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有重农抑商，有“市籍”制[1]，就有书商作用边缘化。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两个造成书商作用边缘化的客观因素：一是士商对立，另一是自给自足书籍经济。这两个因素，归根结蒂也源于重农抑商。
汉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大致是按“士农工商”这个次序建立的。在这样的阶层结构中，商人处于最底层，士人处于最上层。重农抑商，特别是“市籍”制，迫使职业商人沦为世袭的贱民与另类，成为不享有社会权利、没有人格尊严的“下等公民”。在此同时，士人的社会地位在尊儒中又得到进一步提升，成为既掌握知识又掌握权力的社会精英。在重农抑商与独尊儒术的共同作用下，士人与商人牢固处于阶层结构的两极：士人作为精英群体居于最上层，商人作为贱民群体处于最底层。
当年积极鼓吹并支持重农抑商的社会人士，恰恰就是士大夫。先秦诸子早已将商品经济与保护农民、稳定农业对立起来。西汉初年，朝野讨论农与商的关系时，多数人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必然引起农业破产与社会不稳定，于是士大夫纷纷充当声讨商人与商业的急先锋。像贾谊、晁错那样头脑清醒的政治家，都以严厉言辞历数商业繁荣的罪过，大声疾呼重农抑商。[2]政治上尊儒的结果，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士人头脑里的重农抑商观念。汉代以来，中国士人崇尚文化，倡导中和，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可是在商人与商业问题上，他们个个都是贱商主义者，鲜有例外。在古代，重农抑商之所以成为长期实行的一项国策，“市籍”制之所以延续上千年而不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士阶层的全力支持。
在士人看来，商人没有文化，没有道德，乃藏污纳垢之徒，歧视商人，压制商人，是理所当然。这样在士人与商人之间，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隔阂与对立。士与商对立，首先源于重农抑商的治国理论，在观念上则表现为士人瞧不起商人。扬雄在《法言》中偶尔提到一次“书肆”，就用了卖书于市而不懂书中意思这样的轻蔑口吻。[3]这种轻蔑口吻，说明扬雄心里瞧不起书商。扬雄瞧不起书商，并非是他个人特有的观念，而是士人的共同观念。士人在观念上都是贱商主义，他们瞧不起包括书商在内的所有商人，所以士商对立是一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的对立。这在今天看来与情理不合，也难以理解，可是在古代是千百年存在的客观现实。
从汉代开始，书籍领域成为士人的世袭领地。在书籍生产与流通中，士人都居于主导地位或主宰地位。士人从事书籍生产，无论办作坊还是个体作业都很自由，也很容易，至少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在士商对立的社会上，身负“市籍”的书商要自办作坊从事书籍生产，一是书商自身不具这种能力，另一是社会上客观条件不允许，所以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古代书商自办作坊从事书籍生产之事，不可能出现在汉代，晚唐出现的书商作坊尚是不成气候的零星现象，所以最早要到北宋年间废除“市籍”之后。这士商对立，因为根植于重农抑商与独尊儒术，所以根深蒂固，难以消解。士商对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不可完全消解的一个死结，故而书商边缘化也成为中国古代书籍领域不可完全消解的一个死结。“市籍”制废除以后，书商作用边缘化有所消解，然而并没有完全消除。
下面，再看自给自足经济对书商作用边缘化的影响。
经重农抑商的重拳打击之后，战国至秦汉年间出现的第一次商品经济繁荣，到西汉初年就宣告结束了。我国商品经济由衰转盛的第二次繁荣要等上千年之后，要到北宋年间才能出现。重农抑商完全扼杀了我国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了自给自足经济。从此，农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手工业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连世家大族的庄园也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总之自给自足经济坚如磐石，稳如泰山。
书肆诞生以前，重农抑商早已获得成功，我国社会上早已成为自给自足经济的汪洋大海。在书籍领域，为适应文化教育大发展的需要，书籍生产与书籍流通不断发展，于是造成汉代书籍经济持续繁荣的景象。可是汉代的书籍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商品经济。
经济学所说自给自足，指生产不以商品交换为目的，而以满足生产者自己需要为目的。考察汉代书籍经济是否是自给自足经济，不能从书籍流通入手，只能从书籍生产入手，考察书籍生产的目的是怎样的。
前面讲过，汉代书籍生产有两种方式：一为作坊生产，一为个体作业。官府藏书机构与民间藏书家都拥有自己的书籍作坊。西汉武帝年间既“建藏书之策”，又“置写书之官”[4]。前者是建立藏书机构，后者是建立书籍作坊。两者同时并举的原因是，朝廷藏书机构所藏之书，都是朝廷作坊生产的。自汉至唐上千年朝廷藏书机构所藏之书，都是朝廷作坊生产的。朝廷作坊生产之书，都不用于商品交换，只供朝廷藏书之用（我国朝廷作坊生产的书籍第一次出售是五代冯道刊刻《九经》），这样的书籍生产是以满足生产者自己需要为目的，可见是典型的自给自足书籍经济。民间藏书家作坊中生产之书，同样不用于商品交换，只供自己藏书之用，所以也是自给自足书籍经济。书籍生产的另一种方式是太学生从师“写书”这类个体作业。学生所“写书”都供学生自己使用，都不用于商品交换，也是自给自足书籍经济。无论以哪种方式从事书籍生产，都不用于商品交换，只供生产者自己使用，所以都是自给自足书籍经济。
