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求恩，都在歌颂他的高尚与伟大，却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他究竟为何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甘愿舍弃一切，拼尽全力救助中国军民。很多人只把他当作一位好心的外国医生，却忽略了他出发前的信仰与抉择。
1916年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单人照（青年白求恩，正式肖像）
很多人只把白求恩当成一位好心的外国医生，却不知道他来中国之前，早已走过一条漫长而坚定的道路。1890年，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早年就接受过系统医学训练，1928年成为加拿大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外科主任，师从著名外科专家爱德华·阿奇博尔德，是当时北美顶尖的胸外科专家。他本可以在舒适的诊室里享受高薪与尊重，却在亲眼目睹社会不公后彻底改变人生方向。经济大萧条席卷北美，他在诊所里看到最刺心的对比：有钱人能用上最好的药物与设备，底层劳工却连基本诊疗都负担不起，只能在痛苦中等死。这种现实让他无法安心做一名只看病症不问世道的医生。他公开说：“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1935年，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他认定，只有站在劳动者与弱者一边，医学才有真正的温度。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势力肆虐欧洲。白求恩没有丝毫犹豫，于11月3日奔赴马德里前线。他在战场上发明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把救命的血液送到最危险的阵地，挽救了无数反法西斯战士的生命。这段战地经历让他更加确信，法西斯是全人类的公敌，反抗侵略不分国家、不分种族。西班牙的硝烟尚未散尽，他就把目光投向了正在遭受日寇铁蹄践踏的中国。
西班牙内战前线的白求恩（1937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消息传到加拿大，白求恩坐不住了。他主动向加美两国共产党请缨，要求前往中国支援抗战。1938年1月8日，他带着医疗设备与药品，率领援华医疗队踏上行程，经香港、武汉，于3月31日抵达延安。见到毛泽东的当晚，他就递交了党员证，当场提出请求：“我不是来休息的，我的战斗岗位就在前线。”他不愿留在后方享受优待，反复强调：“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1938年6月，白求恩抵达晋察冀边区，见到聂荣臻司令员时，他再次明确表态：“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做客的。”当时的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没有正规手术室，没有消毒设备，大量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救治牺牲。白求恩没有抱怨，他立刻着手搭建医疗体系，制定严格的消毒规范，培训本土医护人员，亲手制作简易手术器械。他对身边人说：“伤员的生命要紧，我少休息一会儿有什么关系？”
白求恩在晋察冀为八路军伤员检查身体（沙飞摄）
1939年4月，齐会战斗打响，白求恩把临时手术室设在离火线仅3.5公里的破庙里。炮弹不断在附近爆炸，墙壁被震得落土，他始终稳站手术台边，连续工作69小时，为115名伤员完成手术，创造了战地救护的奇迹。在冀中前线的4个月里，他率队行程1500余里，实施手术315次，建立13处手术室与包扎所，救治伤员超过1000名。有人劝他注意安全，他只回答：“战士在火线上都不怕危险，我们怕什么危险？”他拒绝特殊待遇，和战士同吃粗粮同住土屋，有人给他送来营养品，他全部分给重伤员。他对卫生部长叶青山说：“我是来支援民族解放的，我要钱做什么？我要吃得好穿得好，就留在加拿大不来中国了。”
真正的悲剧发生在1939年10月28日，河北涞源县孙家庄，日寇在“扫荡”中突然逼近。白求恩正在为一名大腿粉碎性骨折的伤员紧急手术，哨兵多次催促撤离，他只说：“加快速度，做完最后一台再走。”慌乱中，他的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破，他简单消毒后继续操作，坚持缝完最后一针才率队转移。十分钟后，日军冲进村庄。伤口很快在后续手术中受到感染，转为脓毒败血症。高烧反复折磨着他，可他仍坚持为伤员做手术、写医疗教材。
1939年10月 河北涞源孙家庄小庙手术照（吴印咸摄，白求恩最后一张工作照）
1939年11月10日，白求恩自知时日无多，他强撑着身体写下遗书。他平静地说：“我是医生，我知道我患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够用的办法都用过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人民，这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他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再为中国抗战多做一点贡献。1939年11月12日清晨，这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战士，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年仅49岁。
我们记住白求恩的无私奉献，更要读懂他的选择与坚守。他不是凭空出现的圣人，而是有理想、有愤怒、有担当、有行动的战士。他放弃优渥生活，奔赴最危险的战场，用医术与生命守护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正义与善良，能够跨越国界、种族与信仰，成为照亮人类的永恒光芒。
白求恩佩戴八路军臂章留影（晋察冀军区时期，沙飞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