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屈杰文
祁连山的风吹过来了。
它认得我。十一岁那年，看电影迷了路，是它牵着我走回家；十六岁穿上军装远行，它拽着衣角送到站台。三十多年过去，如今我归来，它走在前头，像当年那样牵着我的心往家走，时不时回头望望，像在催促，又像在说：到了，快到了。
腊月廿八，我回乡过年。车轮碾过村口水泥路时，我忽然听见一种陌生的静——不是记忆里震天的鞭炮声，不是谁家杀年猪时那嘹亮的啼鸣，更不是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喧哗。这静，像一口被遗忘在院角的老水缸，盛满了经年的雨水，无论落进什么，都泛不起一丝涟漪。
记忆里的腊月分明是红的，是恒生家院里的红纸屑，是灶膛日夜不熄的火光，是油锅里翻滚的面丸子，是年猪血溅雪地开出的滚烫的花。那时的村子，如一锅沸腾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每一声响动都在喊：年来了，年来了。
如今，年来了。可它在村口站了站，四下望了望，便悄悄绕开了。
清晨，我在村里转悠。晨光薄如蝉翼，像一张透明的糖纸，轻轻敷在土墙、虚掩的院门上。门多半闭着，偶有一扇敞开，只见一只老猫蜷在门槛上，眯着眼，对路过的我不理不睬。远处传来几声犬吠，像是从深井底浮上的回声，还没到耳边，就散了。
就在这片寂静里，我看见了桂英。
她弯着腰，扫门前的落叶，扫得很慢，扫帚一下一下划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像自言自语，又像对这片缄默的土地，做着日复一日的抚慰。
“孩子呢？”我问。
她的扫帚顿了一顿。“在新疆。工地上赶工，回不来了。”声音轻得像扫起的落叶，风一卷，就没了踪影。
帚声复又响起，沙——沙——，单调，匀净，仿佛那句话从未说出过。
我站在那里，忽然不知该说什么。
其实，我想说新疆不远，飞机几个钟头就到；我想说，现在有视频，天天都能见面。可我明白，这些话是空的。飞机再快，也载不来除夕夜炕头那盘热腾腾的饺子；视频再清晰，也传不来咳嗽时有人轻轻拍在背上的那只手的温度。最终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站着，陪她听了一会儿扫帚声响。
像桂英这样的老人，村里还住着六七位。他们的儿女，是蒲公英的种子，被一阵浩荡的风，从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卷起，飘向四方。问起缘由，有的为了孩子能进更好的学堂，有的为了城里那条更宽的路，有的什么都不为，只是这村里的地越来越薄，再也养不活一大家子的梦。
千般理由，说到底，都绕不开一个“难”字……
从桂英家出来，不知不觉又走到恒生家院门前。门紧锁着，门环锈成青绿色。透过门缝往里望，屋舍还在，可那方桌不见了。那些挤在桌边铺纸研墨、念着对联上吉祥话的人，都不见了。
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腊月天，恒生哥穿着簇新的中山装，站在方桌前，凝神、提笔、饱蘸浓墨，手腕稳稳一运——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字迹饱满，墨香清冽，可围在他身旁的呼吸是热的。我们一群孩子，抢着把写好的对联一排排晾在扫净的空地上，那片红啊，能照亮半个院子，映亮每个人脸上喜气洋洋的春天。
如今，春天还来，只是不再落进这扇门里了。
沿着记忆往前走——
牛院子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如今，旧址上立着一座新院，瓷砖贴面，大门紧闭。可我的脚步还是拐了进去，仿佛那里还有东西在等我；冬日的晌午，父辈们挤在牛院向阳的矮墙根，玩纸牌、抽旱烟，烟锅磕在鞋底上啪啪响。他们谈今年的雨水、年猪，谈谁家闺女腊月出嫁、谁家娃娃考上了远方的大学。那些粗粝的乡音，和着爽朗的笑骂声，竟把严冬焐暖了。
村里的果园，夏天最诱人。杏子黄时，香气漫过土墙，灌满整个村庄。一入冬，叶子落尽，数百棵杏树光秃秃的枝丫上落满灰扑扑的麻雀，像树结出的另一种果子。我们几个孩子握着弹弓蹑手蹑脚，一弹弓下去，麻雀应声落地。那肉香喷喷的，点亮一整个沉闷冬日。护园的李爷爷走了二十多年，他看顾的苹果、梨树、老杏，也一棵接一棵随他去了。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大我一岁的堂哥悄悄从园墙根的水渠洞里钻进去，摘了一兜还青着的杏子，躲在麦秸垛后面分着吃。酸涩的汁水激得我们挤眉皱脸，却谁也不肯松嘴。偷来的甜，比什么都珍贵。
