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都在不断膨胀，然而这种情况却在2022年迎来了转折点。
连续2年的时间，我国的死亡人口都在不断上升，从2022的1041万人到2023年的1110万人，而且人口死亡率也在上升。
与之相对的则是出生人口的不断下降，这也不免令人感到心慌。
那么去年我国的死亡人口有多少呢？面对有可能到来的人口死亡高峰又该如何应对呢？
三拨“婴儿潮”一起老去
2026年一开年，国家统计局的那份人口公报确实有点扎眼：总人口还在14.05亿这个量级上，但2025年一年里，生了792万人，走了1131万人，自然减少339万。
往前翻两年，2022年减少85万、2023年减少208万，现在直接跨过300万台阶，死亡率也到8.04‰的新高，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出大事了”。
要把这个数字看明白，得把时间往回拉几十年。
建国后中国经历了三拨大的生育高峰。
第一拨大约在1949—1958年，每年出生两千万往上，1954年甚至冲到2232万，现在这一拨人已经陆续70多岁，进入高龄阶段。
第二拨在1962—1975年，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堪称史上最大一波，现在每年都有二千多万人先后迈过60岁门槛。
第三拨是19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二孩小高潮”。
简单说，当年生的人太多了，现在一起到“该走的年纪”，哪怕单个年龄段的死亡风险没明显上升，总人数一多，汇总出来的死亡总量就会抬头。
医学进步不是白来的，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的35岁提到现在接近79岁，2000年后出生的女性活到65岁的概率接近97%。
这意味着过去很多本来可能死于传染病、营养不良的人，活过了一个又一个健康门槛，死因结构也从“意外+急性病”为主，变成如今心脑血管、肿瘤、糖尿病等慢性病占比超过八成的“慢消耗”。
所以，眼前这个死亡数字的抬高，并不是医卫系统崩了，而是几拨庞大人群集中进入“生命后半场”的必然结果。
学界早就有预估，这种“死亡高原”会伴随我们几十年，大致到2060年前后才见顶回落。
与其把它当“意外冲击”，不如承认这是一张延迟了半个世纪的人口账单，现在到了必须一笔笔结清的时候。
养老、看病、身后事
人口结构的拐点不会只停留在统计表上，它会实打实地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里。
最直观的，是“老年人太多、服务太少”这对矛盾。
全国目前大约有八百多万张各类养老床位，看起来不少，但与上千万、还在持续增长的刚性需求一比，缺口立刻显形。
大城市的公办养老院，排队几年起步，有的热门机构甚至十年都排不完。
一线城市不少家庭都有这样的体验，自己上班忙，父母身体又开始频繁出状况，一边打听靠谱的护理员，一边发现这个行当总量只有几十万人，真正受过专业训练、长期稳定从业的更是少数，一位护工往往要同时照顾十来个老人，精力和质量可想而知。
医疗这块，同样被“老龄高原”推着满负荷运转。
心内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这些“老年三大重灾区”，在很多三甲医院的门诊量已经常年处于高位，老年患者占比接近甚至超过所有就诊人群的一半。
从前人们说“冬天是心脑血管高发期”，现在则是一年四季都忙，季节性波峰叠加结构性高位，医生、床位、检查设备长期在边缘状态运转。
连生命的最后一程都在面临“资源挤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部分墓园价格高得吓人，热门地段墓穴按平方米算早已十万起步，一些家庭为了不让后代背上沉重经济负担，不得不选择更远或更简单的方式安葬亲人。
民政部门这几年明显在“补课”，不断审批新殡仪服务机构、新火化设备，同时推动海葬、树葬等节地生态方式，希望既缓解土地压力，也给普通家庭多一点选择空间。
与此同时，安宁疗护这块也在快速铺开，全国已有四千多家机构或病区提供相关服务，但跟每年上百万需要终末关怀的患者相比，覆盖率还是远远不够。
可以说，现在我们是在用加班式的速度给整个社会系统打补丁，养老、医疗、殡葬、社区服务，都在一边应付现实压力，一边尝试从“临时应付”转向“制度托底”。
一头是少生，一头是延退
死亡端在“还旧账”，出生端却明显“不给力”。
2025年的出生人口只有792万，出生率5.63‰，都创下新低。
简单看就是“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但摊开原因，既有房价、教育、职场压力这些现实顾虑，也有观念层面“少生优育”的深入人心。
面对这一头“断崖式少生”，国家这两年开始动真格。
2025年1月起，3岁以下婴幼儿每人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全国推开，这是第一次用普惠性现金发放的方式直接减轻养育成本。
很多地方还在配套跟进，延长产假、增设普惠托育点、给多孩家庭在公租房、入园入学上提供倾斜。
这些手段短期内很难立刻把出生率拉回高位，但可以一定程度上减缓“直线往下掉”的速度。
另一头，是尽力把现有劳动力“用足用好”。
江苏、山东等地先行试点弹性退休，让60到67岁的群体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具体退休年龄，多干几年，就多缴几年养老保险、也多领一点养老金。
官方测算是，延迟几年退休，个人养老金替代率最多能提高8%左右。
对宏观层面来说，这既能减轻养老金支付压力，又能缓解部分行业熟练人才断层的问题。
再配合技能培训和灵活就业机制，鼓励那些身体条件允许、有意愿的老年人继续在合适岗位上发光发热，让“老龄社会”不只意味着负担，也包含继续创造价值的可能。
同时，“银发经济”的轮廓越来越清晰。
适老化房屋改造、居家康复设备、老年旅游、文化娱乐、线上社交……
一整条长寿产业链正在成形，有机构估算，相关市场空间未来有望达到几十万亿级别。
年轻人愿意进养老服务、健康管理这类行业，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专业化、智能化带来的发展前景，而不再是简单的“伺候人”。
往深里看，这是中国从“人多力量大”转向“人均素质和产出更重要”的必然转型。
数据显示，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提升到11.3年左右，城市化率也在稳步上升。
总量下降的同时，人力资本在变厚。
真正的考验在于，能不能在“死亡数字高位+出生数字低位”的双重压力下，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产业升级这些环节串成一套顺畅运行的系统，让少一些人也能把更多事情做好。
未来几十年，当1960年代那一大拨人在一个个年份里陆续谢幕，回望今天，我们大概会把这段时间视作一次大规模、且不可逆的人口结构重塑期。
眼前这些冷数字背后，是一次从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的艰难切换。能不能挺过去，不只看生了多少、走了多少，更要看我们在中间给每个普通人预备了怎样的生活和老去的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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