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钱管用”，并非否定人的信仰与精神追求。
但是，再崇高的信仰与精神追求，都得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脱离物质的精神向往，终究是空中楼阁。
度过一个热闹的春节，我愈发深刻地体会到——“钱管用”。
有了钱，可以在酒店预订一顿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卸下亲自下厨的劳累，让团圆的时光愈加喜庆与轻松。
有了钱，可以带着家人奔赴远方，在异地风光中收获新鲜感，减少居家中的摩擦与矛盾。
这份管用，在往日的琐碎日子里，更显珍贵。
有了钱，能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让身心得以舒展。尤其对写作的人而言，一间宽敞的书房、一缕明媚的阳光，便能让人思路开阔、灵感奔涌。
有了钱，可以请一位钟点工打理家务、准备三餐，不必为柴米油盐分心，一心一意投入创作。
有了钱，能让孩子走进更好的学校，还能培养他在美术、音乐等方面的兴趣。从而使孩子全面发展，而非沦为单纯追求分数的工具。
我身边保安张明的经历，更直白地诠释了“钱管用”的深刻含义。
张明做保安时，每月仅有3000元工资，除去基本吃喝，所剩无几，根本无力应对家里的突发事件。
他的母亲常年胃疼，他误以为是小事，寄些钱让母亲买便宜的药维持，可病情始终没有缓解。
张明只能回老家带母亲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胃溃疡，需要住院治疗。尽管母亲有医保，也得先缴一万元押金。
这对张明来说，无疑是天大的难题。他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才让母亲得以住院。
住院期间，张明请假护理，一个月的工资也付诸东流了。
这件事对张明刺激极大，他毅然辞掉保安工作，转行做起了虽然辛苦但收入更高的外卖员。
凭着内心急于脱贫的狠劲，他拼命跑单，一个月能有上万元收入，再加上他省吃俭用，几年下来攒下了不少积蓄。
所以，在母亲再次患病时，张明就有了把母亲接到西安治疗的底气。
缴纳住院押金，张明再没有曾经的狼狈，而是用手机从容一扫，便完成了支付，还语气坚定地对医生说：
随之，张明还为母亲请了护工，既妥善照顾了母亲，也没有耽误自己跑单。
有一次，张明恰好给我送外卖，我借机问起他的近况。
他简要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后，深有感触地说：
张明的话，道出了无数打工族，乃至每一个普通人的心声。
严酷的生活教会我们：钱，是应对意外的底气，是守护家人的铠甲，是让生活有质量、有尊严的基础。
强调“钱管用”，绝非否定信仰与精神追求的价值。
恰恰相反，我始终信奉精神的高贵。但又不得不认可：再崇高的精神追求，都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
历史上，“不吃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谈，一直被人们传颂，那是对精神高贵的赞美。
但我们不能忽略，那些坚守气节的雅士，同样需要吃饭、住房、养家糊口。
遵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诗人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不也得在“桃花源”般的田园里开荒种地、自给自足吗？
正是这份基本的物质保障，让他得以安身立命，才有体力与心境写下那些流传千古的绝妙诗篇。
马克思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可他也曾因交不起房租，频繁搬家，不得不中断写作。
在恩格斯的长期资助下，马克思才得以拥有稳定的生活，从而安心投身于神圣的理论研究，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著名悼词，更是深刻诠释了生存与精神的关系：
鲁迅先生的骨头够硬，精神够崇高，可他也始终依靠稿费保障自己的生存，得以专心写作，用笔唤醒国人。
他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发展”，正是对物质与精神关系最真切的感悟。
在小说《伤逝》中，鲁迅先生还用一场浪漫却悲凉的爱情悲剧，道出了一个真理：
改革开放初期，极左思潮盛行，人们不屑谈“钱”，甚至将发家致富的“万元户”视为资本主义倾向。
在生活压力巨大的今天，钱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酒店不会因为你精神高贵，就免费接待。
住房、看病、孩子上学，更不会因为你内心纯洁就给予特殊照顾。
人们拼命挣钱，不是贪得无厌，而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一席之地，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活得体面，也为了拥有追求精神世界的底气。
谁都明白精神追求的重要性，可精神追求从来不是空中楼阁。
唯有筑牢物质基础，人才能从容地追求精神富足，树立坚定信仰。
当物质与精神都得以满足，钱自然会黯然失色，人们也不屑于谈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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