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钟点，身为日军放射科上等兵的远山哲夫，照旧在进行夜间巡查。
走到实验室跟前，他一眼瞅见门没关严实，露着条缝。
按规矩，这地方的门得随时锁死。
远山哲夫下意识迈步上前，手刚搭上门把手，屋里头忽地有了响动。
那是军医的声音，听着冷冰冰的，像机器一样，偏偏还夹杂着一股子莫名的亢奋。
屋里的人察觉到门口来人了，也没恼，反倒是招了招手，示意远山哲夫进去“搭把手”。
远山哲夫进屋了。
就在那一瞬间，眼前这一幕，把战争里最没人味儿的逻辑，血淋淋地扒开了给人看。
托盘上，赫然摆着一颗人头。
断茬处平平整整，血顺着脖颈子还在滴答，明摆着是刚砍下来的。
那是一颗年轻男人的脑袋，瞅着顶多二十五六，也是个八路军战士。
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倒不是这脑袋本身，而是上面的“配饰”。
这战士的头发被剃过，修成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八”字。
就在天灵盖上，直愣愣地戳着一根大号注射针头。
行家一眼就能瞧明白，这针扎进去的时候，人还喘着气呢。
这背后，藏着一套让人窒息的“科研算盘”。
那会儿，日军军医正琢磨一项关于癫痫的病理实验。
在这个实验路子里，他们非要瞧瞧癫痫发作的那一瞬，人脑是个啥物理反应。
咋观察最直接？
他们定的法子是：把活人弄成癫痫，趁着发作最厉害的时候，一刀把头砍下来。
这笔账在日军军医心里算得门儿清：要是等人咽了气再解剖，神经反应早没了；要是人活着时候开颅，手艺要求太高，还容易出乱子。
所以，他们走了条“折中”的路——活体斩首，趁热乎劲儿观察。
头顶那根针，就是用来推注诱发癫痫药水的。
这会儿，那颗脑袋双眼紧闭，嘴角因为临死前的肌肉抽搐稍微歪着，完完整整地留下了癫痫发作时的脸部特征。
对着这惨绝人寰的一幕，现场俩人的反应那是天差地别，这也正好照出了极端环境下，人性是怎么分岔的。
门口站着的卫生兵松本，抖得跟筛糠似的。
松本那俩眼珠子死死盯着那颗头，眨都不敢眨。
等远山哲夫瞅向他时，松本张着嘴，像是想说话，可喉咙里像是塞了棉花，半个音儿都挤不出来。
这才是个正常人该有的样儿。
害怕，那是因良心还没泯灭，是因为还能把对方当个“人”看。
可远山哲夫呢？
他盯着这颗还在滴血的脑袋，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这可是个学习的绝好机会”。
他甚至抄起相机，开始变着花样给这颗头拍照，记录数据，盘算着把这些“研究成果”寄回日本医学部去。
在这套恐怖的体系里，远山哲夫早就变异了。
他不拿战俘当人，而是当成了“耗材”。
既然是耗材，那怎么把价值榨得一干二净，就成了个纯粹的算术题，跟道德半毛钱关系没有。
这种“把人不当人”的决策路数，在当时日军战俘营里，可不是个别现象，早就成了一套成体系的制度。
把视线挪到济南的新华院。
这儿驻着个日军卫生班。
按理说，卫生班那是救死扶伤的。
可在新华院，卫生班的KPI（关键绩效指标）那是彻底反着来的。
他们的核心活儿不是“救治”，而是“提取”。
那阵子，前线日军伤兵多，急着用血浆。
从日本往过运，又贵又费事，还慢得要命。
于是，那帮拍板的人就把眼光盯上了战俘营里那些身板硬朗的中国人。
在他们眼里，这哪是什么战俘，分明就是一个个会走的“活体血库”。
卫生班的流程全是标准化的：
头一步，挑人。
把战俘和抓来的苦力拢一块儿，捡壮实的挑。
第二步，抽血。
定期抽，那一抽就是一大管子，压根不管人受不受得了。
第三步，扔掉。
等一个壮汉被抽得脸发黑、皮包骨头，再也挤不出一滴有用的血时，他就成了“废品”。
这套流程效率高得很，也冷酷到了极点。
抽出来的血，源源不断输进了日本伤兵身子里；而被抽干的战俘，就像垃圾一样被随意丢弃。
这种“丢弃”还不是让你痛快死。
