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直面当代全球学术圈，特别是深受“名教面子”文化影响的华人学术社群，在量化评估体系下所陷入的深层文明悖论。作者以“金玉霉”三矿为喻（“金矿”喻原始颠覆创新，“玉矿”喻可计量产出，“霉矿”喻学术不端），类比《金瓶梅》之写实与《红楼梦》之写梦，剖析“计量暴政”如何将学者从“求真之道者”异化为“学术牛马（即科民工）”，将学术管理者异化为“包工头”，使学术活动沦为一场追逐“帽子”、排名与面子的“名望游戏”。严谨论证揭示，当前学术生态所呈现的，是一种“技术大进步”与“文明大停滞”并存的“大跃进步”幻象：论文专利等“术”的层面狂飙突进，而思想原创性等“道”的层面却可能陷入“大衰逃亡”的危机。作者以科学社会学为经，文化比较为纬，深入解析“可计量性崇拜”现象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底层逻辑：东方“名教”传统与量化排名的高度契合性，及其对“里子”（实质贡献）的挤压；西方学术自治传统对“计量暴政”的相对缓冲及其自身困境。最终，本文提出超越“计量暴政”与“人治沦落”二元困境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基于“学术表型”价值判断、强化同行评议共同体自治、并辅以法治保障的“新学术契约”，以期推动学术文明与社会文明实现从“外卷名望”到“内求真理”的范式跃迁：构建兼顾“名实”、平衡“东西”的多元治理智慧，引导学术文明从“指标的狂欢”回归“思想的静默生长”，实现真正的进步而非“内卷式繁荣”。
一、引言：当象牙塔变成名利场，学者成了“科民工”
公元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人类知识殿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奇观：一边是灯火通明、数据奔流的实验室，论文发表量如指数曲线般昂扬向上，俨然一场知识生产的“大跃进步”；另一边，无数殿堂中最聪慧的大脑，却面容疲惫，在“非升即走”的倒计时中，将灵感的火花掐灭，转而去雕琢另一篇符合期刊模板的“玉白菜”。更有甚者，在逼仄的生存压力下，将手伸向数据的幽暗角落，制造一经曝光即速朽的“霉变”篇章。
这不禁令人想起两部古典奇书：《金瓶梅》写尽尘世中人在欲望与名利的酒色财气里“醉生梦死”；《红楼梦》则描绘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在精致的礼仪与排场之下，掩盖着无可挽回的衰亡命运。今日之学术界，是否也在上演一出新时代的“金玉霉”梦？学者们追逐的，是《金瓶梅》式的、即时可量化的“名望”狂欢（发表数、影响因子、人才帽子），而在这一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华背后，是否也如大观园般，面临着原创思想“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大衰逃亡”危机？
类比《金瓶梅》绘尽尘世欲望的鲜活与沉沦昔的，而今学术众生相演“金玉霉”，道尽象牙塔内“名、利、位”的追逐与异化。这“金玉霉”三字，并非香艳小说，而是当代学术圈一幅辛辣的自我写照：“金矿”，乃“从0到1”的真理金脉，是牛顿、爱因斯坦、杨振宁们曾孤独勘探的圣地，通往诺贝尔奖的幽深矿道。然其勘探周期以十年计，失败风险高过九成，在当下“计工分、算KPI”的学术生产队里，属于“不划算”的战略投资。“玉矿”，则是“从1到N”的论文玉石矿。这里人声鼎沸，学者们如同兢兢业业的“科民工”，挥舞着标准化研究镐，开采、打磨、抛光出一篇篇符合国际期刊“4C标准”（引用、期刊、合作者、项目）的“玉白菜”。产量惊人，堆砌出耀眼的学术GDP，然其内核的创新成色不高，且往往随着产量的激增而稀释。其中，部分科民工因严重内卷化过劳而步入早衰死亡队列。“霉矿”，是欲望与压力催生的黑暗地带。当“玉矿”竞争内卷到极致，部分“矿工”在“不发表就出局”的生存恐惧下，开始大冒险——数据造假、抄袭洗稿、买卖论文，产出的是看似光鲜、实则腐朽的“学术霉变物”。一旦曝光，便是“撤稿囚标”加身，学术生命瞬间“霉烂”为“文犯罪人”。
