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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那天，外滩黄浦江畔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
解放军进城的队伍从南京路一直排到苏州河，可陈毅的指挥部里，却送来一封没贴邮票的信。
信是从胶州路弄堂寄出来的，寄信人叫凌维诚，她在信里说自己是谢晋元的遗孀。
这封信为什么特殊？因为谢晋元这个名字，在1937年的上海滩几乎无人不知。
那年10月，淞沪会战打到最后关头，谢晋元带着420多个兵守四行仓库，对外号称八百壮士。
他们在仓库里顶了四天四夜，日本人的炮弹把墙皮都炸掉了，可这些人硬是没退。
后来谢晋元被困在孤军营，1941年被汪伪收买的士兵刺死，那年他才37岁。
凌维诚在信里说得很直白，她现在住在阁楼里，靠给三个私馆教书养活四个孩子。
更让人心酸的是，当年跟着谢晋元守仓库的那些兵，1949年在上海还剩37个人，有的拉板车，有的擦鞋，有的卖棒冰，还有睡桥洞的。
陈毅看完信沉默了很久。
他马上叫秘书去查凌维诚的住址，还要统计那37个八百壮士的名单和住处。
秘书第二天拿回来一张手绘的"壮士分布图"，上面37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标着现在干什么。
有个叫郑铮的，当年是机枪手，右腿有贯通伤，现在拉板车，一天能挣三斤玉米面。
还有个姓杨的，在南京路擦皮鞋，看见穿军装的就躲，怕被认出来是"旧部队"。
说实话，这些人的日子过得比普通老百姓还惨。
他们不敢暴露身份，因为不知道新政府会怎么看他们。
毕竟他们穿过国民党的军装，虽然打的是日本人，可谁知道会不会被当成"反动军官"的旧部?
陈毅看完名单，当场拍了桌子:"分出一半军粮，先给他们熬粥，再找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胶州路弄堂口就来了几个解放军战士，扛着大米、咸肉、肥皂、棉被。
凌维诚牵着小女儿下楼，看见战士敬礼，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那个湖南口音的连长说:"谢团长的兵，就是人民的兵，饿不着。"
三天之内，市政府把37个老兵全找齐了，请他们到市政府礼堂吃饭。
桌上摆的是白米饭、红烧肉、辣酱油，这些东西有的人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了。
陈毅亲自来了，一进门就脱帽鞠躬:"我陈毅来晚了，让兄弟们受苦。"
老兵们当场就哭了，有的人跪下去，被陈毅扶起来。
陈毅挨个问他们会什么手艺，有人说会修枪，有人说会开车，郑铮憋了半天说:"我只会打鬼子。"
陈毅笑了:"打鬼子也是手艺，咱们新中国需要胆子大的人。"
市政府很快成立了"谢晋元团旧部生产大队"，给这些人安排工作。
会修机械的去江湾机场修跑道，会刷漆的去江南造船厂，会开车的去公交公司。
工资按八级工算，受伤重的先领抚恤金。
郑铮被分配到公交一场，领到蓝色制服那天，他摸着衣服夜里抱着睡。
他跟工友说，这辈子就穿过两次制服，一次是守四行仓库，一次是开公交车。
老实讲，这些安排在当时并不容易。
1949年的上海百废待兴，粮食都不够吃，可陈毅坚持要把这些人安顿好。
他说过一句话:"谢晋元不是旧军官，他是中华民族的铁骨头。"
1950年清明节，市政府组织给谢晋元扫墓。
他的墓在虹桥万国公墓，原来只有一块小石碑，被野草埋了一半。
市政府整平了三亩地，立了新碑，上面刻着"民族英雄谢晋元之墓"，还把当年守仓库的327个官兵名字全刻上去了。
凌维诚把全家的旧军装缝成一面旗，铺在碑前。
陈毅站在墓前说:"谢晋元团长为国成仁，山河同悲，其旧部即我人民子弟，其遗属即我人民亲属，人民政府当负全责，不使英雄流血又流泪。"
这话见报以后，上海市民排队买报纸。
有人把报纸贴在铺子门口，指着郑铮说:"修鞋老郑就是八百壮士。"
郑铮喝醉了跟人说:"早知道打鬼子能换今天，我再多守三天三夜。"
1951年清明，凌维诚带着四个孩子去祭扫。
很显然，市政府不只是救济这些人，还要让他们重新有尊严。
满洲路改名叫"晋元路"，四行仓库辟成"八百壮士纪念室"。
开幕那天，37个老兵穿着工装去参加，胸口别着"生产模范"的红布条。
凌维诚后来把陈毅的回信手稿捐给了上海档案馆。
信里有句话:"谢晋元团长为国成仁，山河同悲，其旧部即我人民子弟，其遗属即我人民亲属。"
这话不是客套，是真的兑现了。
多年以后，谢雪梅带着儿子去参观纪念馆。
孩子问:"外公在这儿打鬼子?那后来呢?"她说:"后来，新中国来了，外公的兵成了公交司机、造船师傅、小学老师。"
纪念馆的墙上，八百多个名字排成方队，像永不解散的连。
有人说，青天白日旗和五星红旗挂在一起，一样鲜红，一样安静。
凌维诚跟女儿说过一句话:"你爸爸把命留在1937，可他的魂，在1949又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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