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个人养老金账户余额54341.84元，每月到手的退休金却高达6737.6元。 这不是金融奇迹，也不是计算错误，而是2026年初发生在江苏南京一位普通企业退休职工身上的真实案例。 当绝大多数人还在纠结“多缴多得”、拼命往个人账户里存钱时，这位工龄41.42年的老师傅，用他的养老金核定单，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养老金的传统认知。 账户里那点钱，似乎与最终到手的巨额养老金毫无关系，这种强烈的反差感，正是当前养老金计算逻辑中最反常识、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核心。
这位职工出生于1966年2月，1984年10月，年仅18岁多就参加了工作，累计缴费年限长达41.42年。 他的养老金构成清晰地分为三块：基础养老金3327.69元，个人账户养老金390.95元，过渡性养老金3018.87元，三部分相加，再加上一个“见分进角”的0.09元，最终得出每月6737.6元的总额。 其中，个人账户养老金仅占总收入的5.8%，而过渡性养老金的占比高达44.81%，几乎与基础养老金持平。 这个比例分布直接指向了问题的关键——个人账户的积累并非决定养老金高低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个人账户养老金390.95元的计算非常简单，就是用账户总储存额54341.84元除以国家规定的计发月数139。 这个139个月，是根据2000年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测算出来的，用于计算每月从个人账户中支取的额度，但绝非只能领取139个月。 即使个人账户余额领完，养老金也会由统筹基金继续支付，终身发放。 所以，个人账户余额低，仅仅意味着这部分的月领取额低，并不影响养老金的终身领取资格和总额。
真正撑起高额养老金的核心，是那笔3018.87元的过渡性养老金。 这笔钱的计算公式是：退休时养老金计发基数 × 本人1995年底前平均缴费工资指数 × 1995年底前缴费年限 × 1.2%。 代入这位职工的数据：2025年江苏省养老金计发基数8917元，乘以他1995年底前的平均缴费工资指数0.9785，再乘以1995年底前的缴费年限28.83年，最后乘以过渡系数1.2%，结果正是3018.87元。 这里最关键的两个参数是“1995年底前缴费年限”和“指数”。 28.83年这个超长年限，并非他实际缴费的年限，而是“视同缴费年限”。
“视同缴费年限”是理解整个案例的钥匙。 它指的是在国家建立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制度之前，职工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可以被视为已经缴费。 这位职工从1984年10月工作到2013年7月，这长达28.83年的时间里，他可能并未向现在的养老保险账户里缴过一分钱，但这段工龄被国家承认，并直接参与过渡性养老金的计算。 这正是他个人账户余额仅5万多元的根本原因——他的实际缴费期是从2013年8月到2026年2月，只有12.58年，积累自然有限。
江苏省自2024年1月1日起实施了新的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统一了计算公式并设定了1.2%的过渡系数。 对于2026年退休的“中人”（即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如果按新办法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高于老办法，高出部分将在2026年实现100%全额发放。 这意味着，这位职工在2026年2月退休时，恰好赶上了政策过渡期的收官之年，能够足额领取按新办法计算出的、更高的过渡性养老金。 他的0.9785的缴费指数，表明在1995年之前，他的工资水平接近社会平均工资，这进一步推高了他的过渡性养老金数额。
基础养老金部分，计算公式为：计发基数 × (1 + 平均缴费工资指数) ÷ 2 × 全部缴费年限 × 1%。 他的全部缴费年限41.42年和0.8021的平均指数，共同作用产生了3327.69元的基础养老金。 长缴费年限在这里再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养老金的三部分构成，有两部分（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都极度依赖缴费年限，尤其是被认可的“全部工龄”。 个人账户的储蓄额，在长达数十年的工龄面前，其影响力被大幅稀释了。
这种养老金结构揭示了一个深层现实：对于在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行前就已参加工作的“老工人”或“中人”群体，决定他们退休待遇的，不是他们最后十几年往个人账户里存了多少钱，而是他们整个职业生涯的长度，以及那段“没有实际缴费但被国家认可”的工龄价值。 这位职工41.42年的工龄中，视同缴费年限占了近70%，这几乎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代人职业经历的缩影。 他很可能早期在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或部队服役，后来因单位改制、工作调动等原因转入企业参保。
当我们仅仅盯着个人账户那五万多元余额时，会觉得养老金不可能高。 但当我们把28.83年的“视同缴费”工龄，用当下近9000元的社平工资作为基数进行量化时，就会得到一笔超过3000元的月度补偿。 这笔钱，是对历史贡献的承认，其计算逻辑与个人账户的“储蓄”逻辑完全不同。 江苏省的新办法，正是通过一个更透明、与社平工资挂钩更强的公式，来兑现这种历史承诺。
那么，一个账户余额不高但养老金可观的退休案例，究竟在提示我们什么？ 它是否意味着，对于年轻人而言，执着于提高当期缴费基数，远不如确保一份工龄连续、档案完整的工作记录来得重要？ 当“视同缴费”这种基于工龄和身份的补偿机制，与“多缴多得”的市场化缴费机制并存于同一套养老金体系中时，我们该如何衡量不同代际、不同职业轨迹劳动者之间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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