在这场全球性的学术“大生产运动”中，一套名为“文献计量学”的评估体系，扮演了至高无上的“工分计量法”。H指数、影响因子、引用数、人才“帽子”等级……这些数字如黄金枷锁，将学者牢牢锁在“发表-晋升-拿项目-再发表”的循环流水线上。学术管理的逻辑，则日益趋近于“包工头”模式：设定KPI，分发资源（经费），验收成果（论文），依据“工分”论功行赏。于是，一个尖锐的文明诘问浮现：这种以“计量暴政”驱动、以“名望游戏”为表、催生海量“玉白菜”却可能扼杀“金种子”的学术生态，究竟标志着学术文明的“大跃进步”，还是一场集体无意识的“大衰逃亡”？与之伴生的社会文明，又在“面子”与“里子”、“名教”与“实学”的撕扯中，走向何方？
本文试图穿越这“金玉霉”的迷雾，以科学社会学为镜，以文明比较为尺，解析这场学术“名望游戏”的底层逻辑，并探寻那条介于“量化暴政”与“人治沦落”之间的、通往真正学术创造的“第三道路”。
二、文明的尺度：何进步？何退化？
2.1学术文明的“质”与“量”
学术文明的核心进步，在于人类对自然、社会与自我的认知边界的有效拓展，以及解释与预测世界之范式的革新。它表现为“金种子”的萌发：新概念的诞生（如“基因”、“量子”）、新范式的确立（如进化论、相对论）、新领域的开辟（如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其核心驱动力是未被功利完全驯化的好奇心、挑战权威的勇气以及允许长期失败的自由。反之，学术文明的退化，则非指知识总量的减少（信息时代总量注定膨胀），而在于知识生产活动的异化：当生产“知识”这一活动本身，从实现认知超越的“目的”，降格为换取资源、地位、名望的纯粹“手段”；当学者共同体从“求真者的共和国”，蜕变为“指标打工人的集中营”。此时，纵有海量“玉白菜”产出，也只是在既定范式内的“内卷式增长”、甚至可能是“有增长无发展”的“学术肥胖症”。
2.2社会文明的匹配镜像
学术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尖端映照与智力引擎。一个健康的社会文明，应能为“金种子”的孕育提供时间容忍、风险缓冲与文化敬意。当社会陷入普遍的短期绩效焦虑，将一切价值（包括学术价值）快速货币化、指标化时，便会传导压力，迫使学术体系追求“短平快”的显示度。社会对“帽子”与“排名”的集体崇拜，与学术界的“指标竞赛”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标志着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全面侵蚀。此时，社会可能在物质与技术层面“进步”，但在精神气质与长远创新能力上，已显“退化”之虞。
当探索真理的“士人”蜕变为计件劳动的“科民工”，当学术领袖异化为追逐指标的“包工头”，我们不得不问：这究竟是学术文明高歌猛进的“大跃进步”，还是一场深刻而静默的、指向内核空虚的“大衰逃亡”？与之共舞的社会文明，又进步或退化至何种境地？尤其在这片深受“名教”文化浸润的土地上，“好面子”的传统与“计量暴政”的现代形式媾和，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而若矫枉过正，彻底抛弃“法度”（计量），是否又会迅速滑入“人情”与“人治”的泥潭？为此，穿梭于古今中西之间，以科学逻辑为刃，解剖这场文明切片中的复杂病理：何为进步？何为退化？
三、“大跃进步”的幻象：技术狂飙与思想沉寂的文明悖论
