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那一刻的激动，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主席称赞“名字很好”的年轻军官，走到水库工地时，已经是战功卓著的淮海战役老兵、渡江战役突击手和西南剿匪骨干。而再往前推，他的故事要从1930年代鲁西平原上一户贫苦农家的动荡生活讲起。
一、鲁西娃闯关东，最小的游击队员
1932年10月10日，李来柱出生在山东省莘县一个普通农家。家里地不多，兄弟姐妹却有9个，全家抬头看天吃饭。遇上青黄不接，锅里灶灰都翻了好几遍也没颗粮食，父母只好带着孩子往东北方向走，靠打短工、讨生活度日。前前后后三次闯关东，一家人靠着一口气硬扛下来，多次在饥饿和疾病中擦肩过险。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南犯山东，莘县很快沦陷。村口的烧杀抢掠，街道上的粗暴殴打，给这个小男孩留下极深的印记。日军推门搜人那阵子，村里不少人被拖走，许多再也没回来。对于缘由，他当时并讲不出大道理，只知道有股压不住的愤恨。
1939年2月，八路军一二九师进驻鲁西一带，在莘县建立抗日政权，农会、自卫队、儿童团陆续成立。当地群众口口相传：“这是穷人的队伍。”这句话，立刻点燃了少年李来柱心里的火。他一听可以参加抗日组织，又听说八路军不打穷人，反而保护老百姓，便回家对父母说想去报名。父亲虽然顾虑重重，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孩子，你愿意去，就去为乡亲们争口气。”
1940年5月，他加入儿童团，很快当上儿童团长，管着一百多号十几岁上下的小伙伴。那时的任务并不光彩夺目，却天天见真功夫——有人天黑在地头站岗，有人给部队带路，有人往墙上贴标语。李来柱个子不高，却爱往前冲，跑得快，说话也利索，接头暗号记得一清二楚，让不少老队员都暗暗点头。
到了1943年，局势愈发紧张，李来柱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几个月后，组织号召从青年骨干中挑人，补充游击队。消息一传开，他第一时间跑到负责人那儿要求去前线。领导看他个头没枪高，连连摇头：“游击队要长途奔袭，天天打仗，你这年纪，怕是吃不消。”
面对劝阻，他毫不退缩，只说了一句很直白的话：“再苦再险都不怕，只要能打鬼子，怎么都行。”有时候，就是这样一股子倔劲，打动了在战火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革命。就此，这个刚刚十出头的孩子，成了莘县二区游击队里年龄最小的一员。
1944年8月15日，日军一小股兵力袭扰丁庄。游击队事先得到消息，在村外埋伏。十几名日军扛着抢来的物资，毫无防备地钻进火力圈。一声令下，掩蔽阵地里枪声齐发。对方慌乱间缩进附近的大土坑内试图抵抗。队长见状命人投弹，李来柱抢先一步，手榴弹扔得又稳又准，爆炸声响起，土坑中几名日军当场毙命。战斗结束，共歼敌十二人，还缴获了“三八”大盖和手榴弹。队长干脆把战利品奖给了这个年轻的班员。
吃了亏的日军不肯罢休。9月5日，他们组织“扫荡”，三辆大卡车、百余名日伪军扑向莘县境内。游击队利用路面埋设大铁钉，扎爆车胎，制造连环事故，再从四面开火。战斗打得很急，队长适时下令撤离。李来柱只顾着打，迟了一步，差点被围住，关键时刻他一头扎进庄稼地，凭借熟悉地形慢慢甩掉追兵，才算虎口脱险。
同年11月，莘县全境解放。1945年7月，堂邑被攻克，日军残部在当地被肃清。那段时间里，游击队负责支前，李来柱带着毛驴队往前线送粮、运输伤员，从村头跑到河边，从夜里忙到天亮，逐渐从“会扔手榴弹的孩子”，成长为堪当重任的年轻战士。
二、“猛虎连”老兵，到渡江突击手
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内局势陡然变化。国民党当局无视民心，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战火从华北、华中一路烧向各地。对于刚刚从日军手里夺回来的土地，人们当然不愿轻易再失。李来柱很清楚，战斗远没有结束。
1947年9月，他被编入晋冀鲁豫南下第三团，随部队从河北任县一路南下，翻越太行山，渡过黄河，向河南推进。行军路上，部队组织多次战斗，在刘秀坟、漯河等地，他都是冲在前面的一员，多次被评为“两好”战士，并立下双功。
1948年6月，南下第三团编入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旅，他被分到第十一团四连，担任机枪班班长。同月，李来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一名从儿童团一路走来的年轻兵来说，这意味着责任更重、标准更高。到了9月，他又升任四连副排长兼机枪班班长，成了带兵打仗的基层骨干。
