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就在这个月的27日，毛主席批准特赦最后一批战犯，并留下了那段后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的话：战犯放出去，要开欢送会；每个人都有公民权；有能力的要安排工作；年老体弱的要治病。这样几句不长的话，其实把新中国对“旧世界人物”的基本态度交代得很清楚。几年前已经被特赦的末代皇帝溥仪，正好是这一原则最典型、也最容易引人议论的例子。
说到溥仪，人们很容易想到龙袍加身、紫禁城深宫，也容易想到“九一八”之后的那段屈辱历史。但有意思的是，他的一生后半程，却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课堂里、在北京植物园的温室里、在文史资料馆的书桌旁慢慢度过的。而把这个从“皇帝”变成“公民”的转折推到前台的人，恰恰就是曾经自称“都是你的老百姓”的毛主席。
一、从长春到苏联：末代皇帝再度“退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已经被逐出紫禁城的溥仪，本来有机会远离政治漩涡，却又被“复辟”的幻想牵着走。当日本军国主义伸出橄榄枝，许诺给他一个“皇位”时，他最终做出了投靠的选择。1932年，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到了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1934年，他在长春举行登基仪式，把国号改成“大满洲帝国”，自己则成为日本控制下的“执政”“皇帝”。
时间拖到1945年，太平洋战局逆转，日本节节败退。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顷刻间土崩瓦解。溥仪匆忙乘火车向通化方向撤离，一边逃，一边在苏军逼近的压力下匆匆宣布“退位”。这一次，他不再是被北洋军阀赶出紫禁城的“逊位”，而是在日本战败的大背景下，被世界格局直接裹挟着跌落神坛。
1945年8月19日，准备从通化机场逃往日本的溥仪，在登机前被苏联红军抓获，成了苏军战犯收容所里的阶下囚。这段岁月，对他而言无疑是又一次“天塌下来的日子”。在苏联的营房里，他写了多封信给斯大林，希望能留在苏联生活，甚至提出愿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以此换取一条出路。遗憾的是，这些信既没有等来斯大林的答复，还有部分内容被刊登在报纸上，颇有几分被公开示众的意味。
与此同时，远在国内的国民党政府多次向苏联提出引渡溥仪的要求，也没有得到同意。苏联方面更愿意把这个“末代皇帝”当作手里的筹码，静观战后中国局势变化。那段时间，收容所所长曾善意劝溥仪，不妨给毛主席写封信，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不过，溥仪当时既不看好中国共产党，更不相信这个新兴力量会真正掌握中国政权，写信求助的建议被他直接拒绝。
形势在1949年发生彻底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进入新阶段。1949年底，毛主席应邀访问苏联。除了结成新中国外交上极为关键的同盟关系，他在会谈中还郑重提出一点：希望苏方将羁押在苏联的一批日本及日伪战犯引渡回国，其中包括溥仪。这个请求，有政治、外交、法理等多重考量。战犯由中国自己审判和改造，有助于维护新中国的主权和国际形象，也可以在国内完成对这段屈辱历史的清算和教育。
毛主席的态度相当明确，让苏方感受到压力。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苏联政府同意将一千多名战犯移交给中国。1950年3月，毛主席结束访苏返国途中，还特地在长春参观了伪满皇宫。几个月后，在周总理的具体安排下，溥仪以战犯身份，于1950年8月被押解回国。
和历朝历代许多末代皇帝被赐死、被幽禁相比，溥仪回国后并没有走上一条绝路。他没有被推上“审判台”公开处决，而是被送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一段漫长的思想改造生活。不得不说，这个安排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相当罕见，也蕴含着一种“与其消灭，不如改造”的思路。毛主席在长期斗争经验中形成的判断是：一些曾经的统治阶层人物，如果能被教育转化，从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对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反而是一种特殊的力量。
二、家族安置与特赦：从“罪人”到“公民”
