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跟我爸离婚那天,正好赶上姥姥家那片要拆迁的消息在村里炸开锅——于是这事从一张离婚证开始,很快就被人说成了“算计”,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卷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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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个阴天,天色压得低,像谁把锅盖扣在头顶上。民政局门口台阶有点潮,我爸出来的时候脚下打了个滑,扶了下栏杆才站稳。他把离婚证往兜里一塞,像塞一张罚单,动作又快又别扭。然后他摸烟,摸出来才发现烟盒是空的,手在裤兜里来回掏了两下,最后掏出一只皱巴巴的打火机,没点成火,反倒把自己气笑了。

我妈站在旁边,没看他。她那天穿了件旧外套,袖口起了毛,拉链还卡了一下,她索性不拉了。她从包里拿出一小袋话梅,递给我一颗,说嘴里没味儿,嚼点酸的清醒。

“晚上吃点啥?”她问我,语气就像下班回家顺口一句。

我说随便。

她想了想,说:“那就吃面吧,热乎。”

我爸听见“热乎”两个字,脸上像被人甩了一小巴掌,僵了一瞬,又很快垮下去。他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动,最后只吐出一句:“你们……回去路上慢点。”

我妈“嗯”了一声,像应付路边推销。然后她转身就走,步子不快,但挺直,没回头。我跟在她后面,走到公交站台时,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我爸一眼。他站在台阶上,肩膀塌着,像忽然被抽掉了一根筋。他也看见我了,抬手挥了挥,那个动作很轻,像赶走一只蹭上来的猫。

我十九岁,在省城读书,为了这事请假回来。其实我不用回来,手续他们自己也能办,但我妈说一句“你回来吧”,我就回来了。我那会儿总觉得,哪怕他们不需要我,我也得站在旁边看着——像看一场早就写好结局的戏,看完心里才踏实。

这场戏其实演了很多年。真正的离婚并不是那天领证开始的,而是从我爸第一次摔碗、第一次动手、第一次把“你滚”说出口开始的。我妈后来跟我说过一句特别轻的话:“离不离只是一个章,日子早就分开过了。”

十五年前那次,我还小,我妈抱着我跑到楼下邻居家,邻居阿姨一边给我们开门一边骂我爸,说你又发什么疯。我妈在门口站着,脸上没有眼泪,像被冻住了。那天夜里,她把我搂在怀里睡,手一下一下拍我背,拍得我都快睡着了,忽然听见她小声说:“等你长大点,妈就走。”

我以为她是哄我,后来发现她是给自己立一根杆子撑着。她一直撑到我上大学,还没毕业,她就先走了。

公交车上人不多,窗外的树一排一排往后退。我妈靠窗坐着,手里捏着那只话梅袋子,像捏着一件很轻的东西。车开到一半,她突然笑了,笑得很短,像被自己的想法戳了一下。

“你姥姥知道我离了,肯定嘴上骂我两句,心里乐开花。”她说。

我也笑了,但笑完心里一空,有点发怵。因为我知道姥姥那种乐,往往不是“终于解脱了”的乐,而是“这个窝囊气总算出了”的乐。她骂我妈“没出息”的时候骂得最狠,可她看我爸的时候眼神也最硬,硬得像她菜刀上的刃。

姥姥家在城郊,三间平房,院子不大,地上铺了几块不齐的砖,一到下雨就积水。院里一棵老枣树,树干裂开一道口子,像一张张开的嘴。夏天枣子熟的时候,我小时候最爱爬上去偷摘,被姥姥追着拿扫帚撵,撵到最后她又给我洗一盆枣,让我端着蹲墙根吃。

我们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灶台上有火光,屋里热气冲出来。舅妈在厨房忙得叮当响,听见动静探头看了一眼,笑得有点拘谨:“姐回来了啊,吃了没?”

我妈说吃了,路上随便垫了点。

姥姥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剥蒜,剥一颗扔一颗,声音特别响,像故意敲给谁听。她抬头扫了我妈一眼,又扫我一眼,嘴角动了动,最后只说:“回来了就进屋,门口站着喝风?”

