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4日清晨，细雨刚停，李先念在红安县高桥公社简易招待所门口站了很久。清明节前他奉命勘察湖北灾情，车过家乡，顺路想给一位老人磕头。秘书递上花圈，黑底白字的挽联写着“师德永存”四个字，李先念握着挽联的手微微发抖。就在三个月前，76岁的木匠袁学福离开了人世。师徒俩最后一次见面，还是1949年冬天。
沿着土路走向袁家大湾的小坟山，草木已长出嫩芽。李先念摘下军帽，默默三鞠躬，心里闪回起四年前那段温热的画面。那一年，武汉刚解放，襄河春水上涨，他每天要处理大批接管事务，公文像雪片般落桌，可一空档就念叨：“先把师傅接来，别再拖。”秘书梅可进被他催了三次才动身。
汽车驶进黄陂木兰乡时，袁学福正在院子里刨长木条。一听说“先念派车来接”，老人反复擦手，嘴里嘟囔：“他当省里的大官了，还惦记我？”话音刚落，眼眶就红了。对于一位靠刨花度日的老木匠而言，这趟路像是走进另外一个世界。
省政府大院门口，李先念早早等候。他拉开车门，轻声一句：“师傅，路上受累了。”老人一愣，随后笑着递出布包：“家里腌的盐豇豆、臭豆腐，你小时候最爱。”对话不长，却把院里站岗的警卫听得鼻头发酸。
在招待所的餐厅，李先念特意让厨房煨了碗萝卜排骨汤，咸淡依着老人牙口。酒过三巡，袁学福忽然想起旧事，笑着拍桌：“你学艺第三年，有次熬夜去开会，白天做椅子时打瞌睡，我抡斧头柄敲了你脑袋——”李先念哈哈大笑：“那一下敲得好，要不我可真松懈了。”一句话点燃屋里气氛，兵痞出身的通讯员都乐得直拍大腿。
第二天起，李先念让警卫员带着师傅游黄鹤楼、归元寺，又把木兰山的特产羊肚菌蒸好端到老人房间。可袁学福见徒弟忙得团团转，心里不安。住满一个月，老人执意回村：“我若再待，你就没空闭眼了。”李先念拗不过，只好备车送行，顺手把一包崭新的蓝布票子塞进师傅口袋。车子启动，尘土飞起，他朝车尾抬臂敬礼，直到远处尘霭散尽仍未放下胳膊。
时针拨回到1909年。那年李先念出生，十岁便挑水劈柴补贴家用。十三岁跟着表兄袁学福当学徒，白天削榫，晚上照灯写毛笔字。乡亲们管他叫“小李木匠”，其实他更像一根拉紧的木条，锋利又韧。1924年，他随袁师傅到汉口棺材铺干活，白天叮当，夜里跑江滩帮码头搬包，耳边常响起地下党员演讲的“打土豪”口号，火种在心底暗暗生根。
1927年夏，湖北大地风云激荡。李先念受组织派遣回到叶家田，以木匠身份作掩护，集结农民自卫队。每逢敌军搜捕，袁学福就把他塞进夹墙或地洞，还在外面敲木料掩护。11月13日深夜，羊子山下火把连成长龙，李先念领着高桥乡农民武装直扑黄安县城；14日凌晨北门被破，县警备队缴械，步枪堆成小山。这一仗，被后人称为鄂豫皖边的“第一枪”。
烽火连年，袁家也付出惨烈代价。敌人搜屋时，袁学福的幼子遇难；大儿袁成勋后来随红军长征牺牲；三儿袁成龙1941年加入新四军。老人却从不后悔，“捐一子保千秋”，这是他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1931年，29岁的李先念任陂安南县委书记，还兼县苏维埃主席。红四方面军转移前夕，他召开大会，亲自带队三百青年参军，被誉为“陂安扩红第一功”。从此，他奔忙在枪林弹雨里，母亲来阵地探望，刚说两句话他就催老人离开；母亲塞进军服口袋的两块银元成了他终生的痛。
1945年春，鄂豫边区硝烟稍歇，李先念率部驻扎九龙冲，抽空回高桥与袁学福重聚。那天，老人摸着徒弟的军装连连感叹：“昔日小木匠，如今统兵六万！”李先念摆摆手：“要说功劳，师傅的斧柄也算一半。”师徒对视，如风翻旧册，两人都没提伤亡，也没提饥寒，只说木料如何借光线看纹路，棺材底板怎样不留节疤——话很琐碎，却像两把锉刀，细细磨平战争的裂口。
回到清明时刻，坟前草尖挂着露珠。李先念插好香烛，轻声道：“师傅，国家安稳了，高桥也通电了。阁下放心。”说完，他把军帽重新戴好，转身上路。车子驶离土坡，他还在想着那只布包里的盐豇豆味道——那是木兰乡山谷特有的咸香，混着豆瓣淡淡的发酵酸味，伴他走过了长征、抗战与解放。
路旁樟树一排排退去，车窗玻璃映出李先念略显苍老的侧脸。司机悄悄瞄了一眼，发现那位“永远不下马的将军”闭着眼，却并没有睡；指节轻轻磕着椅扶手，好像还在打着无声的木楔子，把师徒情义牢牢嵌入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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