同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第二纵队奉命阻击黄维兵团，防止其增援徐州。李来柱所在的第十一团，扛起了艰巨的阻击任务。刘邓大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打法，把黄维兵团分割包围在双堆集周围狭小地域。为了突围，黄维兵团动用了飞机和坦克，连续轰炸我军阵地。炮弹翻飞，乌烟压顶，四连阵地前后被打得坑坑洼洼。
就在这种环境下，四连阵地坚持住了。李来柱在火线指挥机枪火力，反复压制对方的冲击浪潮。一次爆炸中，他被弹片击伤，鲜血顺着胳膊往下流，却仍咬牙撑着继续指挥。战斗结束，第四连120多名指战员，只剩下12人仍能坚持在阵地上，而且个个带伤。阵地前堆着七百多具国民党军尸体，这组数字，形象地说明了战斗的惨烈程度。
淮海战役后，中原野战军前委授予第十一团“后起之秀”的锦旗，第四连被命名为“猛虎连”。李来柱因战斗顽强、作风坚决，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对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军官来说，这样的评价，既是荣誉，也是压力。
1949年2月，部队番号调整，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第二纵队改为第十军，李来柱所在的部队成了第十军第二十八师八十三团二营四连，他的职务未变。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第二十八师担负攻打安庆、封锁江面、相机渡江的任务。安庆守军约1.7万人，依托工事固守，企图把解放军堵在长江北岸。
四连被指定为主攻连之一。那一夜，江风极大，岸边水浪翻滚。冲锋号吹响后，四连官兵在密集火力下向城墙逼近，一会卧倒，一会猛冲，就像硬拔钉子一样，一处一处端掉火力点。逼近城墙时，没梯子，战士们就用身体叠成“人梯”。攀登过程中，弹片击中李来柱左手，他简单包扎几下，又往上爬。经过激烈争夺，部队终于从城头打开缺口，安庆城防随之松动。
城破以后，先遣部队连夜渡江，迅速向南推进。长江以北残余敌军还在零星骚扰，第二十八师又接到命令，继续挥师大西南，执行剿匪任务。山高路险，环境艰苦，敌情复杂，但在一场场山林清剿中，他不断积累经验，多次立功。
三、主席问话：“名字很好嘛”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许多解放军部队接到入朝准备命令。1951年，第二十八师奉命北上，归入华北军区建制，随时准备出国作战。7月，上级决定从全师各连抽调第二排官兵共1800人入朝参战。原本许多人做好成建制出国的准备，结果只有部分同志被选中，难免有人心里不平衡。
当时的李来柱，已经是八十二团四连骨干。他写下血书，多次要求随队入朝。对于这个申请，组织并非不重视，只是根据整体安排，没有批准他的请求。相反，上级给他安排了另一项任务——深入各班排做思想工作，帮助大家稳定情绪。这种“劝别人上前线，自己留在国内”的角色，心理上并不轻松。他还是硬着头皮做去了，一次次找战士谈心，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服从组织决定这个大原则上。
1952年，他担任八十二团四连政治指导员，开始从以冲锋为主转向“带兵、做思想工作”为主的岗位。1953年，他被选送到华北军区第六政治干部学校学习。课堂上，他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考试几乎是年年拿满分，在全队名列前茅。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从战壕里走出来的三好学生”，这种评价听着有点幽默，却并不夸张。
1955年5月，他与模范教师杜海棠结婚。9月，被授予上尉军衔，同月任八十二团第三营副政治指导员。家庭稳定了，军衔也有了，他的工作越发细致。1956年夏，冀中平原连降暴雨，白洋淀水位猛涨，多处堤坝出现险情。第二十八师奉命防汛抢险，他带队昼夜值守，加固堤段。有的地方水流急得吓人，战士们不得不跳入水中，排成人墙，抵消水势，往决口处填装沙袋。长时间浸泡之下，许多人脚上磨出血泡，他本人也被冲得几次踉跄。好在险情最终得到控制，堤坝守住了。
1958年，第二十八师又奉命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建设。修水库不如打仗热闹，却要一铲一筐、实打实地干。到5月25日那天，烈日下，战士们肩扛手提，往大坝上运送砂石。各个连队像一条条移动的人龙，顺着坝坡不断起落。
毛主席沿着坝坡缓缓前行，看着两侧满身泥土、汗水直流的指战员。不经意间，他注意到一位身材魁梧、军姿挺拔的上尉停在队列中，便停住脚步。主席伸手与他相握，看了看他的军礼动作，笑着说了一句：“标准的军人啊。”
“木子李，来往的来，柱石的柱。”李来柱握着那只大手，尽量让语气平稳，却难掩激动。毛主席听完，略一沉吟，旋即笑着连声称赞：“名字很好嘛！继往开来，中流砥柱。”这句评价，在场的人听得清清楚楚。
一、从基层教导员到大军区将领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部队陆续转入和平时期建设，基层政治工作、军事训练、生产抢险等任务交织在一起。1960年1月，李来柱被任命为八十二团三营政治教导员，同年5月军衔晋升为大尉。营教导员这个岗位，看似离前线枪林弹雨远了，却直接关系到上百名战士的思想状况和训练质量，责任不轻。
