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民智评论
作者：周晨曦，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 5400 字，预计阅读时间 15 分钟）
2 月 26 日，伊朗与美国在日内瓦开启第三轮间接谈判。
谈判桌上，美方要求未来任何核协议“无限期有效”、不得设定到期条款；谈判桌外，美国在中东集结了自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战机与舰艇部队，“福特”号航母（USS Gerald R. Ford）驶离克里特岛（Crete Island），“双航母”部署即将到位。
伊朗一侧同样在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卡尔格岛（Kharg Island）原油出口量骤升至平时三倍，西部导弹与雷达阵地向东分散转移。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警告美国“不要在谈判中途发动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Abbas Araghchi）则声称，一旦开战“将是整个中东的灾难”。
特朗普本人的表态同样充满矛盾——他在国情咨文中既声称已“彻底、完全摧毁”伊朗核武器计划，又以伊朗核威胁为由发出新的军事威胁。
在外交僵局、军事对峙与矛盾信号交织的当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值得审视：伊朗究竟是以何种身份出现在这场博弈中？它是否如其长期宣称的那样，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2 月 2 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在讲话中称，伊朗正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全球傲慢”。
这一表述并非简单的外交辞令，它在叙事结构上将伊朗置于与“世界其他国家”并列、共同对抗全球性结构性力量的主体位置，从而隐含了伊朗自我定位为全球层级的政治力量，而非仅限于地区层面的行为体。
类似表述并非孤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关于的技术突破叙事中，曾直接将伊朗拥有相关能力描述为“使伊朗成为世界强国”、“迈向世界强国”的标志性进程。
加入金砖后，伊朗试图把自身嵌入全球治理改革者的阵营，佩泽什基安在金砖峰会场合强调，伊朗将推动金砖改革全球经济管理结构并发展替代金融安排，这反映出伊朗试图打造全球公共产品供应者的大国形象。
其实早在 2022 年，哈梅内伊的外交关系顾问维拉亚提（Ali Akbar Velayati）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更为直白地表示，美国人要承认他们必须应对三个强国，即伊朗、中国和俄罗斯。
他同时声称，如果美国要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将会遭受美国无法承受的代价。
这些来自最高领袖、革命卫队系统以及最高领袖核心顾问的表述反映出伊朗官方叙事长期试图将伊朗塑造为“正在成为世界强国”的主体，这一持续性的自我定位并非偶然，而是服务于更深层的政治与战略逻辑。
理想与现实的交错
但问题在于伊朗是否真的如其宣传的那样，正在成为能够承担全球义务、塑造国际规则的世界大国？
其实，从制度性权力、硬实力与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三个维度看，伊朗与“世界大国”的标准之间仍存在显著落差。
首先，在规则制度的制定中，伊朗更常以“被规则处理的对象”而非“规则共同制定者”出现。
就像是联合国安理会涉伊朗核问题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Snapback），其核心在于，一旦相关方启动程序，便会进入“ 30 天倒计时”，若安理会未能通过继续维持制裁豁免的决议，旧制裁将自动恢复。
换言之，机制设计本身就将关键结果与安理会内部程序绑定，而不是取决于伊朗是否同意或能否阻止，伊朗在这一程序链条中缺乏实质性的权力。
2025 年，该机制被触发，欧盟随之“重新施加限制性措施”。欧盟理事会新闻稿将其定性为根据联合国层面变化，欧盟随即在法律上转化并恢复限制。
而在当前第三轮谈判中，美方更进一步提出未来任何核协议须“无限期有效”、不得设定到期条款，这意味着即便在新规则的谈判中，伊朗同样面临单方面接受条件的结构性压力，而非作为对等主体参与规则制定。
无论是既有规则的运作还是新规则的协商，伊朗的处境更符合地区性争端当事方，而不是世界大国。
即便暂且不谈制度权力，仅从实力承压与危机应对能力看，伊朗也难以被当作世界大国对待。
2025 年，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核与导弹相关设施实施重击，同时伊朗在地区层面的关键支点亦遭受冲击，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与叙利亚等传统代理与盟友体系出现不利变化，使德黑兰的地区政策处境恶化、影响力受挫。
面对新一轮军事压力，伊朗的应对方式同样暴露出脆弱性而非战略纵深：据报道，伊朗近期在卡尔格岛大规模抢运原油，日均出口量骤升至平时三倍，同时将西部导弹与雷达阵地向东分散转移。
这些动作的本质是打击到来前的应急性资产转移与损失规避，是脆弱性管理，而非世界大国的从容部署。
而世界大国通常拥有更强的战略纵深、更稳定可控的盟友体系，以及在遭受系统性打击后，也拥有应对冲击、快速修复与维持外部承诺的能力。