这里需说明，汉代书籍生产不是与市场完全隔离，它存在与市场关联的事项。主要因为书籍生产三要素（作品，书籍材料，作品复制）中有两项，即书籍材料与作品复制，都可以从汉代市场获得解决。书籍材料以简策为主。《居延汉简》（五五·五）：“出钱六十，买椠二百。”[5]椠，是用于书写文字的三尺长木板。这表明边远地区集市上有简牍买卖。由此推知内地文化发达地区的集市上，也有简策或简牍买卖，或许数量更多。关于作品复制，就是所谓“写书”。当人们自己“写书”有困难，可以雇请“佣书”代劳，班超、阚泽“佣书”可证[6]。那些卖简策者与“佣书”者，因为不是“入籍”的商人，他们的交易行为是很自由的，人们可以在市场上比较容易地购得简策，或雇得“佣书”。从经济学看，简策可以买卖，这是将书籍材料商品化；“佣书”，这是将复制作品的劳动商品化。这两项商品化，究竟为商品经济服务，还是为自给自足经济服务呢？首先，“佣书”者复制什么作品，一律听命于雇主，而“佣书”的雇主是士人、官员或寺观等，其中没有书商。其次，“佣书”的最终产品——书，供雇主自己使用，没有成为商品。根据这两点我们可以确认，书籍材料与复制劳动这两项商品化是为读者传写服务，是为自给自足经济服务，结果是使人们自己“写书”，变得更方便，更简单，更灵活。这样的市场，其实是自给自足书籍经济的必要补充。
所谓自给自足书籍经济，其实就是读者传写。哪里有读者传写，哪里就有自给自足书籍经济。书商自诞生那天起，就已处于读者传写的汪洋大海之中。随着书籍材料特别是复制劳动的商品化，人们自己“写书”变得更方便，更简单，更灵活，于是家家写书，人人写书，就成为现实。人们所需书籍，一般都能通过传写这种方式获得解决，一般无需仰赖书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书商做的事情，或书商可能做的事情，已经不多，或者很少了。
注 释
[1]《史记》卷30《平准书》：“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秦汉时期，封建政权为了加强对商人的管理，将他们的户口进行专项登记，称为‘市籍’，以别于编户齐民的‘户籍 ’。因而商人的法律地位低于一般的编户齐民，不过是封建社会的下等公民。”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4页。
[2]《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
[3]“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4页。
[4]《汉书》卷30《艺文志》。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 甲乙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乙图版伍拾”，下册第39页。
[6]《后汉书》卷47《班梁列传》；《三国志》卷53《张严程阚薛传》。
【5】
【6】
作者简介
刘光裕（1936—2024），江苏武进人。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委宣传部工作。1973年，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全权负责复刊等事务。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委宣传部。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到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在他主持刊物期间，《文史哲》的发行量跃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他辞去行政职务，回中文系教书。1996年退休。刘光裕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知名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编辑学专家和出版史名家。他关于编辑概念的论述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与长期讨论；他是《中国出版通史》的发起人；他的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具有开创性，在出版史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在经学、柳宗元研究、汉字文化等领域，刘光裕先生的研究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刘光裕先生出版了《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编辑学理论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齐鲁书社，2021年）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数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刘光裕先生两度主持《文史哲》的工作，对《文史哲》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而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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