1964年5月，他调任第二十八师八十三团参谋长，军衔升为少校。从营教导员到团参谋长，职务变化的背后，是从“管一个营的人和事”，拓展到“谋划一个团的打仗和训练”。那几年，他奔波在野外演习场、训练场，研究不同地形下的战术运用，逐渐在指挥岗位上站稳脚跟。
1965年，部队取消军衔制。这一制度调整，对许多军官心理上带来落差。李来柱也不例外，多少有点惋惜。少校军衔刚挂不久，就随制度一并退出历史舞台，在当时难免让人觉得“定格”了。但现实工作并不会因此停顿，训练、施工、备战一项不少，该干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1969年4月，他担任八十四团团长，同年11月又出任第二〇五师参谋长。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迎来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调防任务。12月5日，根据毛主席签署的命令，第二〇5师从山西出发，向内蒙古草原开进，承担保卫祖国北大门的使命。车队一路向北，越走越荒凉，冬季的大风卷着沙砾，在脸上划出一条条细小的红印。
在塞外驻防的八年时间里，他和战士们一起经历漫长的冬季、反复的战备拉动和野外生存训练，学习如何在偏远地区保持部队战斗力。有战士半开玩笑说：“这地方风比人硬、雪比被子厚。”李来柱听了，只回了一句：“风再硬，咱的岗也得站住。”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是边防军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1978年2月，他调任北京军区步兵学校副校长，一年后兼任训练部部长，直接抓教学工作。从战场到课堂，从部队到院校，这样的转换并不轻松。许多基层指挥员习惯在战场上“冲”，但要在讲台上“讲”、在教材中“写”，就得沉下心、钻细节。
1980年12月，北京军区步兵学校改称石家庄陆军学校。到1981年8月，学校已经为部队输送5000多名基层干部。这批学员后来分散在全国各地连、营、团的岗位上，在新时期军队建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1983年5月，李来柱升任石家庄陆军学校校长，全面主持办学。经过数年努力，原本设备简陋、条件紧张的学校，逐渐变成培养基层指挥人才的重要基地。
1986年，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到学校视察，参观训练设施、听取汇报后，用颇具意味的一句话肯定了学校：“人家说是中国的‘西点’，我看了很满意。这是中国的‘中点’，中国的重点，不叫‘西点’。”这句话，既是对办学成果的肯定，也提醒大家要走符合国情、贴近实战的道路。
1985年6月5日，李来柱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直接参与军区层面训练和作战筹划。那一年，军区奉命抽调部队奔赴中越边境，执行自卫还击作战和防御任务。9月14日，他率军区机关有关人员抵达前线，同前指研究接防。两天后，在实地勘察途中，他乘坐的车辆触发一枚防步兵地雷，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一惊险场景，再次提醒所有人：即便在局部作战阶段，危险仍然随时存在。
1988年，新中国恢复实行军衔制。多年没有军衔的军官们，再一次戴上肩章。按照组织任命，李来柱被授予中将军衔。回头看，1965年“少校止步”的那点失落，与此时的担子相比，早已显得微不足道。
二、主政北京军区：把钱砸向训练场
1990年代初，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新的任务。1993年8月，北京军区组织“北国利剑”战役演习，李来柱担任总导演。这场演习规模大、内容综合，涉及陆军多兵种协同、远程机动和复杂条件下的保障。对于长期担负首都防卫任务的北京军区来说，这既是检验，也是练兵。
不久之后，他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岗位，意味着不仅要考虑一个军、一所学校的建设，而是要统筹整个军区的战备、训练和后勤。在经费有限的前提下，钱往哪儿用，体现的是司令员的判断。李来柱给出的答案很明确：宁可其他地方紧一点，也要优先保障训练和战备。
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军区先后自筹资金2.5亿元用于军事训练和战备建设。这笔钱，分散到不同部队、各类训练场地和器材上，用于改善条件、提高实战化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投资约9000万元建设的朱日和训练基地，就是在这一思路下兴建的重点工程。这个基地面积广阔，地形复杂，可以容纳师以上规模部队进行合同战术训练和大规模实兵演习，对后来部队的实战化训练起到明显作用。