我妈进屋,先去洗手,洗得很久,水哗哗响。我在旁边帮着拿碗,闻见一股油烟味,忽然觉得饿。那天饭菜咸得厉害,尤其是那盘青菜,咸得我一口下去舌头都发紧。我抬眼看我妈,她也夹了一口,没吭声,低头多扒了两口饭,像在跟那份咸劲较劲。

吃到一半,姥姥突然开口:“明天别走了,住两天。”

我妈说不行,明天要上班。

姥姥“哼”了一声:“你那班上了多少年了,上出个啥来?临时工临到头发白了,还当宝。”

舅舅赶紧打圆场:“妈,姐好不容易回来,你别说了,吃饭。”

姥姥把筷子往碗上一放,啪一声:“我不说?我不说谁说?她那点脾气,全拿来忍,忍到最后忍出个啥?忍出个离婚证倒是挺能耐。”

我握筷子的手顿了一下。姥姥这话听着像骂,细听又像替我妈出气。可她越这么说,我妈越像被逼到墙角,脸上没表情,眼底却一层一层灰。

那晚我跟我妈睡一张床。床板硬,翻身能吱呀响。我半夜醒了,听见她在黑暗里叹气,气很轻,但像刀子刮纸,刮得人心里发麻。

我小声问:“妈,你咋了?”

她没回答,过了很久才说:“你觉不觉得你姥姥今天不太对?”

我说她不一直就那样吗,嘴厉害。

我妈“嗯”了一声,又不说了。我翻身准备继续睡,刚闭眼,就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能听出是舅舅。他在跟谁打电话,语气兴奋又小心:“真的?明天就来量?八套?三百万?……你别瞎说啊,村长亲口说的?”

我一激灵,彻底醒了。

第二天一早,院门外果然来了人。三个人,穿着统一的外套,带着卷尺和本子,在院里走来走去,一边量一边写。姥姥坐在枣树下,手里拿着蒲扇,扇得呼呼响,脸却不动。舅舅跟在后面递烟,对方没接,他还尴尬地把烟叼回自己嘴里,硬吸了一口,像给自己压压兴奋。

领头那个说话很官方:“按政策来,院子、房屋结构、附属……都登记。”

舅舅马上问:“树算不算?这枣树几十年了。”

那人头也不抬:“树不算。”

舅舅脸上的笑收了一下,立刻又撑起来:“那也行那也行,主要房子算足了就行。”

姥姥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钉子:“我不搬。”

那人抬眼看她,语气还算客气:“大娘,这是整体规划,您不搬不行。”

姥姥把扇子一合,啪一声:“我活在这院里,死也死在这院里。谁让我搬,我跟谁急。”

我妈站在门口看着,手里端着刚洗好的碗。她没劝,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按住,动不了。等人走了,舅舅拿着登记表站在堂屋里,反复看,像怕字会跑。他看着看着就笑了,笑得有点发抖。

“姐。”他喊我妈,语气像要宣布喜讯,“真要拆了。赔不少。”

我妈把碗放进橱柜里,关门声音很轻:“赔多少是妈的,别高兴得太早。”

舅舅搓手:“哪能不高兴啊?你知道多少不?三百万现金,外加八套房。”

我看见我妈背影明显僵了一下。她没回头,只说:“听谁说的?”

“村里都传开了,村长刚才也暗示了,差不多就这个数。”舅舅压低声音,“姐,你说这要是真的,咱家翻身了。”

“咱家?”我妈终于转过身,看着他,眼神很平静,“你说的咱家,算我吗?”