从纯然的数据指标看，当代学术，尤其东亚及部分追赶型学术共同体，无疑处于一场“大跃进步”之中。其“术”的层面狂飙突进，表现：1）产量爆炸：SCI论文发表数、专利申请量、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贡献值等连年攀升，稳居世界前茅。“玉白菜”的丰收，构成了学术大厦耀眼的地基。2）设施跃进：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性能计算中心如雨后春笋，硬件水平直追甚至局部领先国际。“矿场”的规模和装备今非昔比。3）国际排名攀升：大学在世界各类排行榜上位次稳步前进，“帽子”学者数量成为彰显学术实力的重要勋章。这一切，似乎描绘着一幅科技强国、学术兴盛的壮丽图景。
然而，若我们将评估尺度从“数量”与“规模”，转向科学哲学所关注的“认识论增量”与“范式变革力”，画面则变得复杂、乃至晦暗。犹如思想原创性等“道”的层面，则表现为即“大衰逃亡”的潜流：
*“金种子”稀缺：如前所述，代表原始创新、能开辟全新领域的“从0到1”或颠覆性“从-1到1”的工作，依然稀少。学者们理性地规避高风险探索，将智慧集中于“可发表”、“易考核”的常规增量研究上。这好比一个建筑队，砖瓦（论文）堆积如山，但缺乏独特而突破的建筑设计图纸（理论框架）。
*思想同质化：“计量指挥棒”指向哪里，千军万马就冲向哪里。研究热点高度集中，方法趋同，观点重复，形成学术“内卷红海”。反之，独立思想与批判性思维在生存压力下萎缩。
*学者“工人化”：“科民工”一词虽显尖锐，却精准刻画了部分学者的生存状态：为课题项目打工，为指标工分生产，为“帽子”职称奋斗。科学探索最初的好奇心、惊奇感、自由感、和智识愉悦的探索欲，被异化为绩效考核下的重复性劳动与内卷性焦虑。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致使精神的耗损与创造力的枯竭，是数据无法反映的“隐性衰败”。
*伦理底线的冲击：“霉矿”的滋生，是学术生态恶化的最危险信号。它不仅是个人道德的失守，更是评估体系压力突破学术共同体自律底线的体现，侵蚀着学术公信力的根基。
总之，当前的学术文明，呈现一种深刻的“悖论性存在”：在“术”（技术、方法、产出效率）的层面高歌猛进，成就斐然；在“道”（原始思想、理论建构、范式革命）的层面，则可能面临活力衰减、重大突破难以为继的“沉寂”风险。这并非全面的“大衰亡”，但的确是一种结构性失衡下的“选择性衰逃”——对艰难真理的探索在集体理性选择下被“大逃亡”，对可计量成功的追逐则在制度激励下“大跃进”。其实，文明的整体高度，不仅取决于其基座（玉白菜）的体量，更取决于其塔尖（金种子）的高度与独特性。
四、名教的枷锁：东方文化语境下的“面子”与“里子”之战
学术“计量暴政”之所以在华人社会等东亚文化圈呈现出尤为极致的畸形之态势，并深刻内化为学者的行动逻辑，离不开其深层的文化心理土壤——“名教”传统。
“名教”何为？简言之，即高度重视“名分”、“名位”、“名声”的社会规范与文化心理。它源自儒家“正名”思想，强调社会角色、等级秩序与外在评价的重要性。在此文化中，“面子”（社会声誉、他人看法）往往具有不亚于、甚至超过“里子”（实际才能、内在品质）的行动驱动力。这与计量排名的“天作之合”：现代学术评估的量化排名体系（期刊分区、大学排行榜、人才帽子梯队），恰恰为“名教”提供了空前清晰、精确、可操作的“名位刻度尺”。一篇《Nature（自然）》论文是“大名”，一个“杰青”头衔是“高位”，高校排名提升是集体“荣光”。追逐这些可量化的“名”，就成为学者个人实现价值、机构彰显政绩的最直接路径。“名教”的内在欲望，与“计量暴政”的外在规则，在此形成了强大的共谋与共振。于是，“面子”就有了数据支撑，“帽子”就成了硬通货。
“里子”的失落：当学术价值被简化为追逐这些外在的、可比较的“名”时，研究本身的内在价值（“里子”）——即元问题是否真重要、探索是否真深入、思想是否真原创——就容易在喧嚣的排名竞赛中被边缘化。学者可能更关心“这研究能发什么级别的刊”，而非专注“这研究究竟解决了什么根本问题”；机构更热衷“引进多少有‘帽子’的人”，而非“是否营造了让人才潜心探索的环境”。此即“名”对“实”的挤压，“面子”对“里子”的胜利，即成功的“逆淘汰”。