溥仪被押往抚顺之后，在管理所里开始学习法律、历史和现实政治，接受系统的再教育。与这一切几乎同时，新中国对爱新觉罗家族其他成员的安置也在稳步推进。毛主席并没有在工作中刻意提溥仪的名字，却对他的亲属做了许多具体安排，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溥仪的七叔载涛，是清末名王之一。解放后，经李济深举荐，载涛进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上，他提出改良军马的建议，引起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注意。新中国的军队建设正处在从土地革命战争向现代化军队转型的关键阶段，军马质量关系到部队机动能力。因此，63岁的载涛被毛主席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算是用上了他的特长。
生活上的困难很快暴露出来。有一次开会时，载涛接到家里电话，说房顶塌了大窟窿，需要赶紧回去想办法修房。他跟会议主持人请假时，半真半假地自嘲一句：“天公不作美，房子塌了，这点工资可修不起。”当时他收入不算低，但抚养庞大家庭已属吃紧，遇到突发开支，确实捉襟见肘。章士钊知道情况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后，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2000元，让人转给载涛，用于修缮住房。这类看上去很琐碎的小事，背后其实体现的是一种较为稳定的政策态度：不搞连坐，也不搞简单清算。
1954年，又出现一个细节。章士钊在一本书里看到溥仪三妹韫颖写给哥哥的家书，内容颇有生活气，觉得很有意思，便托载涛找到韫颖，把那封信呈给毛主席看，并请她写一份自传。过了一阵，毛主席回信告诉章士钊，韫颖的工作已经安排妥当，被分配到北京东四区机关做干部。对于一个落魄的皇族女性来说，这意味着重新进入社会的机会。
1956年政协会议期间，周总理见到载涛，还特意把他引荐给毛主席。毛主席握着这位老亲王的手，谈起溥仪在抚顺改造的情况，说可以安排他们去探望。事后不久，周总理把具体事宜交给北京市长彭真操办。经研究，由载涛带着韫颖和五妹韫馨前往，每人还发了100元购衣费用。在公安机关丁科长的陪同下，他们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溥仪、溥杰等人。
探视那天，载涛告诉溥仪，这是毛主席专门安排的探监，周总理让彭市长给他们做衣服，旅费全由国家承担。话说到一半，溥仪等人已经红了眼眶。对于这些曾经的皇族成员来说，从阶下囚的身份里突然看到这样一种安排，很难不动容。
时间来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即。毛主席在听取战犯管理所关于改造情况的汇报后，开始考虑如何处理这批人。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在十周年大庆之际，可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犯。经认真讨论，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这个决定让抚顺的战犯们瞬间沸腾。
特赦消息传到监区后，有人开始悄悄收拾行李，对未来充满期待。溥仪内心却颇为复杂。他明白自己在历史上的角色，也清楚自己在伪满时期签过什么字、说过什么话，自觉“罪恶深重”，觉得自己既无功劳，改造表现也不见得拔尖，恐怕够不上特赦条件。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首批战犯特赦大会。名单宣读时，排在第一位的名字，正是爱新觉罗·溥仪。听到自己名字的一刻，这位曾经的“宣统皇帝”，竟在会场上放声痛哭。这种情绪，不是简单的“喜极而泣”，更像是一种长时间压抑后对个人命运巨变的难以自持。许多人后来才知道，溥仪能位列首批特赦之首，是毛主席在认真研究材料后主动提出来的建议。考虑到他的象征意义，做出这个决定，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试验。
被特赦回到北京之后，溥仪先由周总理接见。周总理对他说得极为坦诚，提醒他要站稳立场，热爱祖国。溥仪一边听，一边不停抹眼泪。几天后，周总理又托人转告：考虑到他寄居在妹妹家不太方便，希望他搬到崇内宾馆，与其他特赦人员一起生活。那时国内物资紧张，但中央专门给他们每人添置了一件大衣，算是对这批“新人”的生活保障。
安排工作的问题也被摆上桌面。周总理设宴招待溥仪及家庭成员，征求意见后，决定先让他到北京植物园工作，让他在比较安静、稳定的环境中熟悉社会劳动。一年后，再调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事文史工作，同时担任政协委员。这个岗位既能用上他的特殊经历，又便于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教育作用。
1961年除夕，周总理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请溥仪和部分亲属一起吃饺子，过春节。围桌而坐，说说家常，在新旧身份交替中，这顿饺子显得格外有象征意味。对于溥仪而言，过去过年是宫廷大宴，如今则是普通家庭式的团圆饭。他在这种朴素的气氛里，慢慢体会到了“公民”这两个字的分量。
三、中南海家宴：从“皇帝”到“客人”
1962年1月的最后一天，有一场发生在中南海颐年堂的家宴，后来被反复提起。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自己家中正式宴请溥仪，同时在座的还有章士钊等几位湖南老乡。就地点和主人身份而言，这顿饭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
