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5日，一位名叫银曙澜的韩国女性，通过法律程序，收养了自己的室友娥丽，与之建立法定母女关系，震惊韩国。
后来，银曙澜逐渐成为韩国的网红。她的做法在独身者众多的韩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成为被广泛议论的社会话题。
在韩国，成年人收养确实是法律允许的。银曙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又想逃离首尔的拥挤与内卷去乡下生活，而好友娥丽是她完美的生活伙伴，可以作为以后养老依托的对象。
银曙澜的传记《我收养了一个朋友》，在整个东亚都掀起了一股“重新定义养老”的浪潮。
银曙澜用自己细腻温柔的笔触，记录了这段既让人难以置信又觉得在情理之中的经历。
这件事情，带来了许多让人颇为震撼的思考：家庭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家庭是指“结伴生活”，那是不是可以将朋友也纳入定义之中？不想继续“内卷”的人，是不是有机会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生活的意义是可以多样化的吗？
一、当家庭的定义脱离了血缘，可能会带来耳目一新的认知
作者银曙澜的认知革新出发点在于：共识和“三观一致”是否可以成为两个成年人结伴生活的理由？有没有可能成为被正式承认的“家人”？
银曙澜和她的闺蜜娥丽，确实具备这个条件。她们两个独居女性在乡下买了房，日常生活就是种植物、泡泡茶聊聊天、讨论餐食的菜单、做瑜伽。
她们还会为对方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互相尊重边界。
在生活观念方面也是高度一致：俩人都是素食者，都喜欢自然与植物，动手能力强。
作者的一些私人特质和朋友也相得益彰：她有洁癖，属于感官高敏感体质；朋友则是极简主义者、沉着冷静。
她们结伴生活，不是因为在一起的上限——多么有激情、趣味、热情；而是因为下限足够稳定——尊重彼此、生活方式相似。
家庭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协作的关系。协作的步调一致，需要男女双方的价值观、生活习惯、性格等各方面保持和谐，否则就很容易起冲突。
在银曙澜看来，她和朋友之间的这种协调性是极高的，所以在一块生活非常的舒服和轻松。
所以在书中她如此写道：
一起生活了五年之后，我们决定，如果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那就一起生活到老。为了给彼此提供切实的法律保护，我们选择了领养的方式。我们之所以决定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家人，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想在危机状况下成为彼此强有力的保护者。老了之后，一个人先离开的时候，希望善后的人不是偶尔见面的兄弟姐妹或亲戚，而是共同生活的彼此。
这一段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了作者的想法，她之所以选择和朋友结为家庭，除了生活和谐之外也有现实的养老考虑。
对于不生孩子的人来说，相比兄弟姐妹和亲戚，这种养老善终方式确实有它的好处——因为基于共同长期生活的信任。
平等协作，就是两位结伴者的信任基础。
在这种关系当中，没有哪一方的角色是固化的，更没有隐形的家务劳动不平等。协商分工、交流沟通都是相当透明的，因此也避免了许多矛盾。
当我们重新审视家庭的定义，脱离了血缘的藩篱，会发现这种新的可能性确实有它的合理性。“主动选择”替代了“被动血缘”，也是家庭这个词在当下这个独居者盛行的时代，很容易产生的现象。
二、主动选择生活方式，是因为厌倦了大都市的疲惫
其实，书中前半部分写的主题是“逃离”。
首尔是一个巨大而快节奏的都市，工作竞争强度极高，内卷严重。银曙澜想要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她辗转济州岛、寺庙与乡村，做了各种尝试，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静下来。
但乡下生活并不只是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它有新的问题：租房难，没有工作机会，孤独，还有小地方的那种闲言碎语和人情世故。
移居乡下，看上去很美，但是代价也很大。
但这也恰恰构成了银曙澜“收养朋友”的动机之一。朋友也喜欢乡下生活，但也需要面对乡下生活的负面因素，那两人结伴，就会大大减轻乡下生活的那些问题：
有陪伴，不再孤独；生活成本被分摊，生活方式更健康。
在不婚不育的想法下，她们找到了一种既能实现乡下生活的梦想，又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结构，这样的折中选择。
作者写道：
一起生活之后，我们分到了村里的宅旁地。怎么说也是农村，至少要在宅旁地里种点儿东西才行，于是我们决定亲自种植健康新鲜的蔬菜。原以为只有三十多平方米的宅旁地种不了多少作物，没想到三十多平方米比想象的要大。不用太逞能，我们以常吃的蔬菜为主，种植了茄子、西红柿、罗勒、芝麻菜、生菜等。我们的农事很成功。胳膊粗的茄子结了很多，小西红柿和本地西红柿多得吃不完。香草的繁殖能力果然了不起，罗勒也长得非常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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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勇气与未来
银曙澜的选择有一个前提，就是合法。
韩国的《生活伴侣法》尚未通过，而她是通过成年人的收养程序，从法律意义上把朋友变成了母女。这背后有几项关键的法律认可：医疗签字权、财产继承权、养老保障。
在作者看来，这个选择的务实性用一个词总结就是：“生命中的法定代理人”。
她已经年过四十，身体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头痛、眩晕症、带状疱疹，还去过几次急诊室。
到她这个年纪，妈妈已经成了被监护的对象，自然很难指望。年过四十，开始为养老做具体的考虑，确实也是有必要的。
所以，她选择收养朋友，其实就是互相选择了一个生命法定代理人。
行动不便、生病住院、做手术、甚至意识不清醒……人必须从这个年纪开始考虑好，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
尤其是韩国法律规定，患者不具备决定能力的情况下，进行重大手术和全麻，医生必须要向法定代理人征得书面同意。这时候作为独身者身边就必须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而且还要确实是法律认可的人。
作者写道：
我和娥丽同甘共苦地生活了五年，我们确信今后也将相互陪伴。我们决定就这样生活，直到老去，直到死亡。我们决定成为受法律约束的法定家人，想在危急状况下成为彼此强有力的监护人。
到底为什么这个“收养”能够实现？背后是韩国法律的允许。
根据韩国《健康家庭基本法》，她们俩并不符合家庭的定义。但韩国《民法》当中却是事实上允许成人领养的——唯一条件仅仅是养父母比子女年龄大而已。
于是，朋友变成了她的女儿，朋友也多了一个母亲。
娥丽的家人也同意，这事儿就成了。
总的来说，这段传奇经历告诉我们一件事：不婚不育也有可能组建合法家庭。在法律权限方面，这个家庭和正常家庭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前提是法律本身允许。
最后想说的是，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更关注的是其中的意义：我们该如何定义人生的幸福？在以前，可能这个定义有点过度单一了。
如果说组建家庭的目的是为了搭伙过日子、抵御风险、心理陪伴、提升生活质量，那么，确实没必要将这件事一定捆绑在婚姻或者血缘上面。
银曙澜也是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才获得成功，感谢她的勇气，让我们知道了人生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在结婚率日益下降的未来，类似的可能性还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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