这与西方学术传统确有显著差异。西方固然也有声誉竞争，但其现代科学精神内核中，“为知识而知识”的希腊传统、基督教“为上帝荣耀而探索”的动机、以及近代以来对“个人智力冒险”的推崇，使得西方文化对“实质性贡献”（学术表型）的追求，让学者共同体自治的“学术共和国”理念、以及基于同行评议的“实质贡献”判断，至少在理想层面拥有更强的内在合法性，构成了对抗纯粹量化指标的缓冲垫。当然，西方绝非净土，“要么发表，要么灭亡”的压力同样存在，只是其与“名教”的耦合度比较低，表现形式与激烈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名”更倾向于在长期、小范围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且基于对“里子”（工作质量）的认可而缓慢积累构建的（如诺贝尔奖的滞后颁发）即名副其实、名至实归。反之，东方的“名”，则更容易与外部、短期、可量化的指标直接绑定，形成快速流动的“名望市场”。这是因为“计量暴政”与“名教文化”一拍即合，形成刚性闭环：追逐指标以获取帽子→戴上帽子以赢得面子与资源→利用资源生产更多指标以巩固名位。学者的价值，被简化为在这场“名望游戏”中的积分与段位。学术探索的“里子”（思想深度、原创性），因其难以被快速计量和赋予“名分”，便在“面子”的挤压下不断萎缩。“虚伪的面子”战胜了“实在的里子”，这正是“名教”异化在学术界的现代表演。
五、两难困境：废除“计量暴政”，就会坠入“人治沦落”吗？
“计量暴政”是一种全球性疾病。其病理在于“古德哈特定律”：一旦一个指标成为目标，它便不再是好的指标。当H指数、影响因子等成为学术世界的“通用货币”，它们便诱使学者从“解决问题”转向“优化指标”。全球学术管理陷入一种“理性的疯狂”：用越来越精细的指标，去管理本质上难以完全量化的创新活动。这导致了前文所述的系统性“舍金逐玉”，甚至“望霉止渴”。此“病毒”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引发了尤为剧烈的症状，原因在于其与本地深厚的“名教”文化土壤高度契合。
当面对“计量暴政”的弊端时，一个自然的反动是呼吁废除量化指标，回归定性评价。但，这立刻引发另一个深切忧虑：在缺乏深厚学术自治传统和健全法治保障的环境中，废除相对“客观”的数字，是否会立刻滑向更不透明、更任人唯亲、关系主导的“人治沦落”？是否会从“数字枷锁”跳入“人情泥潭”？这一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它指出了学术评价的核心矛盾：如何在避免简单量化扭曲的同时，确保评价的公正性、专业性与可问责性？
完全依赖少数权威的“人治”，易滋生学阀、圈子文化，压制学术新锐与非主流思想。而完全依赖量化指标的“数治”，则导致目标异化、创新萎缩。这并非东西方科学文化之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人类学术治理面临的共同挑战。西方相对成熟的学术共同体自治与终身教职等制度，是其平衡“数治”与“人治”的历史产物，但也非完美、且正面临商业排名和绩效文化的冲击。
六、破局之道：寻求“名实相副”的多元治理智慧
真正的出路，在于超越“计量”与“人治”的二元对立，走向一种兼顾程序正义与实质理性、平衡“名”与“实”的多元学术治理范式。这需要制度、文化与技术协同演进。
6.1制度革新：构建“分类评价”与“长周期信任”机制
*“金玉分评”：建立截然不同的评价通道。对以跟踪、应用为主的“常规科研”（“玉矿”），可保留部分经过改良的计量参考。但对旨在原始创新、范式变革的“探索科研”（“金矿”），必须实行以“代表作”和“深度同行评议”为核心的“学术表型”评估，彻底摒弃数量与期刊等级考核。设立国家层面的“高风险探索基金”与“学术休伊年”制度，为“金矿”勘探者提供“十年不鸣”的土壤。
