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原始积累，洗不掉“吃人”的底色
评曲婉婷起号失败：时代有记忆，正义不退场
2026年2月下旬，歌手曲婉婷在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并发布视频，宣传新专辑与个人动态，被普遍视为试水复出。然而短时间内，评论区迅速被质疑与批评淹没，相关话题持续发酵，账号内容很快清空。一次看似普通的娱乐圈回归，迅速演变为一场公共舆论事件。
这并非单纯的“过气艺人不受欢迎”。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社会记忆的回流。公众讨论的核心从来不是她的音乐能力，而是她所代表的一种人生叙事是否仍被接受。当一个人的成长路径与公共损失高度重叠时，社会是否愿意继续把这种故事当作“成功”。
要理解这场抵制，必须回到十二年前。
曲婉婷事件真正的情绪源头，不在娱乐行业，而在其母张明杰案。张明杰曾任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4年，哈尔滨原种繁殖场职工举报改制问题，指向滥用职权、贱卖国有资产与侵吞安置资金。
调查结果显示，原种繁殖场土地价值超过23亿元，却通过虚假评估被包装为“负资产”，企业最终仅以6160万元安置费用低价转让，直接造成公共财产损失2.3亿余元。同时，张明杰以“借款”为名索贿500万元，并与王绍玉共同收受公司50%股权，折合9317万余元。
案件涉案总额3.3076亿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其中6160万元为下岗职工安置费用，法院认定无法追回的部分为1146.72万元。这意味着566名下岗职工的养老、医疗与基本生活保障的一部分被永久侵吞。
对外界而言，这只是司法材料中的数字；对当年没有社保、没有医保保障的下岗群体而言，这是维持生活的救命钱。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曲婉婷长期生活在加拿大。中国司法机关从未对她本人提起公诉，也未作出任何有罪判决，“罪不及子女”的原则始终成立。但争议恰恰由此产生——法律并未追责个人，却无法消除受益关系带来的道义评价。
公众质疑的并非她“有没有违法”，而是：当教育机会、事业起点与社会资源建立在公共损失之上，这样的人生是否还能完全被当作个人奋斗的成功叙事。
案件之所以长期未被遗忘，并不只因为金额巨大，而在于后果。
企业改制后，部分职工安置体系中断，一些下岗人员长期缺乏保障。医疗、取暖与基本生活条件均受到直接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曲婉婷曾公开表达对母亲的支持，并以“英雄”评价，被许多公众理解为对受害者处境的忽视。这成为舆论情绪的重要转折点。
问题不在亲情本身，而在立场。当受害者仍承受后果，而受益者仍进行成功叙事，社会情绪便难以平复。艺术本身不应被道德审判，但当艺术路径与公共损失产生直接关联，它就不再只是文化议题，而进入公共伦理领域。
此次尝试回流，也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性复出”特征：借节日节点发布内容、塑造思乡形象、通过团队代运营规避风险、逐步测试舆论反应。这是一种娱乐产业常见的操作逻辑——先试水，再推进商演、代言与商业合作。
然而反应异常迅速。舆论短时间形成共识，平台亦迅速处理。结果表明，文化市场并非纯商业空间，它同时是一种社会记忆的场域。娱乐产业依赖公众情感，而公众情感依赖基本的价值共识。一旦共识破裂，流量机制本身就会失效。
这起事件还呈现出另一个变化：流量逻辑正在弱化。
过去，争议人物往往可以依靠曝光度完成“洗白”。但此次舆论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导向。一个沉寂多年的艺人突然开号、发专辑与宣传，通常意味着商业团队的推动，其路径本质是商业试探：若舆论接受，则迅速商业化；若舆论反弹，则及时止损。
他们低估的，是公众对公平感的敏感程度。
公众反应之所以强烈，并不仅针对个人，而是一种象征性判断——当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资源最终仍可转化为名誉与市场回报时，社会公平感将再次受损。因此，这次“秒级失败”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集体表达：某些路径不应被认可为可复制的成功。
法律解决责任问题，而社会评价处理正当性问题。
曲婉婷不需要为其母的犯罪承担法律责任，但仍需要面对社会评价。公众真正拒绝的，不是她唱歌，而是将这一人生路径包装为成功范本。当社会仍记得那些被影响的人与他们的处境时，对相关人物的要求就不再只是沉默，而是回应与理解。
这次复出受挫，本质上不是娱乐事件，而是一场关于公共记忆与道义边界的讨论。它传递的信息也十分清晰：
有些事情可以过去，但不会被当作从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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