舅舅一下子噎住,笑也挂不住,尴尬地咳了一声:“姐,你这话说的……你当然算啊,你是闺女。”

姥姥在旁边冷冷插一句:“闺女也是我生的,怎么不算。”

话说到这儿,屋里忽然静了。我站在门槛边,感觉空气都变稠了。拆迁这两个字像一把大勺子,伸进每个人心里搅,搅出各自的算盘声。

消息真正传到我爸那边,是我大姑先知道的。大姑这人吧,嘴比姥姥还快,心比谁都热,但热得不均匀——她对我爸热,对外人就像长满刺。以前我妈在我家受了委屈,大姑总能找到理由替我爸开脱:男人嘛,脾气大点;你也别顶嘴;家里要和气……说得我妈像天生欠他似的。

离婚那天我妈没告诉任何人。我爸晚上喝了酒,去大姑家坐了一会儿,可能是装不住了,把离婚的事抖了出来。第二天大姑就杀到我爸原来的房子——也就是我从小长大的那个家。

我那天正收拾行李准备回学校,门被拍得砰砰响。我打开门,大姑站在门口,脸涨得红,像一路跑来的。

“你妈呢?”她直接问。

我说回姥姥家了。

她眼睛一眯:“我就知道。你姥姥家是不是要拆迁?”

我心口一紧,装傻:“我不清楚。”

大姑冷笑一声,直接挤进屋里,像检查现场似的转了一圈,最后在沙发上一坐,腿一翘,指着我就开炮:“你听好了,你妈跟你爸离婚,就是算计。姥姥家那边要拆了,她怕你爸分钱,先把婚离了。算盘打得真响啊。”

我说:“大姑,他们离婚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就说了。”

“早就说?”她像听了笑话,“早不离晚不离,偏偏这时候离?你当我傻?”

我喉咙发干,想反驳又觉得跟她吵没用。她那种人,认准一个理,就跟钉子钉进木头一样,拔不出来。可我还是忍不住说:“我妈挨打挨了那么多年,离婚还要挑个黄道吉日吗?她想走就走。”

大姑脸色一下子变了,像被戳到痛处:“你说谁打谁?你爸那叫管教!家里过日子哪有不磕不碰的?你妈那张嘴——”

“我妈那张嘴也没把他手抬起来打人。”我声音也抬高了。

大姑盯着我,眼里发狠,像要把我也归到“白眼狼”那一类。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咬着牙说:“八套房,三百万。你爸跟你过了二十年,一分钱捞不着?天底下没这个理。你回去告诉你妈,这事没完。”

门一摔,屋里安静下来。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墙上那块旧钟滴答滴答走,突然觉得可笑。以前我们家吵架,多半为一顿饭、一瓶酒、谁洗碗;现在开始为八套房和三百万吵,像忽然换了戏的布景,但演员还是那几个。

我给我妈打电话,她那会儿应该在厂里,背景很吵。她听完只问一句:“你信她的话吗?”

我说不信。

她说:“不信就行,别被她带着跑。”

她挂得很快。我握着手机站在楼道里,听见隔壁邻居电视里放着综艺,笑声一阵一阵,跟我这边完全不是一个世界。我突然想起离婚那天她递给我的话梅,酸得人眼眶发热。她明明什么都没说,可我就是觉得,她那点平静是硬撑出来的,像把水泥抹在裂缝上,表面看着平,里面其实还在渗。

拆迁的协议在一个月后下来,白纸黑字,数字清清楚楚。姥姥把那几张纸看了好几遍,折得整整齐齐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像拍住一条要乱蹦的鱼。舅舅那天兴奋得不行,连舅妈都笑,笑得眼睛发亮。但笑着笑着,舅妈就开始问:“妈,那房子咋分?现金咋分?总得有个说法吧。”

姥姥慢悠悠喝了口茶,没急着答,先问我妈:“你那边咋样?离了以后住哪儿?”

我妈说先租房,单位附近,方便上班。

姥姥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声音不轻不重:“别租了。你是我闺女,你也有份。”

舅妈的笑一下子卡住了。舅舅也愣了一下,嘴角抽了抽:“妈,姐是闺女,当然有份……但你看,平时都是我们在这儿照顾你,房子多,分起来麻烦。”

“麻烦?”姥姥眼皮一抬,“你嫌麻烦?那我都收回,谁也别分。”

舅舅立刻改口:“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天晚上,院子里吵到很晚。舅妈说得最狠,话里话外都是“我嫁进来二十年,伺候老人,带孩子,里里外外都是我”。她说得也不全错,可她把“我辛苦”往前一摆,就好像“闺女没资格”。她越说,我妈越沉默,像一块被放进水里的石头,沉在底下,不冒泡。

