鸣章端起水杯准备喝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手停在半空。
只停了一秒，然后继续抬到嘴边，喝了一口。
但那一秒，我看见了。
巡视组进驻后的第一周，主要是调阅资料、听取汇报、组织座谈。
到了第二周，开始安排个别谈话，范围涵盖市级机关和各县区重点单位。
谈话名单是保密的，但是谁去谈了，中午在食堂大家都看得到——去了的人回来都沉默寡言，没去的人交头接耳。
第三周，巡视组下沉到县一级，开始在各乡镇安排座谈和谈话。
到栎阳县的是巡视组的第二小组，由巡视组副组长带队。
但来到青霭镇的那天，座谈刚结束，一辆黑色的中巴车又开进了镇政府的院子。
从车上下来的是巡视组组长沈恪本人。
魏国平赶紧出去迎接，沈恪摆了摆手：「不用安排，我随便看看，顺便找几个同志单独聊聊。」
他报了三个名字，第二个是我。
谈话安排在镇会议室，门关着。
沈恪对面只坐了一个记录员。
他让我先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了几个关于基层治理的常规问题。
我一一回答了。
然后他忽然换了个话题。
「陆则远同志。」他合上面前的笔记本，看着我，「栎阳县近三年的干部调整情况，你了解多少？」
这个问题超出了一个镇级干部该被问的范围。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弯腰从椅子旁边拿起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打开，抽出一沓大概二三十页的材料。
他把材料正面朝上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这份材料。」他说，语气很平，「署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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