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夏天，前往拉萨的飞机越过南迦巴瓦峰时，机舱里坐着一位已经年过半百的华人物理学家。舷窗外雪峰刺破云海，他忽然提笔写下短短四句：“尘寰动荡二百代，云水风雷变幻急。若问那山未来事，物竞天择争朝夕。”字不多，意却很重。熟悉他的人都明白，这几句话背后，藏着一次更早的记忆——一九七三年七月，在北京中南海，与毛泽东的一场长谈，以及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当作座右铭的“只争朝夕”。
这位物理学家就是杨振宁。一九二二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经历战火、求学、远渡重洋，再以物理学成就闻名世界，在许多人眼中，他的故事是“科学家的人生”；但在一九七三年的那个夏夜，他却站在了另一种历史交汇点上：一边是晚年的毛泽东，一边是刚刚变动的大国格局，两人的谈话，不仅关乎科学、哲学，也关乎中国人怎么面对时间、命运和未来。
一、从合肥到普林斯顿：一个科学家的“中国心”
年轻时的杨振宁，生活轨迹几乎被时代推着向前。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他十六岁考入，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读书、作研究。几年之后，他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拿到硕士学位，短暂任教，又在一九四五年夏天离开中国，赴美国求学，踏上许多人那时都觉得“走出去就回不来”的道路。
到了美国，他先在芝加哥大学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完成博士论文。之后，进入由奥本海默主持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与当时世界一流理论物理学家在同一屋檐下工作。那是量子物理学突飞猛进的年代，新的粒子、理论与假设层出不穷，很多旧有概念被不断推翻。杨振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和李政道一起，提出宇称不守恒的大胆设想，并在一九五七年因为这一成果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奖之后，他的名字一下子成了世界物理学界的“招牌”，各国学术机构争相邀请，他也自然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可在光环之外，他内心对中国的判断，并非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他身在美国，通过媒体、传闻、亲友书信了解国内变化，对这一切既好奇，又有不少疑虑。毕竟，那个年代，不同阵营信息不对称，误解很多。他早年的价值观，也还停留在旧中国读书时形成的一套标准之内。
真正的转折，在一九六二年。他到日内瓦讲学，父亲杨武之前往探望。这位长期在上海高校执教、亲眼见证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带来的不只是团聚，还有一整套新认识。他直言不讳：“很多以前教你的东西，现在得否定，那些过去自以为是的价值标准，其实错得很厉害。”父子的对话并不激烈，却很深刻。杨武之一句“眼睛要放远点，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让杨振宁陷入长时间的思考。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之后几年里，国际局势也在悄然变化。六十年代后期，中美之间对立虽深，但双方内部对彼此的看法开始出现松动。一九七一年，美国国务院解除美国公民不能去中国大陆的禁令，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信号。杨振宁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盼望已久的“回去看看”的机会真的来了。他既想见父亲、亲人，也希望亲眼看看这个十多年间争议不断、又不断被提及的“新中国”，究竟是怎样的景象。
那一年，他通过法国转机来到上海，成为首位踏上中国大陆的美籍华裔学者。在上海，他看旧校、访学人；回合肥，他看家乡的变化；到了北京，他站在长城上，心里翻涌的情绪，说简单是“乡愁”也可以，但又不止如此。长城象征着古老而顽强的中国，他很清楚，无论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多少政权更替、战乱起伏，世界眼中始终只有一个“中国”，而中国人自己心里，更是如此。
这一趟之后，他产生了一个相当清晰的想法：在中国走向现代科技的过程中，自己不能置身事外。一九七二年，他再次回国，与国内学界建立更多联系。同一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原先坚硬的“冰层”开始开裂。一九七三年，他第三次踏上中国，这一次，等待他的，是一场意料之外的会见。
二、中南海书房：科学、哲学与时间感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盛夏的北京热气依旧，但天色将晚时，风终于略微凉了一些。那天傍晚，一辆汽车缓缓驶入中南海。车上坐着的杨振宁，已经五十一岁，却少见地有点紧张。他不是没见过大场面，诺贝尔颁奖典礼上面对国际政要和学界名流，都表现得十分镇定；但此刻，车窗外掠过的不是陌生街景，而是共和国最高权力中枢。他知道，自己要见的人，是在这片土地上掀起过数次历史巨浪的人物。