我坐在门槛上听着,脑子里乱糟糟的。原来钱真能把一家人照出原形。以前日子穷,大家吵吵也就算了,最多翻个白眼;现在突然多出一大堆东西,每个人都怕自己少拿一寸,眼睛都变得特别亮,也特别窄。

大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她第二次来,是直接冲姥姥家来的。那天我在院里帮姥姥择菜,听见门口有人喊:“婶子在不在呀?”声音又甜又尖,甜得让人发腻。

我抬头一看,大姑穿得喜气,红衣服红围巾,像来喝喜酒。她一进院就四处打量,嘴里啧啧:“哎哟,这地方可真是风水宝地,八套房啊,婶子你命好。”

姥姥没接她话,继续择菜,指甲里沾着泥:“你来干啥?”

大姑也不拐弯了,坐在小马扎上,双手一拍:“我来替我弟说句公道话。他跟你闺女过了二十年,离了,啥也没落着。你们这边转头就拆迁,外人怎么看?婶子你也得替他想想吧。”

姥姥把菜叶子往盆里一扔,抬头盯着她:“你想让他怎么想?”

大姑嘴一咧,露出那种“我很讲理”的笑:“我不多要。八套房分四套给他,三百万分一百五十万给他,这事就算过去了。你说是不是,婶子?咱都讲个情理。”

我在旁边听得手心全是汗,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我清醒。姥姥盯着大姑看了半天,突然笑了。那笑一点也不慈祥,反倒像寒天里的一阵风。

“情理?”姥姥慢慢站起来,个子不高,气势却压人,“你弟弟当年娶我闺女,彩礼拿不出,住的还是租的。我闺女跟他过了二十年,挨打挨骂,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你们家有谁讲过情理?”

大姑脸色刷地变了:“你别瞎说,哪有那么夸张——”

姥姥打断她:“夸张?你要不要我把我闺女那几年躲我这儿来的次数给你数数?她抱着孩子半夜敲门,你以为是来借盐的?”

大姑嘴唇抖了一下,硬撑:“那也是夫妻之间的事——”

“夫妻之间的事?”姥姥往前一步,声音沉下来,“那你今天来我院里要房子,也是夫妻之间的事?你算哪门子亲戚来分我的东西?”

大姑被噎得一时说不出话,眼睛一转,看见了我,立刻把火对准我:“你!你妈把你教成这样?你爸白养你了!”

这时候我妈从外面进来,身上还带着风,像刚下班就赶回来的。她站在院门口,喘了口气,声音不高,却很稳:“大姐,别吵了。”

大姑一看见她,整个人像被点着:“你还知道回来?你做得出来!”

我妈走到姥姥旁边,先把姥姥扶着坐下,然后才看向大姑:“离婚是我提的。拆迁消息下来之前我就离了。你要是不信,你去查日期,查清楚了再说。”

大姑冷笑:“查日期有啥用?你心里早有数!”

我妈没跟她绕,反倒像累了似的,语气软了一点:“你要觉得不公平,你去找法院。你去找政策。别来我妈这儿吵。她七十多了,经不起你这样折腾。”

大姑看着她,像想再骂,但话卡在喉咙里。她最后狠狠一跺脚,骂了一句“你们会遭报应的”,转身走了。

她走后,院子里静了好久。风把枣树叶子吹得沙沙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我妈蹲下来继续帮姥姥择菜,手很稳,但我看见她指关节发白,像把所有情绪都压在那点力气里。姥姥没说安慰的话,只叹了口气:“这世道,有钱了,连亲戚都变味。”

后面那三个月,家里就像泡在一锅开水里,天天翻滚。舅妈闹得更凶,舅舅夹在中间,两边哄,两边不讨好。姥姥最硬,硬到谁也拿她没办法。她说分就分,说不改就不改。最后的结果是房子没按“一人一半”那么干脆,但也没让舅舅一家独吞:我妈拿到的那部分,足够她把后半辈子重新搭起来。

我妈搬进新房那天,我去帮忙。房子不算大,明亮,窗户朝南,一进门有阳光落在地上,像谁撒了一把碎金子。她把我的奖状拿出来挂在墙上,又把那台老缝纫机擦干净摆在角落里。那台机器跟着她好多年,踏板踩起来吱呀吱呀响,像旧时代的喘息。

我在衣柜里翻出一件毛衣,是她年轻时候织的,红得特别扎眼。我拿出来抖了抖,说:“你还留着这个啊?”

