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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多个西方国家高层政要接连赴华开展外交活动，掀起一股对华务实合作新风潮；但细察各方成果，差异显著、耐人寻味。
英国此轮访问共签署12项双边合作文件，加拿大同步达成8项共识，而德国总理默茨首次以总理身份访华，仅正式落地5份合作协议——其中甚至包括乒乓球交流备忘录与足球青训协作计划等非传统经贸类安排。
同为重要经济体领导人访华，为何德国所获成果呈现明显“减量”特征？这一现象背后，实则映射出中德经贸关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与战略再定位的深层现实。
数量悬殊，德国协议尽显“低调”
当前中国外交日程密集，多国首脑相继来华，每一次高层互动都成为检验双边合作成色的关键窗口。
上月，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率团访华，与中国方面集中签署12份涵盖高端制造、数字基建、绿色能源及人文教育等维度的合作文本，释放出中英关系提质升级的明确信号。
几乎同期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亦推动双方就农产品准入、跨境投资便利化、气候技术联合研发等议题形成8项实质性共识，为中加经贸回暖注入稳定预期。
相较之下，默茨总理的首次中国之行，在协议签署数量上明显收敛：全程仅完成5份正式合作文件的交换，与英、加两国形成直观对比。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5份协议未涉及汽车整车出口、精密化工设备、工业机器人等中德长期优势互补的核心板块，反而集中于生物安全防控、禽类产业链协同、低碳城市共建、可再生能源标准互认，以及两项体育领域合作项目。
在当前全球经贸合作普遍聚焦技术主权与产业安全的大背景下，此类组合式安排既具象征意义，也凸显实际操作层面的审慎取向，自然引发国际舆论对中德合作深度与节奏的重新评估。
需指出的是，体育交流虽是国家间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但其经济转化效率远低于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高附加值合作方向。这种“软性合作先行”的路径选择，客观上折射出本轮中德互动更强调关系维系与信任积累，而非短期规模扩张，与公众对两大制造业强国深度联动的惯性期待存在一定张力。
400亿欧元逆差下的平衡之战
默茨此次访华，核心使命清晰而紧迫：在双边贸易失衡加剧的现实压力下，重构更具韧性的中德经济伙伴关系。
作为其就任后首次对华高层访问，默茨特意组建一支由30家德国龙头企业高管组成的商业使团，成员囊括大众、宝马、巴斯夫、西门子等全球制造业标杆企业代表，足见德方对夯实对华经贸根基的战略重视程度。
毕竟，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德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2023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2550亿欧元，占德国对外贸易总额近10%。中德经贸关系的健康度，直接牵动德国工业体系的稳定运行。
然而不容忽视的现实是：2023年德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至40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
默茨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会谈时坦承，这一持续扩大的逆差结构难言可持续，根源在于中国部分行业存在阶段性产能释放集中、国际市场定价机制受多重因素影响，叠加德方长期关切的市场准入对等性、知识产权保护透明度及本地化采购政策执行一致性等问题，共同构成德国企业在华经营的实际挑战。
此外，供应链韧性短板日益凸显。自去年起，中国对镓、锗、石墨等关键矿产及部分先进制程芯片相关设备实施出口管制优化后，多家德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与汽车电子供应商坦言面临原材料替代周期拉长、技术适配成本上升等现实压力，这也成为默茨团队此行重点磋商的技术治理议题之一。
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其战略认知转向——默茨在启程前公开表示，“旧有基于单极主导的国际架构正在消解，欧洲必须构建自主可控的安全与发展框架”。这一判断使其此次访华不仅肩负经贸任务，更承载着协调跨大西洋同盟立场与强化欧洲战略自主的双重使命，无形中抬高了谈判的复杂系数。
嘴上的“深化合作”与落地的“谨慎前行”
尽管存在分歧，中德双方仍通过此次访问传递出延续合作主基调的坚定意愿，只是政策重心与实施节奏体现出高度务实的差异化逻辑。
中方在会谈中明确提出，愿在传统强项如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轨道交通等领域巩固既有合作基础，同时加快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平台、基因编辑临床转化、智能网联汽车数据治理等前沿赛道建立联合实验室与标准协作机制。