同行的是他的老师周培源，当时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物理学家出身，早已多次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和教育决策。两人坐在车里，一个沉默，一个偶尔从窗外望回车内，彼此心里都清楚，这绝非寻常的一次拜会。
车停下后，迎上来的，是周恩来。杨振宁与周恩来早有交往，一九七一年第一次访华时，周恩来就专门设宴接待；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回国，周恩来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宴请他，认真听取他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建议。后来周恩来曾对身边人说，“杨振宁讲话实在”，并提到毛泽东也看过他的发言，对他有所肯定。
简单寒暄后，周恩来带着他和周培源走向一间房间，边走边说：“主席在他的书房等你呢。”推门而入，是一间不算大的书房，四面墙上书架林立，桌上、地上也堆着各种书和档案，角落里一张简朴木床，沙发上套着花布。房间气氛并不庄严，反倒像一位爱书老人的起居之所。但满屋书卷气背后，隐藏的是无数重大决策的酝酿和思考。
沙发上坐着的毛泽东，看到他们进门，缓缓站起身来。那张在新闻照片、纪录片中无数次出现的面孔，此刻近在咫尺，神态却很平静。周恩来介绍：“主席，这就是杨振宁博士。”杨振宁上前握手，这一握，相比一年前毛泽东与尼克松在此地握手，外界关注度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可对中国科技界、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其象征意义一样不小。它表明，国家最高领导人不仅关注外交、军事，也重视科学和学者。
毛泽东一开口，语气就很亲切：“你是一名物理学家，对物理学有贡献，你还小嘛。”杨振宁赶忙回答：“我五十一岁了。”半开玩笑的称赞打消了不少拘谨，他在沙发上坐定，慢慢打量这间书房，同时也调整自己的情绪。
谈话自然从物理学开始。毛泽东提到光量子是否可再分的问题，这个话题在物理学界的讨论由来已久，涉及到物质究竟能不能无限细分。杨振宁用当时物理界的理解，解释这一问题在实验上还没得到完全回答。毛泽东听完，接了一句看似随意的话：“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嘛，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一万年以后你们这些科学家干什么呢？”
这句话，听着幽默，背后却是毛泽东长期重视的“物质无限可分”观点。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同李四光、钱三强等科学家谈过类似问题，明确提出原子、中子、电子这些所谓“基本粒子”，今后还会被进一步分解。实验暂时做不到，只是条件所限，未来条件改善，自然会有新的发现。在他看来，“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不仅是社会理论，也适用于自然界。
为了说明自己的理解，毛泽东还拉出了中国古代名家的例子。他提到战国时的公孙龙、惠施，当时常被称作“诡辩家”，却提出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这话表面有点绕，但意思很清楚：无论怎么一半再一半，总还有空间可分，这其实就是某种“无限可分”的朴素概念。还有“飞鸟之影，未尝动也”的思辨，把运动和静止的问题搞得既玄妙又有趣。
谈到世界中心的问题，他提及惠施所谓“燕之北，赵之南，是为天下之中央”，用来说明概念如何被人“规定”，而不是天然存在。接着又举出“白马非马”的典故，说马有白马、黑马、大马、小马，还有各地不同的马种，你能看到一匹匹具体的马，却看不见一个抽象的“马”；人与“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这一连串例子，既是毛泽东爱好古典文史的体现，也反映了他喜欢用传统哲学来思考现代问题的习惯。杨振宁那时坐在对面，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比较这种“哲学式”思考和自己习惯的“科学式”推演，两者差异明显，却又有交叉之处。毛泽东说到兴起，忽然停下来笑道：“我是经常吹这些，你们大概不愿意听。”杨振宁连忙摇头，语气十分诚恳：“主席您看得很远，把科学实验和社会问题放在一起考虑，这很重要。”
其实，毛泽东把“科学实验”纳入实践范畴的思路，早在一九三七年的《实践论》中就已提出。他认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共同构成了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那天晚上，他又自言自语般地问了一句：“没有科学实验，行吗？”看似一句寻常反问，却在杨振宁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回忆，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把科学摆在国家实践核心位置的一种直观表达，既看眼前，又带着强烈的前瞻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谈话并不全是科学与哲学。杨振宁本身自幼喜欢文史诗歌，见到毛泽东，免不了提起《毛泽东诗词》。他坦率地说，以前也爱读古诗，但总觉得多少带着些悲凉，毛泽东的诗不同，气势开阔，又有很多独特的解释。毛泽东听到“解释”二字，马上摆手，说自己不太爱那些层层注解的玩意儿。他拿《诗经》举例，说几千年来解的人太多，反而越解越远，有的甚至离谱到把“鸿”解释成“蛤蟆”。
