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乔治・艾略特传》，[英]凯瑟琳・休斯著，王柏华、吴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608页，138.00元
《将过去抛在身后：乔治・爱略特传》，[英]克莱尔・卡莱尔著，徐颖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392页，69.80元
在群星璀璨的十九世纪英国文坛，如果说查尔斯·狄更斯是那位在街头巷尾讲故事、让所有人大哭大笑的演说家，那么乔治·爱略特就是那位坐在书房深处，凝视着人类道德困境的哲人。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曾盛赞她拥有“托尔斯泰式的深度”，弗吉尼亚·伍尔夫更是认为《米德尔马契》是“英国极少数写给成年人看的小说之一”。然而，不同于简·奥斯丁笔下的浪漫爱情或勃朗特姐妹书中的女性自我表达，爱略特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似乎总显得有些面目模糊。不过，最近接连有两部关于乔治·爱略特的传记走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将过去抛在身后：乔治·爱略特传》（The Marriage Question: George Eliot's Double Life）的作者克莱尔·卡莱尔（Clare Carlisle）从爱略特的婚姻问题入手，探讨了她如何通过写作来处理这种“双重生活”带来的心理张力，将个人的情感困境转化为普世的道德思考。而《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乔治·艾略特传》（George Eliot: The Last Victorian）的作者凯瑟琳·休斯（Kathryn Hughes）则将爱略特充满戏剧张力的个人经历与宏大的时代背景结合，刻画了她成为一流女作家的艰辛历程。爱略特之所以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是因为她的小说能跨越时空，在今天依然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
爱略特一直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集大成者。她既保留了那个时代对责任、道德和人类纽带的严肃承诺，又在作品中以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开启了现代主义的先声。她的小说以厚重的哲学思考著称，因此文风也稍显严肃。但隐藏在她厚重文笔之下的是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思考，其小说讨论的核心议题与今天依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爱略特身处英国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英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但新的生产方式引发了严重的价值、信仰危机。资本主义破坏了过去依托于土地的稳定人际关系和道德秩序，导致拜金主义盛行，金钱取代了上帝。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面对“上帝已死”的精神废墟，爱略特希望以世俗道德重构一种全新的精神秩序，即批评家克诺普夫尔马赫（U. C. Knoepflmacher）所谓的“宗教式的人文主义”。她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人应该如何过好这一生？社会的发展之路又在何方？“情感真理”是她的答案。面对失序的社会，爱略特重新挖掘那些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原初情感体验，将跨越个体的情感共鸣构建为维系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石。
多重面具背后的作者其人
事实上，“乔治·爱略特”这个男性化的笔名仅仅是作家多重面具中的一个。她一生的数次改名，象征了一场不断打破常规、寻找自我的旅程。她出生在英国沃里克郡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出生时被起名为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e Evans），后来她自己改为Mary Ann Evans。父亲去世后她移居伦敦，改名为玛丽安·埃文斯（Marian Evans）。当她决心与已有妻子的乔治·亨利·路易斯（George Henry Lewes）一起生活后，她坚持要求别人称她为路易斯太太。后来出版小说时她又起了笔名“乔治·爱略特”，此名从此家喻户晓，甚至一度被人冒认。路易斯去世后，她又嫁给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银行家约翰·沃尔特·克罗斯（John Walter Cross），并在婚书上签上了玛丽·安·克罗斯（Mary Ann Cross）的名字。尽管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七个多月，却助她达成了与主流社会的和解。正是这段“合法婚姻”让她赢得了兄长的原谅，此前二人因为她与路易斯同居而断交二十多年。