*“帽子”去枷锁：弱化“人才帽子”与永久性资源、待遇的刚性绑定，将其转化为“项目性奖励”或“荣誉性称号”，减少对其的恶性竞争。同时，拓宽资助渠道，让更多“无帽”但有好想法的学者能获得支持。
*引入“负贡献”清单：在评价中，不仅看“做了啥”，还要看“没做啥”。避免那些“精致但无用”、“紧跟热点但缺乏深度”的跟风式研究获得不当奖励。
6.2文化重建：从“面子竞赛”到“里子崇拜”
*重塑学术荣誉观：在学术界内部与社会层面，广泛宣传、重奖那些“十年磨一剑”、解决真问题的学者，即使其论文数量不多、初期不被理解。将学术偶像从“高被引达人”转向“思想拓荒者”。
*培育学术共同体自治：强化由学者广泛参与的、透明的学术委员会权力，使其在人才评价、项目评审中发挥实质性作用，以学术公议抵御行政干预与人情请托。
*倡导“诚朴”学风：继承并发扬中华文化中“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的求实传统，批判“徒务虚名”的流弊，将学术“里子”的厚实，作为最高尊严的来源。
6.3技术赋能：发展“细粒度”学术影响力评估工具
利用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超越简单的引用计数，开发能够识别论文“概念首创性”、“方法创新性”、“跨学科影响力”的细粒度分析工具，为“学术表型”的定性判断提供更丰富的、可验证的数据参考，作为同行评议的辅助，而非替代。
七、第三条道路：构建“法治为基、学术共同体自治、价值导向”的新学术契约
破解困境，需超越“计量暴政”与“人治沦落”的二元对立，探索“第三条道路”。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法治为基、学术共同体自治为本、价值导向为魂”的新学术契约。
7.1法治为基：确立学术自由与规范的框架
*立法保障学术自由：通过法律明确保障学者在符合伦理和法律范围内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与表达自由（即国家立法），使其免受非学术因素的不当干扰。这是学术创新的土壤。
*健全学术伦理与不端查处法治：建立独立、公正、透明的学术伦理委员会（即国家学术伦理督察署）和立法授权调查处理程序，对“霉矿”行为零容忍，且处罚得当，维护学术公信力。法治为学术活动划定清晰的底线。
*规范资源分配程序：确保科研经费、岗位、头衔等核心资源的分配，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立法可依，减少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空间。
7.2学术共同体自治为本：让懂行者评价懂行者
*强化深度同行评议：在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成果鉴定中，真正倚重小同行专家的定性评议。推行“代表作”制度，要求申请人用通俗语言阐述其科研工作的核心思想、原创性与潜在影响，评审人则重点评价其“学术表型”（认识论价值），而非简单数论文。
*建立学术信用体系：在学术共同体内，基于长期的学术贡献和评审行为，积累个人学术信用。信用高的学者在评议中权重更高，且对不端行为和低质评议承担连带声誉风险，形成自律。
*培育健康的学术批评文化：鼓励基于证据的、建设性的学术争论，打破“只捧不批”的庸俗关系学，让真理在辩论中越辩越明。
7.3价值导向为魂：从“数工分”到“问价值”
*设立多元评价通道：区分“探索型”与“任务型”研究。对前者（基础、前沿、高风险），设立长周期（如5-10年）、免于频繁考核的“探索基金特区”，评价标准就是想法的原创性与勇气。对后者（应用、研发、攻关），则可保留较强的目标与过程管理。
*改革“帽子”与资源绑定：弱化人才“帽子”与永久性巨额资源、行政权力的直接强绑定，将其主要转化为荣誉和一定期限的研究支持，避免形成固化的学术特权阶层，让资源更灵活地流向真正有活力的思想。
