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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晨旭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生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在家的这些时日并未发生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一切循惯例,平淡且扎实,而这恰恰是笔者家乡最本真的日常底色。节前,大家忙着扫尘迎新、置办年货,在日常琐碎的筹备中,完成辞旧迎新的仪式,也在烟火气中慢慢积攒起对新年的期待。节后,主要是走亲访友和休闲游玩。大家围坐闲谈,聊聊最近的困顿和来年的打算,在温和安稳的相聚里,享受片刻欢愉,消解一年的辛劳与疲惫。

笔者所在家庭的成员大多长期定居当地(鲁中某市),鲜有外出务工或异地奔波的情况。因此,假期中家庭成员之间既无久别重逢的浓烈情绪,也少有离别之际的不舍与感伤。长辈常说 “过年就是过的孩子年”,春节期间孩童相聚嬉闹、气氛热闹,成为家庭活力最直观的体现。作为尚未步入婚姻、尚未完成家庭角色转型的青年,笔者置身于这样的热闹氛围中,却时常产生一种微妙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本质上折射出未婚青年与乡村社会主流婚恋观念、家庭价值规范之间存在的观念差异,也成为本次观察与思考的核心切入点。

在乡土社会的语境下,婚育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维系亲缘关系最核心的纽带,也自然成为春节期间无法回避的公共议题。作为同辈群体中唯一尚未步入婚姻的人,即便没有亲友直接的催促与追问,家庭聚会的氛围与同辈参照所带来的压力,也会在无形中不断累积,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当个人的发展仍处于上升阶段,期待中的稳定节点尚未到来时,内心的不确定感便会被进一步放大。在这样的时刻,我也曾产生过动摇:或许放下对理想状态的坚持,遵循世俗的节奏结婚成家,才是融入主流、获得世俗安全感的最稳妥方式。

但这样的想法很快会被理性拉回现实。这条看似安稳的道路背后,横亘着诸多难以回避的现实难题:结婚安家所需的住房成本、子女养育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两个大家庭相处中必然面临的磨合与矛盾。这些具体而现实的考量,如同一道道冰冷的屏障,抑制了盲目跟随主流选择的冲动。也正是在渴望安稳与经济压力的反复拉扯中,可以清晰看到,经济理性与个体自主选择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当代乡村青年的婚恋观念与现实图景,而这一变化在春节期间,大家对婚恋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通过闲聊,笔者发现当地对青年婚恋的讨论,开始突破以往仅聚焦“催婚催育”的表层叙事,开始尝试探究农村青年婚恋困境的深层原因。这一讨论焦点的转变,直观彰显出乡村社会对婚恋议题的认知正从被动焦虑转向主动理性。

结合在村中所闻所见,当代农村青年的婚恋状态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不同个体的婚恋选择差异显著,具体可归纳为三类典型情形:其一,部分青年长期处于单身状态,无明确婚恋计划,迟迟未步入婚姻;其二,少数青年在婚恋选择上较为仓促,婚后因性格差异、生活习惯不合、家庭矛盾等诸多问题难以调和,最终走向快速离婚;其三,另有部分青年虽维持着婚姻关系,但婚姻生活平淡乏味,甚至伴随持续的疲惫感,未能感受到婚姻应有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从个体差异视角分析,上述不同婚恋状态的形成并非偶然,每一种选择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婚育本身无论如何选择,都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其差异的产生,主要与青年个体的家庭背景、经济基础、价值观念以及婚恋偏好密切相关。其中经济条件的优劣影响婚恋选择的自由度,家庭环境的差异塑造不同的婚恋认知,而价值观念的分歧则直接决定婚恋相处模式与婚姻走向。​

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现象是,随着村里几位同龄青年相继离婚,大家对婚姻的讨论愈发趋向务实。讨论焦点不再局限于“是否结婚”“何时生育”,而是更多转向夫妻相处的技巧、家庭责任的担当、生活矛盾的化解等更为实际的层面。这种婚恋认知的转变,不仅反映出大家对婚姻本质的理解更加深刻,更折射出乡村社会心态的细微变迁。

村里的长辈们,大多将子女的婚事视为自己的核心任务,认为子女成婚便意味着任务完成,这是乡村传统家庭伦理与代际责任观念的体现。但通过观察身边同龄人的婚恋经历不难发现,长辈的这份“任务”从未真正结束——它不止于婚礼,还贯穿于子女择偶、恋爱、婚后相处乃至养育下一代的全过程,长辈的牵挂与付出始终存在。这种代际责任的延续,虽然维系了家庭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长辈的负担,同时可能对青年婚恋选择产生隐性影响。