那天下午，当溥仪走进颐年堂时，毛主席和几位同乡已经围坐在一起。毛主席主动起身迎上前去，伸手与溥仪握手，语气轻松，就像招呼一个久未谋面的熟人。安排座位时，毛主席把他拉到身边坐下。几位湖南老乡事先只听说要“陪一位顶头上司”，却不知具体是谁，一时面面相觑。毛主席见状，笑着向他们介绍：“他是宣统皇帝，我们过去都算是他的臣民，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场面一度颇为诙谐。
按旧礼，见到谁都站起身施礼的溥仪，此时仍保持着本能的谦逊。毛主席看他逢人就起身鞠躬，笑说不用这么客气，章士钊等人都是老朋友，不算外客，真正的客人只有他一个。溥仪情绪有些激动，对毛主席说：“今天能得到您的接见，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话还没说完，眼圈已经湿了。毛主席摆摆手，把话题往实处引：“先不忙说这些，欢迎你回北京来。现在的工作还适应吗？不用着急，慢慢来。”
工作人员递上热毛巾，溥仪擦了脸，情绪稍微平复。闲谈中，毛主席突然问起他早年与文绣离婚一事。溥仪说，文绣离开后日子并不好，在娘家也受冷遇。说到这里，他主动转入自我检讨，提到自己在天津时走上投靠日本的道路，是一生最大的错误之一。他承认，在伪满的很多事情上，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主席听得很仔细，插话不多。等溥仪讲完，他才缓缓说道，大体意思是：历史问题要分段看，有些决策并非一人可定，不必把所有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但到了后来，特别是投靠日本、背叛民族的关键选择，责任就难以推卸了。既然走过这些路，就该认真总结，把教训写清楚。溥仪听完，连连点头，说“主席分析得对”，表示愿意按这个思路修改自己的回忆材料。
原来，在监所期间，溥仪写过一部篇幅很长的自传性质材料，内容多是对自身罪行的检查，口吻接近“检讨书”。毛主席看过部分内容，觉得过于自责，缺少历史细节和时代背景，希望他改写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要具体、生动，而不是简单罗列过错。毛主席半开玩笑地问了一句：“你当皇帝的时候，平时怎么对待大臣？”这一问，既是调侃，也是在提醒他从个人经验中提炼历史，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记载。
不知不觉到了开饭时间，工作人员请客人入席。毛主席拉着溥仪一起进餐厅，特意把他安排在主宾位置，说：“当年我们都是你的老百姓，你当然坐上席。”溥仪推辞几句，终究拗不过，只得坐在主席身旁。这一幕，对熟悉旧礼制的人来说颇有意味：过去是皇帝居上，臣民在下；如今是共和国领袖请“前朝皇帝”坐上位，却带着明显的时代反讽和历史距离。
宴席十分简单，没有山珍海味，更没有宫廷铺张，桌上只是几碟湘菜小炒。毛主席夹了一筷子辣椒炒苦瓜放到溥仪碟中，笑说湖南人离不开辣椒，人也带几分“辣味”。溥仪尝了一口，辣得额头出汗，却连声说好吃。毛主席接着打趣，说这位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劲，又指着几位老乡笑道，他们的“辣味最大”，当年不安分当良民，起来造反，把皇帝赶下了台。几句话，让全桌人都笑了，气氛完全从紧张转向轻松。
一旁有人因为听得入神，筷子都顾不上动，毛主席便抬头招呼：“怎么不吃？莫不是被皇上给吓住了？”席间开着这样略带调侃的玩笑，让这场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多了几分烟火气。饭后，毛主席安排大家合影，还特地与溥仪单独照了一张。章士钊脱口说了一句“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引得众人会心一笑。这张照片后来一直被溥仪视作珍藏，无论住集体宿舍还是成家后，都放在床头。
临别时，毛主席握着溥仪的手，又提起他的终身大事，劝他抓紧时间成家，找个合适的伴侣。一方面是出于生活照料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在社会关系中真正站稳现在的角色。这些话听上去家常，却透出一种对他“重新做人”的期待。
四、婚后数年与生命终点：改造能否走到底
毛主席的那番嘱托，溥仪记在心里。1962年“五一”前后，他和在医院结识的护士李淑贤登记结婚。这桩婚事，并非豪门联姻，而是再普通不过的城市家庭结合。周总理专门接见了这对新人，算是替他们“证了一回婚”。与此同时，经修改后的回忆录也开始在内部刊物上连载。毛主席看了，顺口问有关部门：“给他多少稿费？”听说只有一百五十元时，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人家好歹当过皇帝，稿费也得从优一点。”这句话背后，其实仍是那个一以贯之的态度——不搞特殊待遇，也不抹杀合理劳动报酬。