她看了一眼,笑了一下:“留着呗,舍不得扔。”

我问:“你怎么不穿?”

她说:“等哪天心情特别好再穿。”

我没接话。那天我在她新家待到很晚,帮她把窗帘装好,帮她把锅碗摆进橱柜。忙完坐下,才觉得累得像被抽空。她给我倒了杯热水,水汽往上冒,我忽然想到我爸,不知道他现在吃不吃得上热乎饭。

后来我听人说,我爸跟大姑住一起。大姑儿子欠了债,跟人赌,把家里掏得干干净净。大姑卖了老房子还不够,我爸到处借钱,借来借去借到我这儿。他打电话来的时候声音很低:“儿子,爸没办法了,你能不能……”

我那会儿刚交完研究生报名费,卡里就剩两百多。我说我真没有。他沉默很久,说:“行,爸知道了。”然后挂了电话。

我盯着手机屏幕黑下去,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不是恨,也不是同情,像一块湿棉絮塞在胸口,闷。

再后来,大姑真的倒下了。她不是因为听到八套房三百万才倒的——那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她这些年扛着这个家,扛我爸,扛她儿子,扛得太久,身体早就透支。那天听说姥姥家拆迁分了,急火攻心,救护车拉走,医生说脑溢血。

我妈听到消息时,正在厨房切菜。刀停在案板上,她没说话,过了两秒才把刀放下,擦了擦手:“我去医院看看。”

姥姥在旁边冷冷说:“她当年怎么闹你的?你还去看?”

我妈没顶嘴,只说:“到底是长辈,不去难看。”

医院走廊白得刺眼,我爸坐在长椅上,头发白了一大片,眼圈发青,像几天没睡。他看见我妈,愣了一下,站起来,手在裤缝边无处安放。

我妈说:“情况怎么样?”

我爸嗓子哑:“医生说稳住了,但要观察。”

他们俩站在那儿,隔着一米的距离,像两个人站在两条不同的河岸上。谁也不往前走一步,也谁都不愿意先开口提旧账。最后还是我爸先说:“你……过得还行吧?”

我妈点点头:“还行。”

我爸又问:“住得惯吗?”

我妈说:“挺好。”

就这些。短得像陌生人寒暄。我在旁边听着,忽然觉得时间这东西真厉害,能把最亲的人磨成最客气的关系。

大姑出院后半边身子不利索,说话也含糊。她看我妈的眼神很复杂,有恨,有不甘,还有一点说不清的委屈。她偶尔能抬起手指门口,意思很明白:走。可我妈每次都把东西放下,顺手帮她把被子掖好,或者把地拖一遍,像做一件“应该做”的事,做完就走,没多说。

后来我爸给我妈打电话:“你别来了,她一见你就激动。”

我妈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那我不去了。”

从那以后她真的不去了,只是每个月会往我爸卡上转几百块钱,说买药用。我问她你图啥,她说:“不图啥,图我自己心安。”

我那时候才发现,我妈身上有种特别奇怪的力量。她不是彻底善良,也不是彻底软弱,她就是……不想再被过去拽着走了。她把能做的做到,能放的放下,然后继续往前。她不是原谅谁,她是放过自己。

日子又往前走。我研究生第二年谈了对象,带回家见我妈。我妈高兴得像突然年轻了十岁,早早去菜市场买鱼买肉,回家把厨房忙得热气腾腾。她一边炒菜一边问我:“人家家里啥情况?爸妈身体咋样?你别光顾着谈恋爱,得想以后怎么过。”

我说:“妈,你别急。”

她哼了一声:“我不急谁急?你二十多了。”

饭后她把我拉到阳台,小声说:“那套房我给你留着结婚用,你别有压力。彩礼啥的,要是要得多,妈也能撑。”