打麦场是村里最大的广场。夏天碾麦，户户麦子来此脱粒，家家出工帮衬，扬场声、马叫声此起彼伏；冬日则化身为孩子们的城堡、战壕与乐园。麦秸垛堆得像一座座金色的小山，我们在里面挖洞，把自己埋进干草的芬芳里，听外面风呼啸而过，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堡垒。到了腊月尽头，麦场被扫得光溜溜，就成了社火场。锣鼓震天响，大人们涂着浓艳胭脂扭秧歌，笨拙得可笑，又认真得可爱。我们像泥鳅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满鼻子混杂的气味——尘土味、汗味、雪花膏的香、冰糖葫芦的甜，那是年节独有的、滚烫的气息。
如今都没了。果园荒了，土墙塌了，打麦场复垦成田。曾在场上疯跑的孩子，散落天南海北的城市，变成计算假期、权衡路费、在视频里喊“妈”的大人。而他们的父母，守着空荡院落，把照片存进手机，把问候咽进深夜。
只有那棵老柳树还在。
我当兵离家那年，父亲送我到树下：“儿，出去了别忘根。这树我给你看着，什么时候想家了，就回来看看。”父亲走了十五年了，柳树依旧，年年抽着新芽，只是树下再无人纳凉。忽然想起儿时做的柳笛，那声音呜呜咽咽，不成调，却是春天最动听的乐章。
此刻，风穿过柳条，呜呜咽咽。我驻足凝听，分不清是风在吹，还是父亲在唤我。
我家院里那口水窖，至今还卧在老地方。
八十年代末，父亲是村里第一个挖水窖的。他把渠水引进院子，满满一窖清凌凌的水，够左邻右舍七八户吃一冬。那时院门从不上锁，扁担的吱呀声，水桶的叮当声，邻人担水时的闲话家常，是我家最暖的晨钟暮鼓。那窖水，养着的不止是日子，更是人心。
后来，自来水进了家家户户，再没人来挑水了。二零一二年冬，父亲走了；二零二三年夏，母亲也随他去了。院子空下来，老屋在风里雨里渐渐破败。只有那口水窖，还盖着那块厚重的石板。
石板上，绳痕一道一道，深深浅浅，像老人的掌纹。
那些湿漉漉的脚印，那些寒暄与笑声，都随最后一圈涟漪，沉到了窖底——沉入那片再也泛不起涟漪的、永恒的黑暗里。
我站在窖边，忽然明白了：那不再是一口废窖，那是沉入地下的、一座关于父亲的碑。碑上没有字，只有沉默。
而沉默，是村里最通行的语言。
除夕这天，沉默被桂英撕开一道红色的口子。
她调一小碗浆糊，开始贴春联。那抹浓烈的红，映在苍黄的土墙上，鲜艳得有些刺眼。她用手抚平每一处翘起的角，神情郑重，像在做一件无比神圣的事。
午后三点，面和馅都准备好了，她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包起饺子。手指依旧灵巧，捏皮，填馅，对折，掐褶——一圈一圈，饺子在她掌心绽成白白胖胖的花朵。可她包得慢，时不时停下来，望向窗外那条覆着薄雪的路。
“从前家里六口人，”她忽然开口，并不看我，像是对着案板上那些孤零零的饺子说，“饺子得包好几天呢，孙儿爱吃羊肉馅，儿子喜欢土豆的……还要包几枚硬币，看谁新年运气好。咬着了，能乐一整天。”
桂英声音越来越轻，手却没停，一圈圈饺褶，仿佛要把从前的热闹、那些回不来的时光，都妥妥当当地包进这雪白的面皮里。
天快黑了，村庄依然沉默。零星的鞭炮声东一声、西一声，像在试探什么，旋即又沉入更深的寂静里。桂英打开电视，春晚的歌声热热闹闹地响起来。她端出煮好的饺子，静静摆了两副碗筷——一副给离去十四年的老伴，一副给远在新疆的儿子。
七点半，儿子的视频准时打过来。屏幕那头是杂乱的工棚，几个工友正围着吃盒饭。十五分钟，母子俩多数时候只是互相看着，话很少。她把“吃好穿暖，别舍不得”念了三遍，每念一遍，声音就更轻一些。
视频断了。屋里只剩下电视的热闹。那热闹像玻璃罩子里的火，看得见暖意，却触不到温度。她慢慢吃着饺子，偶尔停下，望向对面的空椅子。
那个座位，她已经望了十四年。
初一清早，儿子发来微信红包，两百元。她架起老花镜，仔细辨认那个数字。枯瘦的手指悬在冰凉的屏幕上，停了很久，很久。终究没有点开那个“开”字。
她截下红包的图，存入相册。
那个永不会点开的红包，那帧存满了和儿子聊天记录的相册，是她在这空寂的年关里，唯一能攥住的、儿子还在的证明。
儿子算过一笔账：往返车费加过节开销，抵得上一个月打工挣的钱，春节工地给三倍工钱，“做到正月十五，能多挣五千”。他曾接母亲去新疆过年，可母亲住不惯楼房，不会用智能马桶，不敢坐电梯，住了三天便执意要回。
“像关在笼子里似的。”桂英说。