为了试试各种细菌武器和病毒灵不灵，那些血被抽废了的，或者在社会上有点名头、不好公开枪毙的人，就成了最好的试验田。
日军会打着“看病打针”的幌子，把病毒或者细菌推进他们身体里。
这可不是治病，是为了盯着看“死亡过程”。
瞅着这些人在痛苦里一天天垮下去，记下身体机能崩盘的每一个坎儿，这对日军来说，是比解剖尸体更直观的数据。
有个专门拉死尸的老人后来提过这么个细节：
有一回，日军拉进去一大帮人做实验。
这帮人进去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等到最后处理的时候，能出来的就剩18个。
这18个是啥模样？
皮包骨头，脸色黑青，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针眼。
他们就像被榨干了汁儿的甘蔗渣，一点生气都没有。
没过几天，这仅存的18个也陆陆续续咽气了。
尸体跟垃圾似的，直接被扔到了北大门。
如果说“抽血”和“病毒实验”是为了弄医疗资源和数据，那针对八路军战士的“石膏实验”，就是一场纯粹的、带着报复味儿的战术致残。
战场上，日军最头疼的就是八路军战士。
这帮人骨头硬，打仗活泛，就算被抓了，也时刻琢磨着越狱和反抗。
咋能用最小的代价，把一个战士的战斗力彻底废了？
直接崩了？
费子弹不说，还能激起更狠的反抗。
日军想出个损到家的招：医疗致残。
他们把抓来的八路军战士拢一块，硬生生把人胳膊掰弯，然后打上厚厚的石膏。
乍一看，像是治骨折。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漫长的酷刑。
这石膏一打就是好几个月。
人的关节要是老固定一个姿势不动弹，肌肉就得萎缩，韧带就得粘连，关节就得锈死。
几个月后，等日军把石膏拆了，这些战士的胳膊已经彻底定型了。
原本好好的胳膊，再也伸不直溜了。
就算有个别身子骨特别好的能勉强伸直，胳膊的灵巧劲儿也全废了。
对一个战士来说，没了右臂，就意味着扣不了扳机，扔不了手榴弹，甚至连自个儿吃饭穿衣都成问题。
这就是日军想要的结果：造一批“废人”。
这批没了战斗力的战士，既回不了战场，又因为身体残疾给中国社会添累赘。
而在战俘营里，日军还要逼着这些残疾战士用剩下的左手去干重活。
据统计，光这一项所谓的“医疗实验”，就有200多名八路军战士被折腾成了终身残疾。
还有更惨的，直接被拉去当了活靶子，给日军新兵练刺刀用。
回过头看，不管是远山哲夫眼里的“斩首实验”，还是济南新华院的“活体血库”，或者是针对八路军的“石膏致残”，这背后都不是一时脑子发热的疯狂，而是一套运转精密的、把人彻底物化的战争机器。
在这台机器里，人性被剥了个精光，剩下的只有冷冰冰的“投入产出比”。
那个吓破胆的卫生兵松本，后来还是被远山哲夫给拽走了。
远山哲夫虽说心狠，但也明白松本那状态不适合再在现场待着。
实验结束后，那颗年轻战士的脑袋，没能入土为安。
它成了战利品和标本，被送进了日军医院的标本室。
在那儿，它不再是个人，不再是个儿子、个战士，而成了一个编号，一个摆件。
跟它摆一块儿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标本：有老的，有少的，有小孩的，有整颗脑袋，也有身子上的零件。
那个标本室，就是这套罪恶逻辑最后的归宿。
直到今儿个，咱们重新打量这段历史时，不光要看那些血淋淋的画面，更得看透这背后的决策路数：
当一帮人开始拿“科学”和“效率”给杀戮做包装，当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同类当成“材料”时，地狱的大门，早就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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