1963年前后，毛主席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外宾时，几次主动提到溥仪和他的书。毛主席坦率地说，这本书还未公开发行，内容比早年的“检查稿”强多了，但有的地方仍然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显得过于自责。他更感兴趣的是书中对旧制度运作细节的描述，希望外国朋友能从中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转折面貌，而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忏悔。
随着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公开出版，社会反响相当强烈。国内读者既好奇，又把它当作反思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些外国记者和学者，则通过这本书更直观地了解了从清末到抗战结束这几十年间皇室内部的真实状态。毛主席在专列上读完全书后，评价说这次改得不错，比监所里那版“检查书”更像史料，对读者有用，他本人也算比较满意。
1964年正月初一，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座谈会。席间有人说起，有些国民党将领已经率部起义、参加新中国建设。并有人插话，说当年那位宣统皇帝也来政协拜年了。毛主席转过头，对身边的章士钊说，对于溥仪这样的人，要团结教育，让他在新身份里站稳。他还提到，有消息说溥仪生活不太宽裕，打算把自己部分稿费拿出来，请章士钊转交给他，嘴里仍感叹一句“人家终究当过皇帝”。章士钊顺势提到载涛生活也紧张，毛主席笑说载涛好歹是马政局顾问，这个级别生活太差也说不过去。
座谈会一结束，毛主席就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两笔钱，一笔给溥仪，一笔给载涛。钱转到溥仪手里时，他心知这份情不轻，起初坚持不肯收，理由是自己刚拿到书稿费，不至于揭不开锅。后来在章士钊多次劝说下，他才带着复杂心情收下。这段小插曲，一方面反映了领导人对他生活状况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已经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有自尊的普通劳动者，而不仅是“被救济者”。
同年3月，在周总理安排下，溥仪和李淑贤随北京文史界代表团南下，游览江南名胜。这次行程前后持续五十余天，从南京到杭州、再到苏州、扬州，他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开阔地看了看祖国山河。回想他少年时代在紫禁城里的生活，其实并没有真正“看见”过外面的世界。直到此时，才算真正踏踏实实地走在大地上。这一点，倒是颇具象征意义。
然而，岁月并未给他太多时间。1966年12月，溥仪突发尿毒症入院。得知病情后，周总理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组织会诊，安排他住进高干病房，要求医护人员随时汇报病情，还请来著名中医蒲辅周会诊治疗，希望尽可能延长他的生命。这种级别的医疗安排，对一个曾经的战犯、改造对象来说，其实已经相当优渥。
遗憾的是，严重的肾功能衰竭最终没有扭转。1967年10月17日，51岁的溥仪在北京逝世。按照当时政策，他在世时上缴的稿费全部退还给家属，同时有关部门为其妻子李淑贤妥善安排住房和生活，避免她在失去丈夫后陷入困境。有医护人员回忆，在生命最后阶段，溥仪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快救救我，我还要给国家做事。”这种表达，有多少是出于习惯性的表态，有多少是发自心底的愿望，外人很难断言，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已完全把自己摆在“国家公民”的位置上来思考问题。
从1912年在太和殿“逊位”，到1934年在长春披挂龙袍，再到1945年在通化机场狼狈被俘，直至1959年作为战犯被特赦、重新登记为新中国公民，最后在1967年病逝，这条时间轴横跨半个多世纪。毛主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既有政治家对历史人物命运的决定权，也有一种颇为独特的“教育者”姿态。特赦战犯、安排工作、在中南海家宴上让“皇帝”坐上席、在会见外宾时讲述他的改造经过，这些细节拼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颇有张力的画面。
有意思的是，溥仪的一生并没有被简单归结为“罪人”或“受害者”。在新中国的制度设计下，他被要求正视自己的选择，承担该担的责任，同时又被给予改造、劳动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对后来中国社会看待旧制度遗留人物，也留下了一个有参照意义的范本。对年长一些的读者来说，这段经历既陌生又亲切，毕竟距离并不太远，许多记忆还在上一代人的讲述里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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