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十二月，北京城让一场大雪给盖严实了。
可这中南海小礼堂里的空气，简直比外头的冰碴子还冻人。
就在这天，一道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互换位置的命令马上就要下达。
这动作太大，牵动着整个军界的神经，说白了就是要拆掉“山头”，绝不让地方主义做大。
身为中央军委委员的陈士榘，紧了紧身上的大衣，脚下生风地往会场赶。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今儿这会，哪是简单的人员调动，分明就是一场政治层面上的严峻考验。
刚走到半道，冷不丁有人喊了他一嗓子：“陈委员，陈委员…
一扭头，来人竟是汪东兴。
那会儿的汪东兴，手握中央警卫局，那是负责首长们身家性命的关键人物。
在这节骨眼上，他猛地冒出来，绝对不是为了闲聊两句天气的。
不出所料，汪东兴递过来一句话：“主席意思，想在开会前见见您。”
陈士榘没多嘴，转身跟着拐进了边上的休息室。
这事儿其实透着股怪劲儿。
按常理，今儿这出大戏的主角是那八位要挪窝的大司令，陈士榘虽说挂着军委委员的衔，可当时管的是工程兵，压根不在这次“大换血”的名单里。
主席为啥要在这种雷霆手段使出来之前，单单把一个不在风暴眼里的工程兵司令叫过去？
进了屋，只见毛泽东斜靠在沙发上，眼神盯着窗户外的飞雪，像是在琢磨什么事儿。
陈士榘立正敬礼，喊了声主席。
毛泽东回过神，目光在他脸上转了好几圈，突然蹦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要是非说有山头，那咱们可算是一个山头下来的嘛。”
这话乍一听像唠家常，可搁在这个“削山头”的紧要关口讲出来，那分量沉得吓人。
紧跟着，毛泽东抛出了那个真正压箱底的问题，调门不高，却字字千钧：
“当年井冈山上下来的老伙计，现如今还剩几个？”
陈士榘当场愣住。
这哪是一位老人的念旧，这分明是一次只有他俩能听懂的政治家底盘点。
为何有此一问？
图的就是个心里有底。
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毛泽东得搞清楚，那个最核心、最原始、也最铁了心跟党走的“基本盘”，到底还剩下多少张底牌。
而陈士榘，恰恰就是这张底牌上最关键的那个数。
过了很多年，咱们再回头翻看陈士榘的履历，就会明白他之所以能在这个关口被主席单独召见，全因为他在几个要命的历史转折点上，把选择题全做对了。
这些选择，不光是胆子大，更透着一种极其罕见的政治嗅觉。
把日历翻回到1946年年底。
那是解放战争刚开打最凶险的阶段。
国民党名将薛岳，手里捏着25个旅的重兵，像把大铁钳子似的，冲着苏北、鲁南就夹过来了。
这仗咋打？
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里早就吵翻了天。
粟裕的主意是：打游击，借着地形跟他们绕，把对手拖垮。
陈毅的主意是：不但要打，还得速战速决，跟他硬碰硬。
一边是战术鬼才，一边是老资格统帅。
两人顶上了牛，作战室里的空气都快凝固了。
这时候，当参谋长的陈士榘夹在中间，那叫一个难受。
照规矩，参谋长就是辅助主官的，要么和稀泥，要么听一把手的。
可陈士榘心里盘算了一笔账：
要是听陈毅的硬拼，部队搞不好就被薛岳的重兵一口吃掉；要是接着吵下去，战机一瞬即逝，等敌人包围圈成了，大伙都得玩完。
摆在他眼前的，是一场豪赌。
他干了一件在部队里属于“大忌讳”的事：越级上报。
他绕开了顶头上司，直接把前线的实际情况和两边的分歧，发电报给了远在延安的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这事搁职场上叫“打小报告”，搁战场上那叫“抗命”。
要是赌输了，这就是陈士榘一辈子的黑点，弄不好还得送上军事法庭。
可偏偏让他赌赢了。
毛泽东瞧见电报，立马发回指示，甚至亲自定下了战术路数：“先集中二十三个团在宿迁、沭阳间歼敌…