*倡导“慢学术”与“深阅读”：在机构文化和社会层面，尊重学术探索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宽容“高尚的失败”。鼓励深入的学术交流与专著写作，对抗快餐式、碎片化的知识生产与消费模式。
八、总结与展望：从“名望游戏”回归“求真之旅”
当代学术的“金玉霉”之梦景，是一场在全球化、资本化与技术化浪潮下，“计量暴政”与“名教文化”的共谋，致使学术文明遭遇的深刻身份危机与异化考验，呈现出一种“分裂人格”。它既是“大跃进步”——在知识生产的规模、效率与技术上达到空前高度；也暗藏“大衰逃亡”的风险——在原始创新、思想深度与学者精神福祉上可能面临流失。这并非东方独有的困境，但东方深厚的“名教”文化，与全球性的“计量暴政”结合，确实加剧了“面子”对“里子”的碾压，使学者在“名望游戏”中异化为“科民工”、甚或沦为“学术牛马”。这标志着工具理性对学术本真价值的严重僭越。与之匹配的社会文明，在物质丰裕与技术便捷的同时，也可能在滋养创造性思维的制度弹性与文化耐心上出现“退化”。
学术文明的真进步，绝非仅体现于论文数量的堆积与排名位次的攀升，更在于是否持续孕育出照亮人类未知的“金种子”，是否滋养了敢于且乐于探索的“自由心灵”。社会文明的健康，也需在尊重“名”的激励作用的同时，筑牢“实”的根基，让“里子”的厚度最终决定“面子”的光彩。为此，破局之道，在于勇敢地进行一场学术治理的范式革命。我们需携手挣脱“计量暴政”的单一维度枷锁，也需用心构筑防止“人治沦落”的法治与制度堤坝。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学术生态：在这里，评价体系是服务于发现和培育思想“金种子”的灵敏雷达，而非禁锢学者的“数字牢笼”；在这里，“名望”是潜心探索后自然生长的果实，而非追逐的终极标的；在这里，学者首先是充满好奇的“求真者”与“创造者”，而非疲于完成指标的“知识工人”。其中，破局的关键，在于清醒认识到“名”与“实”、“法”与“人”、“量”与“质”之间的辩证张力。全盘否定计量，可能堕入人情窠臼；全盘拥抱计量，则必导致思想枯萎。因此，未来学术文明的真正“进步”，将取决于我们能否设计出一种超越“名教”异化、也超越“计量”异化的第三个金玉智慧体系。这个体系既能通过公正的程序防止“人治”之弊，又能通过深度的价值识别，激励和保护那些挑战未知、甘坐冷板凳的“金种子”播种者。它要求我们不仅改革评价制度，更需一场深刻的文化心理革命：从崇尚“面子”排位的喧嚣，回归敬重“里子”厚实的静默。
这条路注定漫长，且无现成蓝图。它需要政策制定者的远见与定力，需要学术共同体的觉醒、自律与担当，也需要整个社会对科学探索规律的更深理解与更多耐心。唯有当“名教”的虚火稍退，“求真”的实学当道；当“计量”重归工具本位，“价值”评估成为核心；当学者们得以从“牛马”般的异化劳动中解放，重拾“仰望星空”的内在驱动力时，学术文明才能真正告别“大衰逃亡”的隐忧，实现一次质变的、可持续的“大跃进步”，为人类知识的星空，增添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璀璨而独特的星座。这，才是红楼一梦醒后，应追寻的真实学术境界。
展望未来的学术殿堂，不再以“玉白菜”的堆积高度为荣，而以能否孕育出改变人类认知图景的“金种子”为傲；当我们的学者，能摆脱“学术牛马”与“包工头”的角色焦虑，重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从容与担当时，学术文明方能走出“大衰逃亡”的阴影，迎来一次真正扎实的、指向星辰大海的“大跃进步”。这场文明的转型，艰难而必要，它不仅是学术界的自我救赎，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原创生机的关键一战。梦醒何处？不在“红楼”虚幻的繁华里，而在每一个研究者真实而勇敢的思考中。
作者：钟言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