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钱学森，应该每个国人都知道吧。他可是我国十分重要的一位科学家，为两弹一星的研究做出了尤为卓越的贡献，为了能顺利回到祖国，他可是遭遇了不少危险。
祖国自然也很欢迎这位来之不易的人才，可以说，几乎是“有求必应”。可就在钱学森提出要见到两个人的时候，却让组织为难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切还要从1955那年11月说起了，当时钱学森前往东北考察。在陈毅副总理的安排下，朱兆祥负责协调参观的日程。
当他拿着精心制定的一周参观日程表征询钱学森的意见时，对方却指着日程表上的空白处，平静地说：“能不能帮我加个安排？我想见两个人，罗时钧和庄逢甘，他们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
这个看似简单的请求，却让朱兆祥和负责接待的统战部长犯了难。部长看着名单，眉头拧成了疙瘩：“钱先生，不是我们不帮忙，这事儿是真难办啊。”
钱学森要见的这两个人，可不是什么普通朋友，而是他心中最靠谱的“学术知己”和“事业抓手”。
罗时钧的名字，钱学森记了整整7年。1948年，出身江西南昌书香门第的罗时钧，以优异成绩考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成为钱学森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
当时钱学森已是享誉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而罗时钧主攻的正是导弹、飞机设计的核心领域，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是“容克”飞机尾翼抖振失事的气动机理，深得钱学森器重。
钱学森常对身边人说：“罗时钧的科研悟性，是我见过的年轻人里数一数二的。”
庄逢甘则是钱学森在美国学术圈的“忘年交”。这位同样深耕空气动力学的专家，和钱学森虽没有师徒之名，却有着深厚的学术情谊。
两人经常在加州理工的实验室里讨论到深夜，从气流绕流规律到飞行器设计优化，无话不谈。偶尔周末聚餐，几样简单的家常菜下肚，话题仍离不开那些能让中国航空事业腾飞的技术难题。
1950年，就在钱学森准备回国却遭到美国阻挠的时候，罗世军和庄逢甘已经率先踏上了归途。他们响应国家号召，直奔刚在哈尔滨筹建的军事工程学院，成了学院里最年轻的技术骨干。
罗时钧不仅要给学员讲授高等数学和空气动力学，还牵头制定了中国第一个风洞建设方案。所谓风洞，就是人工制造气流，模拟飞行器飞行状态的实验设备，是航空航天研究的“必备神器”。
庄逢甘则一头扎进尖端武器设计，在简陋的实验室里摸索导弹气动布局的关键技术。
钱学森之所以刚回国就急着见他们，一来是5年都没见面的牵挂，二来更重要的是，他心里一直装着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
回国前，他早已下定决心要为祖国打造导弹、火箭这些“大国重器”，而罗时钧和庄逢甘所在的哈军工，正是当时国内唯一专门研究军事工程的高校。
他想通过这两位老朋友，摸摸国内国防科研的“家底”：技术水平怎么样？有多少可用的人才？现有条件能支撑哪些研究？这些答案，直接关系到他后续为国家效力的方向。
统战部长的为难，根源就在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几个字上。这所1953年正式成立的学院，可不是什么蹼泳的俄大学，而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专为培养国防科技人才设立的“绝密单位”。
当时正是冷战初期，中美关系剑拔弩张，朝鲜战场的硝烟也刚刚消散不久，国家对国防科技的保密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
哈军工里藏着的宝贝，随便拿一样出来都足以让外界震动：从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军B-29轰炸机残骸、完整的雷达设备，还有正在研发的导弹原型、火箭发动机，每一样都关乎国家安危。
用当时学院保卫处的话说：“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不能随便对外说，更别说让外人进来了。”
按照当时的规定，能进入哈军工参观的，必须是部、省级以上领导，或者经过中央军委特批的重要人物。而刚回国的钱学森，虽然名声在外、被国家奉为上宾，却还没有正式的行政级别，身份只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从制度上来说，他确实没有进入哈军工的资格。
负责接待的朱兆祥更是左右为难，一边是国家好不容易盼回来的顶尖科学家，人家就提了个这么个小小的要求，直接拒绝实在说不过去。可另一边是铁打的保密规矩，一旦违反，出了任何纰漏都担不起责任。