集中三倍兵力围歼整编第六十九师。”
这电报一来，陈毅和粟裕都没话讲了。
虽说心里可能对陈士榘这“越级”的举动有点疙瘩，可大敌当前，听主席的绝对错不了。
结局大伙都清楚：宿北战役大获全胜，一口气吞掉敌军两万一千多人。
这就是陈士榘。
当“守规矩”和“打胜仗”犯冲的时候，他敢为了最后的赢面，把自己个人的前途全押上去。
这股子魄力，毛泽东全看在眼里。
要是说战争年代试的是胆量，那和平年代试的就是肩膀硬不硬。
1958年年初，毛泽东又一次单独把陈士榘叫了去。
这一回，没啥争论，只有一道近乎“霸道”的命令。
这是个啥样的苦差事？
那会儿中国穷得叮当响，大西北戈壁滩上风沙漫天，无人区里想找口水喝都难。
要在那种地方建导弹靶场、建核试验基地，别说技术难题了，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坎儿。
换做旁人，保准得讲条件、要经费、诉苦衷。
陈士榘当时的反应就八个字，他“噌”地一下站起来：“主席指哪儿，我打哪儿！”
话说的漂亮，事儿可难办。
陈士榘领着十万大军——这支部队后来有个代号叫“7169部队”——一头扎进了茫茫戈壁。
这哪是光干工程啊，这分明是在跟老天爷抢时间。
西方国家的核威慑就悬在头顶上，每一天都在倒计时。
陈士榘心里那本账算得门儿清：战士们苦点累点，哪怕牺牲几个人，为的是让整个国家不再受人窝囊气。
仅用一年，酒泉导弹试验靶场拔地而起。
修路五百四十多公里，架线一千八百多公里。
紧接着又转战罗布泊，把马兰核基地给建了起来。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
等陈士榘回到北京，毛泽东激动地一把拉住他的手说：“祝贺你，工程兵部队立了大功！”
从那个敢越级发报的参谋长，到在大漠里吃沙子的工程兵司令，陈士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点：他不光是主席的老乡，更是那个能把“没戏”变成“有戏”的铁血执行者。
所以，再回到1973年那个飘雪的冬日。
当毛泽东问出“井冈山老伙计还剩多少”的时候，他真正想问的是：在这个乱哄哄的局势下，像你这样既有本事、又铁了心忠诚、还没野心的“自家人”，到底还有几个？
陈士榘在心里默默过了遍数。
沉默了几分钟，他轻声回话：“主席，要是算上您和我的话，满打满算也不到三十个人了。”
不到三十人。
从1927年秋收起义那几千号人，到后来的千军万马，最后大浪淘沙，真正从那个起点走到现在的，也就剩下这寥寥数人。
听到这数，毛泽东眼里的光黯淡了不少，叹了口长气：“岁月无情呦…
你要好好干…
这声叹息里，有着对逝去战友的念想，也有着对眼下局势的无奈。
但也正因为还有陈士榘这样的“不到三十人”撑着，毛泽东才有底气推动那场震动中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
因为他心里明白，不管怎么折腾，军队的根基乱不了。
1995年7月，陈士榘将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那一刻，老将军的脑海里，兴许并没有那些宏大的战争画卷，也没有原子弹腾起的蘑菇云。
那年他才十八岁，手里攥着长矛，是个负责站岗放哨的娃娃兵。
远处走过来一个穿蓝布长衫、浑身是泥的大高个儿。
陈士榘警惕地把长矛一横：“站住，干什么的？”
对方没恼，反倒乐了：“我叫毛泽东，找你们卢德铭团长。”
那个时候，没人知道将来会发生啥。
也没人能料到，这两个人的命运，会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绑得这么紧。
所有的宏大历史，最后都收束在了这一问一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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