与此同时，中国进一步承诺扩大德国优质农产品、医疗器械、环保装备等产品的市场准入，并优化中企赴德投资审查流程，以制度性开放回应德方核心关切。
德方诉求则更具针对性：默茨在柏林—北京企业家圆桌会上直言，“我们欢迎中国资本进入德国实体经济，尤其希望加强在氢能储运设施、电池回收网络、工业AI应用平台等新兴基建领域的双向投资”。这一表态实质指向通过资本流动再平衡贸易结构，缓解本土制造业面临的转型阵痛。
随团出席的30位德企高管中，超六成来自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其集体亮相本身即是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迭代带来的竞争焦虑的直接回应——他们期待借此次访问探索联合开发下一代固态电池、共建欧洲本地化智能驾驶测试中心等新型合作模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积极共识尚未催生突破性项目落地，这既源于中德在产业补贴规则、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技术标准互认等基础性议题上仍存磨合空间，也与当前全球地缘经济格局加速分化密切相关。
随着欧美在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清单、数字税征收机制、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实施细则等方面分歧加深，中国正系统性强化“可信赖供应链伙伴”的国际形象塑造。
而德国则坚持“去风险不脱钩”原则，在扩大对华技术合作的同时，同步推进与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新兴制造基地的多元化布局，这种多线并进策略自然导致本次协议更多落脚于过渡性、试验性领域。
中德合作，在分歧中寻找前行之路
默茨此次访华所达成的5项协议，表面看略显单薄，实则精准刻画出中德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典型特征：分歧更趋显性化，合作更讲精细化，节奏更重可持续性。
相较于英国、加拿大的协议数量优势，德国成果的“少而精”并非合作意愿减弱，而是两大全球经济引擎在更高维度上进行利益再校准的必然体现——涉及面越广、链条越长、技术越深，协调成本越高，共识达成越需时间沉淀。
从全球视野观察，西方多国密集访华，根本动因在于深刻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工业国和全品类制造中心，更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升级市场与技术创新策源地。各国均希望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获取结构性机遇。
作为欧盟经济“压舱石”，德国既要保障本国汽车、机械、化工等支柱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又需代表欧洲整体立场参与全球规则博弈，这种双重角色使其对华政策天然带有更强的审慎性与条件性，也决定了本次协议难以在敏感度高的核心产业领域实现快速突破。
但必须强调，中德合作的基本盘依然坚实：双方互为对方在亚欧大陆最重要的技术合作伙伴，2023年中德联合专利申请量达1.2万件，占中欧总量的43%；德国在华投资存量超240亿欧元，中国对德直接投资亦突破180亿欧元。
默茨在闭门会谈中特别指出：“当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相互依存加深，中德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化战略对话机制，提升危机沟通效能。”这一判断不仅锚定了双边关系的底层逻辑，也为后续合作预留了充分延展空间。
此次签署的5份协议，虽暂未覆盖传统优势领域，却为未来合作铺设了关键接口——例如动物疫病联合预警系统，可延伸至生物医药临床试验数据互认；绿色转型合作备忘录，则为中德共建海外零碳产业园埋下伏笔；而体育合作所承载的人文纽带功能，恰是技术理性之外不可或缺的情感黏合剂。
综上而言，中德本轮合作的“低调”，绝非退缩或疏离，而是大国关系走向成熟理性的必经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满足于数量增长，转而追求质量跃升；不急于一时之功，更重长远之效。
随着全球多边治理体系持续演进、自由贸易规则加速重构，以及中德常态化高层对话机制日趋完善，双方完全有能力在新能源汽车标准协同、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共建、循环经济立法经验互鉴等关键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逐步弥合贸易失衡，真正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
这，正是默茨此次访华最本质的战略价值所在——不是签署多少文件，而是为下一个十年的中德关系，确立理性、稳健、可持续的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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