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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50载,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门诊诊室,70岁的湖南名老中医黄政德,依旧保持着每天最早到岗的习惯。

在这方诊室里,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患者——多方辗转求治无效的病人,各种被焦虑、抑郁、失眠裹挟的年轻人,黄政德谨遵《黄帝内经》 “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的核心治疗原则,为患者治疗各种内科疑难杂症。

值得一提的是,黄政德在2018年主编的《中医内科学》中构建了“从脾胃论治冠心病”的理论体系,以及“以升为主,寓降于升”的辨证体系,被评价为“对《黄帝内经》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被纳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推广技术。

黄政德的身上,既有传统医者的儒雅与坚守——熟稔经典、心怀仁爱、淡泊名利、兢兢业业,熟记所有患者病情;又有现代学者的清醒与魄力——正视短板、拥抱变化、敢说真话,批判科研“假大空”乱象、提倡打破学科壁垒、呼吁中医创新。

从科研到教学再到临床,黄政德对中医的热爱极为纯粹,医者的身份让他倍感踏实。“有仁心,才能当好医生。医生就是要给病人解除痛苦、带来方便。数十年如一日,我不过是踏踏实实做一点心安理得的事情。”

从时代苦难中淬炼出的仁心,引领着黄政德在医术疗愈病痛的行医路上坚定前行。

岁月淬炼:

从“误打误撞”到“自信爆棚”

1955年,黄政德出生于湖南南县一个大家族,后因时代原因家族历经变故。他的童年经历了1954年洪水后的粮荒、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求学时又遭遇“文化大革命”。

苦难岁月,让黄政德亲眼看到了百姓缺医少药的困境。“一直是苦过来的,所以想给老百姓治好病。这也是后来从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回忆道。

或许是从小看父亲为乡邻写春联、书信的濡染,黄政德最初喜爱的是文学,学医则属“误打误撞”——在一次乘船途中,姐姐偶遇一位湖南中医学院(湖南中医药大学前身)的老师,听对方讲述中医之妙,便力劝弟弟报考。在招生老师的力荐下,黄政德填报了志愿,就此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

1975级本科生、1982级研究生,黄政德成为恢复高考后中医药学科领域的早期探索者,先后师从易建纯、陈大舜等名家。

本科毕业后赶上高校恢复招生后首批留校教师选拔。当时,学校组建评审团队采取现场抽题,5分钟备课便立即开讲的方式进行考核。最终,黄政德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留任众人艳羡的内科的机会,被著名中医大家李培荫领入科室。

“那时让我自信心爆棚。”黄政德笑着说。这让他更加坚定信心,深耕中国古代名家学术思想与经验汇集,熟记历代医家的学术精髓,为日后的临床与科研打下坚实基础。

研究生阶段,是黄政德进阶中医殿堂的新开端。彼时,在湖南全省仅有54名中医药研究生,其开题答辩导师包括李聪甫、欧阳锜等业界泰斗。浓厚的学术氛围,让黄政德如饥似渴钻研专业,他也曾骑着自行车跑到湖南师范大学旁听版本学、音韵学、文献学以及古代文学等,将人文素养融入中医理论。

“若无扎实的文学功底,不仅难以读懂《黄帝内经》的文言原文,更无法体悟其中蕴含的哲学深意。”黄政德认为,深厚的文学功底,是洞悉中医经典的深层意涵、灵活运用其中辩证思维的“钥匙”。

集众家之长、善融会贯通,这种跨界思维与平衡悟感,让黄政德的中医思维更加灵活通透。在他看来,人文、哲学、医理都是相通的,其底层逻辑是“和”。

“中医绝非孤立的医学技术,而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黄政德说,儒家的“入世进取”对应“生命在于运动”的养生哲学,道家“无为而治”对应“顺应自然”的静养理念,释家“清心寡欲”则强调摒除杂念。中医的养生之道,融合了三家的智慧。

学中医的人热爱生活,黄政德年轻时专门去考了“厨师证”,他从烹饪中体悟做菜的配伍之道与中医复方调剂的异曲同工:“做菜讲究配伍,什么菜配什么香料,这和中医配伍讲究‘减毒增效’是一个道理。炒菜和中医一样,应用之妙,存乎一心。”

黄政德的养生秘诀极朴实:心态好、睡眠足、饮食均衡、运动合理。他不喝饮料,不吃看不见原材料的东西。他相信“医食同源”,“最早的医生就是厨师,人生病了怕冷身痛,厨师就用桂皮、花椒、姜、红枣、甘草熬汤驱寒。”这种来自生活本身的智慧,贯穿了他的医学观与生命观。

三坚持:

对中医“心”的守护

对于社会上少数人质疑中医“不科学”的声音,从医执教50年的黄政德用“守正创新”给出自己的答案,他总结了中医传承与发展的“三坚持”“四创新”:要坚守中医的理论、思维与治疗特色,守住中医的根与魂;要创新中医的理论、诊断、治疗与技术,激活中医的生命力。