爱略特的一生，有诸多不寻常之举。她本来是虔诚的福音教徒，二十岁出头却与父亲开启“圣战”，拒绝去教堂；她明知与有妇之夫路易斯同居会引发强烈社会争议，但她仍然与之结合。但让许多读者觉得颇为矛盾的是，她作品中呈现的却是偏保守的价值观。她相信人与过去的根源不可斩断，个体与群体的纽带也无法断绝。正如她在《激进派费力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 the Radical）中写到的：“任何个体的私密生活，无不被更宏大的公共生活所塑造。”她笔下的主人公尽管深陷个体意志与社会规约的激烈张力，但最终还是在道德上走向了“克己”（renunciation）。他们并未选择激进的决裂，而是回归传统与责任，将躁动不安的个体愿望升华为对共同体秩序的维护。
乔治·爱略特的照片，约1865年。
事实上，爱略特的行为与她的信仰并不矛盾，因为她始终坚信“情感真理”。她长期阅读诸多基督教著作，特别是查尔斯·汉内尔（Charles Hennell）的《关于基督教起源的研究》（Inquir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Christianity），1842年新年，她从理智上正式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休斯，72-76页）。但当她经历了与父亲决裂的痛苦，看到父亲因为她的“叛逆”而备受打击，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圣战”是否真正正确。正如她在与朋友的信中写到的：“思辨真理不过是个人心智的投影，智性之间的共识也似乎不可企及，于是我们将目光转向情感的真理，视其为联合众生的唯一普世纽带。”在与父亲的争执中，她意识到，与上帝是否存在这类抽象问题相比，更重要的是个体的情感感受而非是非对错。她在之后几十年多次后悔当年的“圣战”，认为当年激进的方式无非是出于“狭隘的智性优越感”。与追求真理同样重要的是她作为女儿的责任，她意识到，维系人类社会的不是某种理论、政治观念或宗教实践，而是将不完美的个体相连的情感纽带（休斯，84页）。
爱略特的小说不仅建立在她的个人情感体验之上，更与她的哲学思考密不可分。虽然她无缘接受高等教育（英国第一所女子学院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直到1869年才成立），但她的知识储备之渊博远超顶尖女子学院的课程要求（休斯，55页）。爱略特精通多门外语，翻译了三部哲学著作，包括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的《耶稣传》（The Life of Jesus）、斯宾诺莎的《伦理学》（Ethics）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这些哲学著作深刻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甚至有批评家称其小说为哲学小说。其中，费尔巴哈对她的影响最为深远。她曾经在与友人的信中写到，“我同意费尔巴哈说的每一个字”。费尔巴赫的核心思想——“神学的秘密即是人学”更是在她小说中有直接显现。爱略特认识到，传统宗教中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并非客观存在的造物主，而是人类将自身美好品质，如爱、慈悲与公义，投射到其身上的结果。因此，上帝的“死亡”不应导致神性的消散，而应是神性的归位。既然没有上帝来救赎人类，人类就必须成为彼此的拯救者。在爱略特看来，我们应将曾经献给神的虔诚转化为对身边同胞的绝对责任，将对抽象教条的信奉转化为对鲜活生命的深切同情。正如她说的，“上帝是不可想象的（inconceivable），永生是难以置信的（unbelievable），但责任是不可推却的（peremptory and absolute）”。
除了翻译哲学著作，爱略特在《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编辑工作也为她之后创作小说打下了基础。当时先进的思想家们尚未接受一本容纳女性的杰出刊物（休斯，167页），所以爱略特只能隐藏在他人之后做助理编辑。但她是实际上的负责人，并为此期刊撰写了多篇评论文章。她在《女作家写的蠢故事》（Silly Novels by Lady Novelists）和《德国生活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German Life）中不仅批判了当时的流行小说，更表达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她认为艺术应该直面生活的丑陋与缺陷，而非营造美好但虚假的幻象。我们需要同情的是我们身边切实存在的同胞，他们或许是“有着粗糙双手、平庸面孔的普通人”，而不是“英雄式的工匠”或者“多愁善感的农民”。只有将文学建立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它唤起的同情才是坚实持久的，文学不应该仅仅是凌驾在加工过的虚假现实上的悲悯姿态。她在小说中也践行了自己的创作观，她的笔下很少有“完人”，而都是有各类缺陷的普通人，但这些普通人也能迸发出人性的闪光。这种对不完美同胞的真实关怀，构成了爱略特小说的道德基石。
《亚当·比德》：走出自我主义的陷阱
美国伦理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著作《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中指出，阅读小说在当下时代尤为重要，因为小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道德情感实验室，读者在阅读中通过“替代性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对复杂的伦理情境进行排演，从而获得了仅靠抽象逻辑无法抵达的“情感知识”。爱略特并非机械地将哲学原理照搬到小说中，而是将抽象的哲学命题内化为具体的复杂道德伦理情境，令读者在阅读中唤起对人物的同理心。爱略特本人也曾说过，“情感也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并非经由理性推导或经验得出的知识，而是共通的人类情感体验，暗含着对人类普遍困境的认知。
