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新周报，据《国家人文历史》， 周渝/文
导读：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蹊跷的是，抗战胜利后，内战揭幕之前，美国不仅为国民党千里运兵，同时也为共产党千里运将。美国为何有如此矛盾的做法？
危城下的裂变
1944年，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充斥着不幸和凶险。春季，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其投入兵力之多，攻势之强，在日本陆军史上空前所有。这场战役在我方被称为“豫湘桂战役”。
而就在同年的7月21日，美国海军攻克关岛，这意味着“盟军太平洋战场已明显优于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美国高层普遍认为，中国军队必须加大进攻的态势。但现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当盟国在欧洲、太平洋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时，负责远东战场的国民政府却面临着崩盘的危机。
在豫湘桂战役中，国军兵败如山倒，河南、湖南、广西大部分区域迅速沦陷，日军一度攻入贵州南部的独山，贵阳危机，重庆震撼。
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国民政府兵力的防御阵线，同时让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本身就不牢靠的同盟关系急转直下，甚至可以说蒋介石1949年的失败，在这一年就已埋下伏笔。
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一次他当时与罗斯福的对话。戴询问罗斯福：“如果蒋政权倒台了，我们应该做什么？”罗斯福毫不犹豫地说：“立第二个人！”
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中国虽是进攻日本本土的必要基地，但他们并不认为蒋介石是唯一的选择，而他们目光也很快转移到中国陕北的一座山城——延安。
“脚踏两条船”的对华政策
1944年，盟军虽已胜券在握，但东西方的两大轴心国德国和日本仍在负隅顽抗，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还会持续多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对华政策的动机是比较纯粹的，即“如果有人想杀日本佬，我们就应该让他有支枪，而无论他的政治信仰。”
为此，早在1944 年2 月19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致函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明确向其提出向陕北派遣美军观察组的要求，蒋介石没有同意，直到当年6月华莱士访华时，才迫使蒋介石答应美方这一要求。
1944年七八月间，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这个被美国人称为“迪克西使团”的观察组，组长为包瑞德。“迪克西”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用于此则暗指共产党控制的陕北地区。
这次访问，完全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共的印象。包瑞德坚定不移地相信，只要为这些共产党军队配以美式轻武器，足以牵制正规日军。尤其是，延安方面对美军观察组的招待也十分周到，以当时陕北最好的饮食水平供给，并几乎承担了观察组成员的所有开销。
很快，由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与美军观察组建立起合作关系，他们按照美军的需求在山西黎城县长凝镇修筑简易机场，同时也通过观察组获得不少来自华盛顿的珍贵情报。
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
当延安与美军观察组处于蜜月期之时，在重庆的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却已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史蒋之争”以史迪威回国而告终，但也大大降低了蒋介石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美援减少。
由此可见，美国在1944年—1945年期间的对华政策完全是“脚踏两只船”：它一方面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国民党一家独大。
胜利来得太突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对于国共双方而言，胜利都来得太突然，中国最终也没有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但华北、华东等地大片日占区却随即成为两党争夺的重要目标。
从8月9日开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展开了全面大反攻，第二天，国民政府向延安连发三道命令，要求共产党的武装“原地驻防待命”，但这显然已不能阻止中共武装反攻的脚步。直至日本宣布投降后，八路军的武装接收依然在进行，至9月2日为止，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攻占了有150余座县以上的城池。
不过，战争的突然结束，让国共双方在接收问题上都遇到了各自的难题。国民党方面，由于在1944年受到日军“一号作战”的重创，国民党军主力都布防于西南地区，对日占区鞭长莫及。共产党方面，虽然在华北、华南、皖江等根据地发展了大量的游击队，但将领都集中在延安，“有兵无将”同样无法解决接收的问题。因此，双方都将希望寄托在美军强大的空运力量之上。
何应钦
8月20日晚，何应钦在芷江召开军政要员会议，会上制定的受降方案中即有“迅速空运部队至上海南京，接受日军占领区”的内容，而负责空中运兵的主力就是美军第十、第十四航空队。
说起来，这两支航空队都与中国很有渊源，二战期间，两支航空队都在华参与对日作战，其中，第十四航空队更是延续了“飞虎队”的血脉。
尽管在抗战后期美国与国民政府已是貌合神离，但毕竟是名义上的盟邦，而且重庆的国民政府又是当时国际上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在“北运受降”这一问题上，美国派遣航空队帮助运兵北上受降，亦在情理之中。
此后，第十、第十四航空队全力以赴，为国民政府抢运了三个军的部队到日占区主要城市接防。除了空运之外，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还于9月11日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于是，10 月至11 月间，近10 万国军在秦皇岛登陆。只是，此时已有大批八路军靠急行军，先他们一步进入东北。
中共将领乘美机赴根据地
就在国民政府靠美国运兵的同时，延安的中共也在运筹帷幄。其中，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将将领运至华北、华中、山东、晋绥、皖江等根据地，将原本零散的游击力量迅速汇集成正规部队，接收失地。
为此，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指令，向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出动飞机运送一批干部到“800公里以外的太行山麓去同日本作最后一战”。
有意思的是，因为在延安交谊甚欢，美军观察组答应得很爽快，甚至没问运送的人是谁。就这样，1944年底，八路军在美军帮助下修建的长凝镇机场，如今派上了大用场，而且美军为延安运将的时间，甚至比为重庆运兵还早一天。
据时任中央外事组联络科长的黄华回忆：“8月25日早上8点钟，我到东门外机场照料美国飞机起飞的事。我看见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萧劲光、滕代远、陈赓、薄一波、江华、宋时轮、陈锡联、杨得志、李天佑、张际春、王近山、邓克明、邓华、陈再道、聂鹤亭、傅秋涛20位高级军事领导人正忙着穿戴降落伞，他们是要乘坐这架美军观察组又小又旧的C-46运输机去前方的。”
大约飞行两个多小时后，飞机在山西黎城县的长宁村顺利降落。众人着陆后便马不停蹄地赶赴各大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随即骑马去30公里外的晋冀鲁豫军区总部驻地——河北省涉县。其他乘客则奔赴各自的目的地——东北、山东、华中……
这批将领抵达根据地后，很快在当地组成战略统帅部。以晋冀鲁豫战略区为例，“刘邓”抵达根据地后，迅速将分散的游击队整编为四个野战总队，分别由同样是美国飞机运来的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陈赓担任司令员。
1945年9月10日，刘、邓部队与前往上党地区受降的阎锡山部第19军发生武装冲突，继而打响了著名的“上党战役”，该役国民党军被歼灭3.5万人。
与此同时，林彪、萧劲光、李天佑等将领转进东北，在其后几年的战斗中起到至关重要之作用。陈毅、宋时轮、傅秋涛则转赴华东，途中将津浦铁路彻底破坏，有效延迟了国民党军开进华东和华北的速度，并创造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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