屋子里一阵笑声。气氛轻松下来后，杨振宁借机提到自己最喜欢的一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提到，一九七一年第一次回美国讲演时，面对一千多名听众，在最后特意引用这两句，说这是新中国精神最好的概括。毛泽东点头，说那次演讲的文字已经刊在《参考消息》里，他是看过的。这种互相“引用”，从一个侧面说明，那时中美之间虽然隔阂尚在，可思想和精神上的传递，已经在悄然进行。
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时间观与历史选择
谈话慢慢从科学、诗词，延伸到国际政治。毛泽东提起美国的专栏作者艾尔索普，说此人评价中国时，曾半开玩笑地感谢上帝造了一个太平洋，把美国和中国隔开了；也因此，苏联对中国特别警惕，因为两国之间没有这么一片海洋。说到这些，他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略带调侃，屋里的人不时发出笑声。
表面上是轻松的闲谈，实际上谈的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世界格局的实质变化。中美从长期对立走向接触，苏联夹在中间，传统的冷战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调整。杨振宁在美国时，就曾接受《纽约时报》邀请写文章，分析中美苏三角关系未来的重要性，他判断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这三方的互动将成为世界政治的关键轴线之一。
在那篇文章里，他用相当自豪的口吻对美国读者说，中国虽然贫穷，物质不丰富，工业技术也落后，但任何认真观察的人，都能在她身上感受到一种特别的精神。他写道，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看似简单，却极其复杂，去过的人会被这种精神打动，会对中国人那种勤劳、自立和不屈的劲头产生尊敬与佩服。
他还提到，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有一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他看来，这几句最能概括当时中国的精神状态。国家刚刚站起来不久，各方面都要重建，一切都来不及按部就班，只能抓紧每一天，不能等，也等不起。这种时间感，被浓缩成“只争朝夕”四个字，后来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共同心声。
当天在中南海书房里，当毛泽东以平和的语气聊起美国政治时，杨振宁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判断并没有偏差。社会制度可以不同，但国家之间并非只能全然对立。多年的隔阂正在逐步化解，而他恰好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既是世界级科学家，又是华人，又在美国长期生活。这种身份，让他有机会在科学交流、甚至政治互信中发挥桥梁作用。
有一句对话，在他心里印象很深。一九七二年，他在北京和周恩来谈话时，弟弟提到想劝他回国定居。周恩来并没有立刻表示赞同，反而劝他不要急着做决定，以他当时的身份，多做些中美科技交流，对双方都更有价值。一九七三年这晚，毛泽东也以类似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期望，没有硬性要求，只是委婉地把“希望你多做桥梁”的意思示意得很清楚。
谈话临近尾声时，杨振宁提到自己第二次访华时去延安，在王家坪看到一张毛泽东和毛岸英谈话的老照片。他刚一说，毛泽东微微眯起眼睛，像是回到了那段战火连天的岁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了一句：“我说富了不好，穷一点好，蒋介石就比较富。”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透露出他对当年较量的一种概括：物质条件虽差，却不一定是致命弱点，有时候反而锤炼了队伍的意志和作风。
这时候，杨振宁提到了自己的岳父杜聿明。杜聿明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淮海战役中担任重要指挥，后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关押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杨振宁说，自己结婚时，以为岳父早已在战火中遇难，直到多年后再回国才得知他尚在人世。他转述岳父的话：“当年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打仗，一点希望都没有。”此时杜聿明已经七十岁，对新中国的态度与昔日完全不同，对旧日成败，也有了另一个角度的认识。
毛泽东听完，只是轻轻笑笑。那场淮海战役，不仅决定了国共双方的命运，也改写了包括杜聿明在内诸多将领的一生。对于一九四八年写《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毛泽东来说，这段往事既熟悉又遥远。如今，昔日“对手”的女婿站在眼前，谈的是科学、文化，谈的是中美关系，也是历史的某种轮回。
毛泽东忽然说道：“你见了他，代我问他好。”这句话不复杂，却有分量。它既是对一个老对手的问候，也是对一个曾经选择不同道路、后来又选择合作的人的肯定。杨振宁连连点头，表示这是他的荣幸，并补充说岳父对新中国的成就很有信心，理解程度甚至超过许多老朋友。两代人的经历、两种政治立场，最后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交汇，的确带有一点历史的戏剧感。
四、个人命运与时代精神的交织