事实上,那些迟迟不婚的农村青年,往往可能是对婚姻最为审慎的人,这与外界对“未婚青年”的刻板印象有所不同。新一代农村青年,成长于社会快速转型、城乡融合加速的背景下,早已摆脱了年少的青涩,不再认同“有情饮水饱”的浪漫认知,面对感情与婚姻更加清醒务实,现实考量往往优先于单纯的情感偏好。不少青年情侣相处融洽,但谈及婚嫁时,住房、定居何地、彩礼、经济收入等现实问题,常常引发双方及家庭的矛盾。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与未来规划,不愿轻易妥协,又难以找到两全之策,最终只能搁置婚事,这也集中体现了当代农村青年婚恋选择中的现实困境。

据家人及邻里讲述,村里近期成婚的几对青年,大多是兜兜转转后,重新与最初相识的人走到一起。外人多以“缘分天定”形容这份重逢,实则身处其中的青年更清楚,这更多是到了适婚年龄,经过多次择偶对比后,未能找到更合适的对象,最终在现实压力下做出的妥协选择。而那些坚守自我、不愿将就的青年,不愿让自己的坚持被视为固执挑剔,便在犹豫与等待中拖延婚事。他们并非不渴望婚姻与陪伴,而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尚未准备好,这种准备既包括经济、心理上的,也包括对婚姻责任、家庭关系的认知准备。即便明白人生没有“万事俱备”的时刻,也理解父母的催促与焦虑,却终究不愿违背本心,只能在等待中观望。

此外,那些闪婚又闪离的案例,并非单纯的一时冲动,背后都有复杂的苦衷,也反映出当代农村婚姻关系的脆弱性。部分婚姻的破裂,源于双方长辈过度介入小家庭生活,缺乏边界感,搬弄是非、挑拨夫妻关系,消磨了原本就不稳固的感情;部分婚姻在婚前就埋下隐患,一方或双方原生家庭存在家风不正、口碑不好等问题,这些隐藏的矛盾在婚后琐碎生活中被放大,最终导致婚姻破裂;还有部分婚姻依靠经济条件维系,缺乏扎实的情感基础,夫妻双方没有共同面对问题的意识与能力,难以应对风险,一旦遭遇挫折,在长辈无力支撑的情况下,家庭便极易瓦解。这些案例也暴露了农村婚姻在情感、家庭边界、代际关系、经济支撑等方面的问题。

即便那些自由恋爱、情感基础扎实的农村小家庭,也难以摆脱经济压力的影响,感情在经济压力面前显得格外幼稚。不得不承认,经济因素已成为影响农村婚姻质量与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养育小孩之后,经济支出陡增,此时小家庭的稳定运转,离不开年轻夫妻的努力打拼,更离不开上一辈的默默支持与帮扶,“啃老”成为必然选择。村里大多数长辈都明事理、懂体谅,家境宽裕的长辈会以资金支持减轻晚辈负担,经济普通的长辈则会出力帮忙带孩子、做家务,让晚辈能专注于自身发展。最常见的便是,长辈平日里进城协助晚辈照料家事、看管孩子,节假日便返回农村老家,避免过度打扰晚辈生活,这种相处模式暗藏着代际责任的转移。也就是说,乡村新生代家庭的和谐背后的代价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以婚育的方式进行传递。

长此以往,村里大多数家庭形成了固定的代际分工模式:父亲留守农村,照料祖辈、处理家中事务;母亲进城帮扶晚辈,承担带孩子、做家务的主要责任。这种模式看似理顺了小家庭的生活节奏,保障了其正常运转,是乡村家庭应对城市化、现代化压力的自发选择,能暂时缓解年轻一代的负担。但从本质而言,它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家庭的困境,只是一种无奈的、看似平衡的代际分工,实际是长辈承担了快速现代化畸形发展的恶果,邻村中的两位五十多岁的父亲猝死家中的惨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分工模式的风险性。看似稳定的代际分工模式的背后是两代人之间对现实问题妥协,只能不断回应问题而难以看到问题本身,毕竟在当下,家庭依旧承担着相当多的社会功能,维持社会运行可能比探究如何运行更具有现实意义,农村家庭恰恰是社会发展代价的主要承载者。即便是为长久计,但也要迈过现在,长久计才会产生意义。因此,探究农村婚育问题的根本,也许在婚育之后而非仅在之前,特别凸显的是农村家庭在代际责任、养老育幼、资源分配等方面的问题不应该被回避。在婚育之后甚至会放大这些问题时,逃避婚育也许是对青年人更有利的选择。当发动机的燃料开始争取作为乘客的权利时,所应该做的绝不仅仅是补充燃料那么简单。

在乡村里,长辈盼着安稳,年轻人纠结现实,有人将就,有人坚守,有人在婚姻里疲惫前行。看似平常的聚散与议论,藏着一代人的无奈与选择。日子还在继续,观念慢慢改变,愿每个人都能在世俗与自我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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