网络通达，高铁快了，千里之外朝发夕至。可人心之间，仍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窗玻璃。能看见，能听见，却触不到体温，触不到咳嗽时递上的那杯热水，触不到夜里被子滑落时，有人为你轻轻掖好的那一角。
铃响，屏亮，人出现。可那终是隔着千山万水的一抹光影……
正月初三，雪又落下来了。
先是细细的雪粒，沙沙地打着窗棂。接着变成鹅毛雪片，无声地、密密地从灰蒙蒙的天空飘落。屋顶白了，柴垛白了，那条通往村外的路也白了。昨夜刮进院子里的爆竹屑，也被这漫天白色温柔地盖住了。
天地间，只剩下这铺天盖地的、纯净的、也是冰冷的白。
和儿子视频后，桂英开门走进院子，慢慢地扫雪。雪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肩膀上，湿漉漉的。她扫得很慢，很仔细。从檐下，到院门口，辟出一条窄窄的、干净的小路。
不知什么时候，雪停了。云裂开一道缝，冬日的斜阳斜斜地照下来，落在新雪覆盖的院子里，泛起细碎晶莹的光点，密密匝匝，一闪一闪。
恍若谁在不经意间，将珍藏的一把碎钻，慷慨而又徒劳地，撒在这寂寥的庭院里。
我离了桂英家的院子，不知不觉又走到那棵柳树旁。
柳树静静地立在雪中，枝条上积着薄雪，像是开满了梨花。想起父亲的话：“柳树有灵性，能聚人气。”
可如今，人在哪里？人气在何方？
四季轮回，柳树依然。春天抽新绿，夏天铺浓荫，秋天飘落叶，冬天挂雪枝。只是树下的人散了。那些曾在荫下纳凉、聊天、吃晚饭的人，那些曾在枝条上荡秋千、做柳笛、捉迷藏的孩子——都去了哪里？
雪还在落，寂寂无声。落在柳梢上，落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落在我一遍遍回头、却再也走不回的童年里。
我在故乡的雪地上独自走着，任由回忆翻涌。
脚底的路似乎苏醒了。我能感觉到，每一寸看似荒寂的冻土下，都封存着一段温热过的时光。那股曾经充盈天地的“人气”，并没有真的消失——它只是沉下去了，沉成柳梢的风声，石板上的苔痕，场院荒草下的碎语，土墙缝里嵌着的、褪了色的笑声。
此刻，这看不见的温热，正和我心里感受到的、这片土地巨大的静默，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抗。
这场对抗，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乡愁。
黄昏，雪又停了。我站在村口，回头望去。
炊烟稀稀拉拉升起，三两缕，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摇摇晃晃，像握不住的手，像喊出口就散的乳名。春联的红在苍黄的土墙上格外醒目，一道一道，像这寂静的村庄给自己画上的伤口。
年，快过完了。
再过几天，那条覆雪的路上就会响起汽车引擎声，一辆，两辆，三辆——把回来的人，又一拨一拨地送走。村庄会更空，更静，更习惯于沉默。
桂英们会把没吃完的饺子冻进冰箱，春联不撕，儿子的红包截图不时翻出来看看。她们日复一日地扫门前的落叶，在电话里念着“我很好，你放心”，又在每一个除夕夜，摆下那副没人来用的空碗筷。
日子还要一天天过下去。
不是不冷，也不是不暖。只是温温吞吞地熬，像灶膛里那捧快熄的余火——暗红还在，却再也窜不起火苗，烘不热一屋子的空荡。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雪总会化的，河西走廊再冷的风，也有回暖的那一天。冻土会醒，草芽会绿，老柳会抽新枝，田野会再次泛起生命的光泽。
只是桂英们不知道，在她们有限而漫长的余生里，能不能等来那个真正属于她们的春天——
那个不只是化尽冰雪、吹醒大地，更能暖透半生孤寂的春天；那个不只是有春联红、饺子香，更有儿孙绕膝、笑声满堂、连拌嘴都热闹闹的春天。
车子启动了，村庄在后视镜里一寸一寸退远，变成一团模糊的灰色，像一滴洒在旧宣纸的淡墨，静静地洇开，静静地淡去。
身后那座年里空荡荡的村庄，是我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前方那座华灯初上的城市，是我始终扎不下根的异乡。
我夹在中间，和这个时代千千万万的游子一样，成了一个永远的中间人。
——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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