相比之下，伊朗仅是在地区事务中具备较强扰动能力，但抗系统性打击能力有限，即能够制造风险，却难以在冲击之下维持稳定、持续的战略输出，伊朗的表现更像地区大国，绝非世界大国。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近日明确表示伊朗“有意将导弹射程限制在 2000 公里以内”，称导弹计划“纯粹用于防御和威慑”。
一个自我定位为世界大国的国家，主动将战略投射能力限定在区域范围之内，这本身就构成对“世界大国”定位的自我否定。
此外，伊朗也难以承担起是世界大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义务。
尽管伊朗在金砖国家机制中多次表态愿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但提供此类产品需要的是持续投入与可验证的国家能力。
这不仅要求其拥有长期、稳定输出资金、技术、制度与安全保障的能力，还必须能承担外溢风险并在危机中维持供给——而这恰恰是伊朗当前的软肋。
这些因素的背后是财政韧性、产业体系、金融能力与治理稳定的综合支撑。而伊朗在这些基础条件上面临明显约束。
伊朗承受的长期金融制裁推高融资成本，财政资源更多被安全与应急部门吸纳，难以用于可持续的对外供给；并且国内通胀、贬值与就业压力提升了民生支出，财政负担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伊朗 2024 年政府预算赤字约为 GDP 的 4.1%，一般政府总债务约为 GDP 的 36.9%，预测 2025 年的比重仍会提升。
由此可见，伊朗“世界大国叙事”与其现实能力之间存在严重的错位，叙事试图上升到全球层级，但能力基础更偏地区层级。
诚然，伊朗即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它持续推动“世界大国叙事”是否仍能转化为现实收益？
世界大国叙事的代价
伊朗的这种世界大国的叙事定位也并没有为其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反而招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伊朗会将拥有核武器作为其成为世界大国的标志，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导致对外冲突烈度往往被放大，制裁随之固化为常态性约束——仅 2025 年 2 月 25 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就再次更新制裁清单，新增制裁涉及多名个人、实体及多艘油轮，制裁的常态化可见一斑。
在此背景下，伊朗不得不将更多资源投入到规避制裁与安全部门动员中。
即便能通过部分替代伙伴维持贸易，其融资成本、技术获取与产业升级机会也远不及融入全球体系的水平。
这导致伊朗的国家资源更容易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发展空间持续承压，最终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寻求拥核加剧制裁与威胁，安全环境恶化催生更优先的安全诉求，安全投入进一步膨胀，进而挤压伊朗的长期发展。
而当伊朗与西方长期对立、制裁难解，其经济与安全合作空间会被迫收缩到少数伙伴与灰色渠道。
结果就是伊朗对外政策更容易遭受其他国家的限制，在金融、军贸、关键零部件、能源出口等方面陷入非对称相互依赖中。
2 月 23 日，有媒体报道称，伊朗与俄罗斯达成了秘密军备协议，寻求补强防空能力，体现出非对称相互依赖中伊朗的脆弱性与敏感性。
防空短板在冲突中暴露后，补强成为硬需求而由于制裁与军贸限制使伊朗难以在全球市场多元采购，导致供给侧稀缺，而交易与交付受俄罗斯政治与产能安排影响，伊朗对供给方立场变化高度敏感与应对变化的能力也相对比较脆弱。
同样，据路透社报道，俄伊虽有“战略伙伴关系”，但不包含相互防御条款，这意味着伊朗在安全上依赖俄罗斯的军贸与协作，但俄罗斯对伊朗安全并无同等义务承担。
更进一步，这种结构还会放大伊朗沦为大国博弈筹码的风险。以安理会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为例，一旦程序开始运作，伊朗核问题的走向就高度依赖安理会投票与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博弈，伊朗核问题的结果高度依赖安理会投票与常任理事国主要国家博弈，伊朗更多只能进行政治反制而非改变规则。
当伊朗面临的美方军事压力与紧张升级时，呈现出外部强国在关键时刻往往采取劝和促谈、保留空间的策略，而不是承担伊朗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成本。
2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与俄罗斯一道支持伊朗抵御美国侵略”时，回应的核心是“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将自身定位为“负责任大国”——没有任何防御承诺的暗示。
这与俄伊战略伙伴关系不包含相互防御条款的情况形成平行结构：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在关键时刻选择的是劝和与保留空间，而非与伊朗共同承担正面冲突的成本。
伊朗越以世界大国对抗者自居、把对抗烈度推高，就越可能在关键节点发现：自己想当棋手，到头来只是大国博弈棋局中的一颗棋子。
为什么要坚持世界大国叙事？
为什么即使伊朗不断承受其世界大国叙事所招致的后果，仍要坚持？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行为的背后必然是利益的使然，国家行为往往是多方博弈的次优解——而背后的推动因素就是其行为的原因所在。