他只能把情况层层上报，得到的答复也是“难满足”。事情就这么卡在了原地，钱学森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归国后的失落。
谁都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好像无解的难题，却因为一个人的介入迎刃而解。这个人就是哈军工的院长，陈赓大将。
陈赓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北京西山的靶场视察。当参谋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他立即下令：“通知空军，马上给我备机，我去哈尔滨！”
了解陈赓的人都知道，他这辈子最惜才、也最敢担当。这些年，他一直都关注着钱学森的消息。他早就听说，这位科学家在空气动力学、火箭技术领域的造诣无人能及，更敬佩他冲破美国阻挠毅然回国的骨气。
如今钱学森主动提出要见哈军工的人，陈赓立刻意识到：这绝不是简单的叙旧，而是国家国防科技事业的大好机会。他心里盘算着：让钱学森看看哈军工的实力，既能满足他的心愿，更能把这位顶尖人才拉到祖国的导弹事业中来。
1955年11月24日傍晚，陈赓的专机就降落在哈尔滨机场。刚下飞机，他就直奔哈军工的保卫处，丢下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明天钱学森先生来学院，所有门禁规矩照旧，但我亲自陪同，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
保卫干事愣住了，院长平时对制度要求极严，可这次却破例了。陈赓看着大家疑惑的眼神，补充道：“保密是为了防外人，钱学森是自己人，国家的科技发展，不能被死规矩困住。”
第2天一早，当钱学森的车驶进哈军工校园的时候，陈赓就已经穿着笔挺的军装在门口等着了。见到钱学森，他快步上前握住对方的手，爽朗地笑道：“钱先生，欢迎回家！今天哈军工对你没有秘密，想看什么、想问什么，尽管说！”
钱学森看着眼前这位满脸真诚的大将，之前的失落一扫而空，眼眶微微发热：“陈院长，谢谢你。”
在陈赓的亲自陪同下，钱学森走进了哈军工的实验室。眼前的景象让他意外又感动：虽然没有美国那样先进的设备，但这里的科研氛围却异常浓厚。
在航空系的实验大厅里，一架拆解开来的美军B-29轰炸机残骸静静陈列着，这是朝鲜战场上的战利品，也是哈军工师生研究航空技术的“教具”。钱学森围着残骸转了两圈，手指轻轻拂过机翼蒙皮，突然停下来说：
“你们这个蒙皮切割角度不对，长期飞行会积累内部应力，容易出问题。”
旁边的技术员小声解释：“苏联专家说这样装配更快。”钱学森摇了摇头：“搞国防科研，安全和精准比速度更重要。”陈赓立刻对技术员说：“钱先生说得对，按他的意见改。”
走到火箭实验室，钱学森看到了更让人动容的一幕：几节黑铁管焊接成的试验台，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数十根压力表，几名科研人员正围着一张图纸激烈讨论。
罗时钧和庄逢甘早已等候在那里，见到钱学森，两人快步上前，紧紧握住老师的手，千言万语都化作了眼眶里的泪水。
“老师，我们正在摸索固体燃料火箭的拆装技术，就是设备太简陋了。”罗时钧指着试验台说。钱学森仔细看着他们的设计图纸，不时提出修改意见，从推进系统的优化到制导技术的改进，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
他发现，虽然国内的科研条件落后，但罗时钧他们已经在风洞建设、气动计算等关键领域取得了突破，甚至编写了国内第一部空气动力学中文讲义。
更让他欣慰的是，哈军工的学员们个个干劲十足，有的用手摇计算机计算气动数据，有的用木材雕刻导弹模型，哪怕刻错一刀就要重新来过，也没人抱怨。
参观到一半，陈赓悄悄拉着钱学森走到一边，眼神坚定地问：“钱先生，你说实话，咱们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搞出导弹和火箭？”钱学森没有丝毫犹豫，回答说：“为什么不能？外国人能干的，咱中国人也能！”
这掷地有声的话让陈赓瞬间热血沸腾。他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哈军工要人出任，要物出物，只要能搞出导弹，你尽管开口！”
那天晚上，陈赓在哈军工特意安排了晚宴。没有山珍海味，只有东北特色的烧鸡、酸菜和冻梨，但气氛却异常热烈。钱学森和罗时钧、庄逢甘坐在一起，从美国的学术研究聊到国内的科研困境，从风洞实验的细节聊到导弹发展的方向，有说不完的话。
陈赓坐在一旁，看着三位科学家畅谈的样子，心里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一定要把钱学森的智慧和哈军工的力量结合起来，为国家打造出真正的“国之重器”。
1955年的哈尔滨，虽然寒风凛冽，却挡不住钱学森科研报国的热情。这场跨域几十年的会念，照亮了我国克洋自立自强的征程，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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