我看着她手上那层薄茧,忽然鼻子一酸。我说:“你别总想着给我撑,你也得给自己留点。”

她白我一眼:“我留啥?我一个人,吃两口就饱。你不一样,你要成家。”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她这些年受的苦,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补偿,而是为了把我推到一个更稳的地方。她离婚也好,拆迁也好,分房也好,在她那儿都只是手段,目的只有一个:把日子过得像样点。

大姑去世是在一个冬天,雪下得很大,地上白得刺眼。我爸打电话来,说话很平静:“你大姑走了。”

我妈听完,把手机放在桌上,坐了一会儿,像在消化一个早就预感到的结果。然后她站起来,拿外套:“我去一趟。”

姥姥那天没拦,只叹气:“去吧,人都走了,再计较也没意思。”

灵堂里冷,香火味呛人。我爸坐在一边,背驼得厉害,像被生活压弯的木头。大姑躺在那里,脸反倒舒展开了,没有生前那种紧绷的狠劲。我妈站在旁边看了很久,最后伸手把她额前乱掉的一缕头发理顺,动作很轻,像替一个睡着的人掖被角。

我爸抬头看她,眼里有红血丝。他张了张嘴,像想说“对不起”,又像想说“谢谢”,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回去路上,车窗外的雪像一层厚棉被盖着世界。我妈突然开口:“你大姑其实也苦。她把你爸拉扯大,又指望他给她养老。后来她儿子不争气,她就更把所有希望压你爸身上。希望一断,人就容易疯。”

我问:“你还恨她吗?”

我妈摇头:“恨不动了。恨也是要力气的。我现在把力气用在活着上。”

那句话让我很久都忘不掉。以前我总觉得,恨是理所当然的,委屈就该记着,才算对得起自己。可我妈不是。她把那些事像旧衣服一样叠好,塞进箱底,偶尔拿出来晒一晒,不是为了回味,是为了确认自己真的走出来了。

后来我结婚那天,我妈穿了那件红毛衣。她站在人群里,红得特别亮,像一团不肯熄的火。她笑着招呼亲戚,笑着端茶递水,笑着跟我新娘的父母握手,眼睛弯起来,像年轻时候照片里那样。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所谓“熬出来”不是中了大奖,也不是分到了房,而是她终于能在一个热闹的场合里,坦坦荡荡地笑,不用担心回家会不会挨骂,不用担心一句话说错就引爆雷。

我爸也来了,坐在角落里,穿得很整齐,头发白了更多。他没闹,也没喝醉,安安静静地坐着。敬酒的时候我走到他面前,他递给我一个红包,手微微抖。我低声叫了句“爸”,他眼圈一下就红了,别过脸咳了一声:“好好过日子。”

那晚酒席散了,我妈拉着我的手,忽然说:“我这辈子啊,最不后悔的,就是把你养大了。”

我说:“以后你也好好过。”

她点头:“会的。现在我知道怎么过了。”

很多年以后再回想,那些吵闹、那些算计、那些指责,其实都绕着同一个东西打转——日子。穷的时候为一口饭吵,有钱的时候为一套房吵,吵到最后,谁也没真正赢。唯一赢的人,是那个愿意转身走、愿意重新开始的人。

现在我妈住在她那套朝南的房子里,阳台上摆满花,浇水的时候嘴里还哼两句歌。她偶尔会跟邻居去跳舞,跳累了回来坐沙发上看电视剧,看着看着就笑。她也会提起我爸,语气平平:“他现在身体还行,就是人瘦。你有空去看看。”

我会去。不是为了原谅谁,也不是为了替谁洗白,就像我妈说的那样——图个心安。人活到最后,可能就剩这个最值钱:晚上能睡踏实。

有一次过年,我妈又拿出那袋话梅给我,还是酸的。我咬着,酸得眼眶发热。我妈看我一眼,笑骂一句:“这么大了还怕酸?”

我说:“不怕。”

她点点头,像对自己说:“不怕就好。日子啊,酸也得咽下去。咽下去,才能尝到后头那点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