围绕杜聿明，杨振宁脑海里浮现的是一连串相互交织的往事。一九五七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北京和台北几乎同时行动。北京方面，由周恩来安排他的老师张文裕去考察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情况，顺便联系杜聿明；台北方面，蒋介石则召见他的岳母曹秀清，希望通过她把杨振宁“拉到”台湾来。
然而，时间稍微往前推一年，局面已经发生微妙变化。一九五六年，在中央领导关怀下，杜聿明已经和远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取得联系。当杜致礼收到父亲从功德林寄来的信，看到那熟悉又陌生的字迹时，情绪难以抑制。她写信给母亲，说“老朋友很关心您”，其实已经是在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这位昔日国民党将领在新中国的处境，与很多人想象的完全不同。
此后几年，杜聿明不断写信给女儿、女婿和妻子，详细描述自己在功德林的学习、生活以及亲眼看到的新中国建设成果。他渐渐从一个坚定的反共将领，变成愿意坦然面对过去战争、承认错误、拥抱新制度的人。这不是一两句话的转变，而是多年思想改造和现实对比的结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他被列入第一批特赦战犯；一九六三年，曹秀清回到大陆，一家人终于在北京团聚。
另一方面，中央对杨振宁的态度也十分明确。一九五七年，他在斯德哥尔摩领奖时，张文裕奉命前往祝贺。临行前，张文裕到功德林向杜聿明通报这一消息，并征求意见，看能否以岳父名义写信表达祝贺。杜聿明没有犹豫，这封信后来顺利转交，成为跨越大洋的一条独特纽带。几年之后，一九六二年杨武之赴日内瓦见儿子前，也专门去功德林会见杜聿明，两家人的人生轨迹，就这样在战争之后、和平年代再次交织。
当一九七一年杨振宁以美籍华人学者的身份回国探亲、访问时，这一连串历史已经在背后悄然铺垫。对他来说，祖国不再只是记忆中的合肥、昆明和旧日课堂，也不只是纸面上的政治宣传或批评，更是父亲、岳父、老师、同学共同经历、共同评价的真实社会。正是在这一层层交织的关系中，他对“新中国”三个字的感受，变得更具体，也更复杂。
回到那一九七三年的夜晚，谈话不知不觉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屋外天色已经彻底暗下来，夏夜特有的闷热被书房里的灯光压住一些。杨振宁意识到时间不短，便起身告辞。毛泽东送到门口，语气依旧平和，却带着肯定：“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这句话分量很重，但他说得很自然，没有任何夸饰。杨振宁赶忙连连摆手，说“过奖，不敢当”。
走到门口前，他想起在国内各地看到的很多标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乎随处可见。于是忍不住说：“毛主席，我也祝您万寿无疆。”毛泽东笑了笑，摇头回应：“你不要这么讲，这句话不对，不科学。”这一问一答，既带着幽默，又透出一种对于生死、时间的朴素认识。对于提倡“只争朝夕”的人来说，“万寿无疆”这种夸张的祝愿，确实有违他理解的“科学”。
从中南海出来，车子穿过灯火通明的街道。车窗外，人群在夜色中来往，路边霓虹闪动。杨振宁望着这一切，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受。他已经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如今再次亲眼看见这个国家，以一种不完美却坚实的状态向前走。他想到书房里那一句“没有科学实验，行吗”，想到“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趣谈，又想到“只争朝夕”的词句，隐约觉得，这里蕴藏着一种独特的“中国时间观”。
此后的几年，他几乎每年都要飞越大洋回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推动中美高校之间的交流，帮助国内培养年轻的物理学人才。有些往返是公开报道的，有些则不为大众熟知，但持续时间之久、密度之高，都足以说明他在心里作出的选择。用他后来写下的那句“物竞天择争朝夕”来描述，也并不为过。
值得一说的是，一九七八年那趟飞往拉萨的航程上，他望着南迦巴瓦峰写下的那首短诗，字面上说的是大自然的壮阔、历史的变幻，但诗尾那句“争朝夕”，显然呼应着多年前听到的那句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从毛泽东诗词中走出，落到一个物理学家的笔端，再被更多人引用，逐渐演变成一种被广泛认同的精神提炼。
纵观杨振宁的一生，科学成就固然耀眼，而在许多四五十岁以上的读者看来，他与毛泽东那次谈话、他在中美之间来回奔走的那段经历，同样值得注意。这里面不仅有个人命运的曲折，也折射出新中国在建国后几十年里，对知识、对科学、对时间的态度变化。用一句略带主观的评价来说，毛泽东提出的“只争朝夕”，不仅是一位政治家的行动口号，也成了不少知识分子面对时代时的一种心理支撑。
那场一九七三年的书房谈话，结束时并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对后世的刻意“留话”。对参与者而言，当时不过是夏夜里一次谈笑风生、内容密集的会面。然而，事后多年，每当有人提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句词时，总会想到那间书房、那位晚年的领袖，以及那位后来不断往返于大洋两岸的物理学家。历史的细节，就是在这样的记忆与复述中，一点点被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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