要获得这种知识，关键是要走出自我主义的陷阱。爱略特认为，“自我主义”（egotism）极易导致个体陷入道德上的困境，对他人、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比如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比德》（Adam Bede）中，男主人公亚当心仪漂亮却无知的海蒂，但海蒂爱慕虚荣，一心以为可以靠美貌嫁给乡绅亚瑟。最终，亚瑟与海蒂因为放纵个人欲望而铸成大错，海蒂获杀婴罪被流放，亚瑟也因无颜面对社区居民而远走他乡。二人的所作所为不只毁了自己的人生，更伤害了一直信任他们的亲人朋友。
傅敬民译《亚当·比德》（2011）
男主人公亚当成长的关键就是走出了自我主义的陷阱。自我主义在爱略特作品中不能简单理解为自私自利，而是固执地将世界视为满足自我需求的客体，对他人的真实存在视而不见。早期的亚当虽然正直勤勉，但他过分相信自己的价值判断，忽视了现实世界和人性的复杂。他严于律己，也以此苛责他人，例如他谴责其他木匠一到下班时间就停止工作，不能像他一样热爱劳动。这种缺乏弹性的道德观使他无法容忍人性的软弱。然而，海蒂的悲剧成为了他道德觉醒的契机。海蒂的堕落不仅击碎了他的完美主义幻象，更迫使他见证了人性的脆弱，随着海蒂一起经历了绝望与无助。这种切肤之痛打通了他与有罪者、受难者之间的情感通道，使他真正获得了共情他人的能力。
在爱略特看来，同情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共同的情感体验。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同情（sympathy）从词源上就有共同受难（suffer with）的含义。在维多利亚社会语境下，它也包含了今天同理心（empathy）的含义，因为后者直到1909年才在英语中出现。亚当的成长范式揭示了爱略特最核心的伦理观：同情并非天生，而是通过共同受难习得的智慧，这奠定了爱略特笔下人物成长的基本范式。
《佛洛斯河上的磨坊》：摒弃僵化的道德判断
爱略特曾在与友人的信件中写道：“我认为衡量道德进步的标准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分享别人的喜悦，承担别人的痛苦。”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设身处地考虑每个人所处的不同处境，而非空洞地依据一般原则做出道德判断。《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是最富有爱略特自传色彩的作品。小说聚焦于塔利弗家汤姆和玛吉两兄妹的成长。父亲因决策失误导致家庭破产，磨坊被拍卖，两兄妹面临着迥然不同的处境。汤姆通过个人努力替父亲偿还债务，恢复家族地位；而玛吉则无意识间随着表妹的未婚夫史蒂芬离去，彻夜不归，破坏了家族名誉。玛吉的出走引发轩然大波，哥哥因此与她断绝关系。
祝庆英等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2008）
当玛吉醒来意识到自己铸成大错，不顾史蒂芬恳求回到兄长身边，却只得到了汤姆的恶言相向：“我不再是你的家人了。你给我们带来的只有耻辱……我不会再管你了。”汤姆只看到了行为的结果，却完全缺乏想象力，无法体察玛吉内心的挣扎。她并非蓄意背叛、伤害表妹，而是一时抗拒诱惑失败而迷失。此时，玛吉几乎被整个世界厌弃，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母亲塔利弗太太出声了。这位在书中一直表现得平庸、唠叨，甚至有些愚钝的中年妇人，在此刻第一次反抗了儿子。尽管对儿子又畏又怕，但看到儿子对女儿如此残忍，她的母爱战胜了恐惧。她告诉女儿，“我的孩子，我和你一起走！你还有我”。爱略特评论道，“比智慧更有效的，是一丝简单却不曾抛弃我们的同情”。塔利弗太太没有能力表达复杂的道德辩护，但她拥有一位母亲的本能——“她要陪着自己受苦的孩子”。作为最小的孩子，爱略特早年始终没有获得母亲的关爱。她笔下对母亲形象的刻画更多依靠“缺席”而非“在场”，投射为一种对爱的渴望与情感依恋（卡莱尔，95页）。
爱略特经由自己的经历，认识到了仅仅依据一般原则进行道德判断的危险。正如在评价玛吉的人格时，她提醒读者，“道德判断必然是错误且空洞的，除非能充分考虑到个体命运的不同境遇”，因为“生活那神秘的复杂性绝非几句格言所能囊括。若用这类公式将自己束缚起来，便是扼杀了一切源于不断增长的洞察力与同情心的神圣启示与灵感”。玛吉并非有意破坏表妹的婚事。相反，她极力克制与史蒂芬的感情，一再为了表妹的幸福拒绝史蒂芬的求婚。叙述者讽刺道，如果玛吉几个月后以史蒂芬太太的身份归来，那么别人只会称颂他们的爱情，因为这个世界只看重结果。玛吉的道德崇高性，恰恰在于她拒绝了简单的路径，因为她不愿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她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不仅要承受失身的污名，还要忍受放弃爱情的剧痛。这种在激情与责任、诱惑与良知之间的挣扎，构成了爱略特所说的“情感真理”。真正的道德洞察力，不是来自既定的道德手册，而是源于“对诱惑那种艰难的体认”，以及“足够鲜活强烈，从而能对一切人性产生广博同胞之情的生活”。故事的最后，玛吉在洪水中不顾自身安危划船回去救汤姆，汤姆终于在生命最后一刻理解了他一直蔑视的玛吉的情感，兄妹二人在洪水中相拥而亡。爱略特用一场人类无法战胜的洪水，印证了同情是人类在世上唯一的救赎。
《米德尔马契》：同情转化为责任