1994年5月30日，他晋升上将军衔，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序列中的一员。从1930年代鲁西小村里的穷孩子，到1990年代统领大军区的上将，跨度近六十年。时间线拉开来看，其间的战争年代和建设岁月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空白。
1997年11月，达到服现役最高年龄后，他从北京军区司令员岗位上退下来。24日，军区机关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宣布军区领导班子调整命令。会上，张万年代表军委对李来柱多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于自己几十年的军旅历程，他在发言中用了一段朴素而真诚的表述，大意是：个人成长进步，都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培养，离不开部队的摔打锻炼，也离不开同志们的帮助支持。话说得不花哨，却道出了很多老干部的共同心声。
2003年3月，他正式离开领导岗位，彻底退居二线。这时的他已年逾七十，却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家里。走访部队旧址、参观建设成就、参加适量学习活动，他把离休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战场枪火离他远去了，但对军队、对国家发展的关注并未减弱。
三、一生“中流砥柱”的注脚
从公开资料可见，他自勉的座右铭是“正诚勤志、朴乐新明”。这八个字看似平常，拆开来看却颇有讲究：做人端正真诚，做事勤勉有志，生活朴素、保持乐观，待人处事胸襟开阔、眼界清明。这样的要求，对任何人来说都不算容易，更何况是在几十年官兵生活、权责交织的环境中一以贯之。
回溯他的一生，有几个节点比较清晰：其一，少年时期三次闯关东北，亲眼见到战乱与饥荒，把“穷人的队伍”与个人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其二，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那是他拿命去换荣誉的阶段，也是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基层骨干的关键时期；其三，1958年的十三陵水库工地上，与毛主席短暂握手和那句“继往开来，中流砥柱”，既是对名字的巧妙解读，也像一个寓意深远的期许；其四，石家庄陆军学校和北京军区时期，他把很多精力放在培养后继力量和推进训练上，而不是把目光束缚在个人进退。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他执意只盯着上阵杀敌这一个方向，不愿从枪口前退半步，许多后来在课堂上讲授的战例，可能就永远留在了“战士的记忆”里，而不会被系统整理并传给成百上千名学员。正因为既在前线摸爬滚打过，又在院校埋头钻研过，他在后来的大军区岗位上，才更看重训练基地和教学体系，把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往“打造新时代骨干力量”上倾斜。
不得不说，从年代跨度来看，他经历的是极其完整的一段中国近现代史：抗日战争的残酷、解放战争的鏖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边防巩固、改革开放后的体制调整，都在他的个人轨迹上留下印记。这种个人经历与国家进程的高度重合，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注脚。
从1932年到2023年，九十一年人生，对普通百姓来说可能已经足够漫长，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这一瞬里，他从贫苦农家子弟成长为上将军衔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参加了数次决定性战役，参与了多个重要建设项目，又在和平时期把相当精力投入到训练场、讲台和边防线上。这些事实本身，不需要刻意拔高，就足以说明他背负的职责和他做出的选择。
1958年十三陵水库坝坡上的那句“名字很好嘛”，后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对李来柱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无形的要求：既要“继往”，也要“开来”，既要做“中流”，也要做“砥柱”。从现有材料看，他用尽可能朴实的方式，为这四个词写下了相对完整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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