“天人相应、辨证论治、整体观念——必须坚持中医理论,这是基石。”黄政德认为,中医讲究阴阳平衡,治疗的本质就是让失衡的阴阳重新达到动态平衡。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绝非过时之物,脱离传统理论谈中医,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必须坚持中医思维,这是灵魂。”黄政德提出,中医思维是“象数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差异思维”四维并用,他尤其重视“三因制宜”——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同样一种病,因年龄、体质、环境、饮食习惯不同,治法就不同。女人以血为本,男人以气为本。中医治疗绝非千人一方,而是要根据个体差异精准施策。”黄政德说,中医的独特思维理念,决定了其在功能性疾病、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中展现出独到优势。

黄政德举例,曾有一患者同时患皮肤瘙痒、眩晕、夜尿多三种症状,西医分科诊疗往往各治一病,而中医从整体辨证,发现病根在于脾虚。“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虚则血虚生风而痒;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则眩晕;气不化津、统摄不力则夜尿频多。”黄政德紧扣“血虚生风”核心辨证开方,以一帖补气健脾的方子,同步解决了病人的三症。

“必须坚持中医的治疗手段,这是特色。”黄政德说,中医的治疗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天然中草药的复方应用,二是非药物疗法的传承。

以中医第一方“桂枝汤”的配伍智慧为例,桂枝发汗散寒,但过汗易伤阴,故加白芍敛阴和营,以及甘草、生姜、大枣调和诸药,最终达到减毒增效的目的——这正是复方配伍的精髓所在,凝聚着古人的哲思与情怀。同时,按摩、刮痧、针灸等非药物疗法,作为中医传统治疗手段,也应得到坚守与传承。

事实上,三大坚持,本质上是对中医“心”的守护——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对医学本质的坚守之心,对患者的仁爱之心。正如黄政德所言:“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最终目的都是为病人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带来方便。”

“中医的价值在于治愈疾病,让患者少花钱、少受罪,这正是医者的本分。”黄政德斥责学术圈存在搞科研“假大空”“自娱自乐”现象,而唯独临床“实实在在能够给病人解除痛苦,带来切实的福祉”。

只要看过一次的病人,黄政德都记得。曾有一位双关节肿胀、多方求医无果的患者,经他辨证施治,7副药治愈后再未复发;一名尿酸值超700、西医治疗多年乏效的痛风患者,在他健脾利湿方剂的调理下,14剂药后指标恢复正常……这些临床实践,是黄政德多年坚守临床一线的价值所系。

四创新:

“中医必须是现代的、综合的”

“西医注重局部,中医着眼整体,西医是关注人的病,中医是关注有病的人。”黄政德提起鲁迅在《呐喊》中批评中医为“有意无意的骗子”,是因为其父求医时被要求找“原配蟋蟀”“平地木”等荒唐药引,“那是庸医的问题,不是中医的问题”。

“中医有优势,但不创新就没有出路。”在坚守传统的同时,黄政德清醒地看到中医的时代局限性,提出“四创新”。

“中医历经了春秋战国、东汉、隋晋、明清四大理论高峰,《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奠定了理论基础,金元四大家、明清温病学派等各有所长。但明清以后,再无重大理论突破。”黄政德说,“如果一个学科不紧跟时代,没有理论的创新突破,何谈发展?”

望闻问切是中医的标志性诊断方法,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其局限性日益凸显——因它难以量化。黄政德指出,高血压、血糖、肿瘤早期诊断等必须借助现代仪器,这些都不是望闻问切能单独完成的,“科技是任何学科都可以应用的,不是西医专属”。

黄政德批评两种极端观点:一是拒斥现代技术,坚持“纯中医”;二是将中医与“传统”绑定,西医与“现代”等同。“传统和现代只是时间概念,不是学科划分,中医同样可以是现代中医。”他认为,中医应主动引入心电图、B超、CT、核磁共振等现代诊断手段,让诊断更加精准高效。

“中医在急重症抢救上存在短板。人出大车祸、骨折出血,你还去熬中药吃?肯定不行。”黄政德提出,必须创新中医治疗手段、补齐急救短板,他主张中西医优势互补,在急症抢救上借鉴西医的快速处置方法,在后续康复中发挥中医调理优势。

在技术创新层面,黄政德聚焦两大痛点——药材质量的稳定性、中药剂型的便捷性,提出要利用现代遥感等技术控制药材生长过程中的日照、施肥、水分,确保药效一致;针对中药携带不便、煎煮麻烦、口感苦涩的问题,应推动剂型改革,研发片剂、胶囊剂等现代剂型。

在采访中,黄政德多次关注到“人”本身。“以人为本”的整体观,正是中医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价值所在。

在黄政德看来,中医的本质是“社会—心理—生物”的医学综合模式,“74%的病都是心病”,他引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心态不好,很多病都会出现。”

“高中生内卷焦虑、年轻人买房压力、更年期女性情绪波动……现在很多患者伴有心理问题,需要心理疏导与中医调理相结合。你必须懂心理学,才能真正帮助病人。”黄政德说,中医人才的知识结构必须与时俱进。

在黄政德看来,中医不仅是传统的,更是现代的、综合的;不仅是科学的,更是充满人文温度的。他的中医智慧,是关于生命,关于治愈,关于如何在变动不息的世界里,找到那一味“平和的药”。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黄璐 张雅静(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