同情不仅是爱略特笔下人物重要的品质，更构建了爱略特自己的创作观念。她曾在文章《德国生活自然史》中写道：不管是画家、诗人还是小说家，艺术家对我们最大的贡献，是延展了我们的同情心，“建立在概况和数据之上的诉求需要的是现成的同情心，是一种本身已经活跃的道德情感；而伟大艺术家对人类生活的细致描绘，则会震惊哪怕最微不足道和自私的心灵，将其注意力转移到自身之外，这也正是道德情感的原始材料”。爱略特对笔下所有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捕捉都是精准而动人的。她的小说没有单独从主人公视角出发，而是一个由无数视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网络。曾被BBC评为最伟大的英国小说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正是典型代表。小说围绕女主人公多萝西娅的利他主义理想与男主人公利德盖特的医改事业展开双线叙事，但叙述视角并不局限于两人，而是扩展至众多角色，让读者得以走进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陈锦慧译《米德尔马契》（2025）
女主人公多萝西娅是践行情感真理的代表，她的座右铭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难道不是互相帮助让彼此的生活好过点吗？”但无私如多萝西娅，也经历了逐步走出自我中心的过程。她一开始怀着理想主义的热忱、不顾众人反对嫁给了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老学究卡苏鹏，认为他是当代弥尔顿。婚后却发现自己的情感诉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卡苏鹏的研究事业也没有她想象中宏大。这双重失望令她在度蜜月时与卡苏鹏第一次爆发了争吵。但爱略特在叙述中并没有站在多萝西娅这边，过度谴责沉迷研究、不近人情的卡苏鹏，而是自如地在两者的视角间切换，分别描写他们的动机与感受，展现了他们不同的困境。爱略特揶揄道：“多萝西娅本以为她会对‘弥尔顿’很有耐心，但她从未想过‘弥尔顿’会这样对待她。”这种理想化的破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也正是这种痛苦促成了她的觉醒。正如叙述者所言：“她对丈夫内心的痛苦一无所知，正如他对她的烦恼毫不了解一样。”她逐渐意识到，那个在她眼中枯燥乏味的丈夫，内心深处也隐藏着值得同情的挣扎——他“也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自我，对他而言光与阴影的角度势必不同”。这种对他者独立存在的认知，标志着她真正走出了自我主义，获得了对世界更广泛的理解。
但多萝西娅的道德成长不止于此，她不仅走出自我主义，更将同情转化为了行动。多萝西娅在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时实现了斯宾诺莎所谓的从本能到责任的转化。斯宾诺莎视“自我利益”为人类行为的原动力，但他也认为，人类通过理性反思可以认识到，既然我视自己为至高无上，我的同胞亦视自身为至高无上。人类因而能够将这种自我保存的本能转化为利他的道德责任。起初，当多萝西娅误以为爱人威尔与利德盖特的妻子罗莎蒙德有私情时，她完全被愤怒驱使，充满了“嫉妒的义愤与厌恶”。然而当她想到利德盖特面对的困境，瞬间平息了怒火，转而寻求一种内在的“至善”（the perfect right）来指引自己的行为。她经历了整晚的痛苦挣扎，在清晨时方冷静下来看向窗外。她看到路上背着行囊的男人，怀抱婴儿的妇人，还有田野间带着牧羊犬的牧人。她感受到了世界的广阔，意识到自己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这不由自主、搏动不息的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她既不能躲在奢华的庇护所里做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也不能因自私的抱怨而对他人闭目不视”。同情将她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转化为一种驱动行动的力量，促使她投入尘世，履行自己的责任。她的同情感染到了自私冷漠的罗莎蒙德，后者向她澄清误会，间接促成了她最终与威尔的结合。婚后她支持威尔参选议员、推动改革，她的同情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在《米德尔马契》的终章，爱略特感慨多萝西娅的命运：“她美好的品性，正如那条被居鲁士大帝堵上的河流，被分散成无数不知名的溪流，在世上流淌。然而，她对周围人的影响却难以估量：因为这世上善的增长也是部分依靠于这些籍籍无名的善行；我们的境遇不至于那么悲惨，也一半归功于这些默默无闻过完一世，最后安息在无人吊唁的坟墓中的人们。”爱略特以河流为喻表征同情的力量，这正是当今情感疏离的社会急需的解药。在日益原子化的时代，个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孤寂，而重读爱略特的作品，或许能让我们重拾情感真理，修复断裂的纽带。正如克莱尔·卡莱尔在《将过去抛在身后》中所言，“爱略特深知，情感真理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层层叠叠的，蕴含深刻的内涵……她寻觅真理，并非为了形成简短的定义或者道德评判，而是为灵魂创造空间，供其成长，让它保持好奇，让灵魂永远鲜活”（260-261页）。这种文学的力量，指引我们跨越隔阂，在对彼此的理解与责任中，携手去修补这个尚不完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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