换言之，叙事本身也在产生某种收益，或用于威慑与谈判，或用于政权合法性与资源分配，或用于身份建构与战略文化延续，正是这些收益与动因，使其即便付出代价仍难以轻易退出。
在伊朗的战略语境中，“世界大国叙事”首先是一种面向外部的威慑性信息传递。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言，信息传递、威胁力量与决心是可信威慑所具备的三个条件，其中，信息传递不只是发布声明，而是通过持续、统一、可重复的叙事框架，让对手在认知上形成稳定预期，即伊朗愿意、也能够把冲突成本推高到对方难以承受的水平。
而威慑也涉及到认知的问题，国家往往是高估自身实力，低估对手实力，从而形成错误知觉。
而伊朗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把自身地区大国能力包装为世界级对抗能力，试图通过叙事放大来提升对手的危机感与谈判意愿，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决策中把代价评估置于更靠前的位置。
即便这种叙事无法改变实力结构，它仍可能在影响对手的风险计算，从而为伊朗争取更大的谈判空间与更缓和的安全压力。
从当前局势看，这种效果并非完全落空：据报道，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一直向特朗普建议对伊军事行动可能带来重大风险、可能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副总统万斯也对打击的风险与复杂性存疑。
但需要审慎区分的是，美方内部的谨慎更多源于对战术成本与战略拖累的评估，而非对伊朗作为“世界大国级对手”的认知——伊朗的威慑叙事在影响风险计算的层面上有所作用，但并未改变对手对伊朗实力位阶的基本判断。
其次，这与伊朗国内的政治环境也有关，是政权合法性的需要。
其一，是国内政治博弈与安全机构激励。在伊朗政治体系中，保守派与革命卫队在国家安全议题上拥有显著话语权。
世界大国的反霸叙事天然有利于强化安全部门的正当性，强硬信号与国家崛起叙事能够为军工项目、预算倾斜、技术计划与组织扩权提供理由。这种将技术突破被描述为“迈向世界强国”的标志，有助于安全部门扩大政策空间、提升资源份额。
其二，是巩固政权与政治动员需要。在经济承压、民生困难与社会矛盾上升时，塑造面临外部强敌也抵抗不屈叙事具有很强的动员效率，它能把治理难题归因于制裁与霸权打压，并将政治忠诚与国家安全叙事捆绑，从而增强内部凝聚力。
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关于不向“世界强权”屈服的表态，正是这种动员逻辑的典型呈现。
最后，这不仅有现实利益的推动，更受深层的历史文化与宗教的影响。
波斯帝国的历史传统、革命后的道义自我定位与什叶派政治文化相互交织，共同熔铸了伊朗对大国地位的长期追求。
一方面，伊朗自诩波斯文明“比历史还要古老”，而波斯帝国（前 550 年 — 前 330 年）常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其官僚体制与国家治理经验对后来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此后，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224 — 651 年）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萨法维王朝（Safavid Empire，1502 — 1736 年）同样疆域辽阔、国力强盛。
历史记忆因此被转化为身份认同，伊朗易将自身想象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宇宙的支点”，并在心理层面形成对大国地位的天然期待。
正如基辛格所言，伊朗的国家性格来源于波斯帝国，广阔疆域、灿烂文化、成熟治理机构与强大军事力量共同塑造了伊朗人的民族优越感。
另一方面，什叶派的教义中又充满悲情与受压迫的叙事，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更倾向于自我定位为道义挑战者。
革命叙事使伊朗自认为占据道德高地，从而强化文化优越感。同时，它转向输出伊斯兰革命，试图重塑地区秩序以实现大国目标。
宗教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自称是“伊斯兰世界和受压迫人民的领袖”，其隐含逻辑是伊朗的政治使命可以跨越疆界，推动伊斯兰世界联合。
而哈梅内伊曾在其官方表述中强调更愿意作为穆斯林的最高领袖，而不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同样指向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政治身份想象。
在长期遭受外部大国欺凌、孤立与遏制的经验背景下，伊朗对现行国际秩序往往充满怀疑、戒备乃至蔑视。其秩序观具有强烈的道德二元结构：倾向于把世界划分为对立的“强者与弱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并将自己定位为被压迫者与挑战者。
这种反霸权使命感与受难叙事结合，使伊朗对自身角色的理解往往不满足于地区强国，而倾向追求更高位阶的道义与政治身份，既要成为抵抗强权的旗手，也要成为替代性秩序的参与者。
结语
对伊朗而言，若其目标在于真正提升国家能力、而非仅提升姿态，则更可行的路径是从侧重姿态转向侧重实际能力的提升。
这也意味着，对内需要降低高强度对抗对经济治理的挤压效应，争取在金融与科技领域获得更可持续的发展空间；对外则应缓解非对称相互依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在军贸与关键能力建设上形成过度依赖，减少因供给方条件变化而带来的结构性风险。
对大国而言，若想在伊朗问题上实现稳定与风险调控，就必须学会一手施压、一手合作，别把伊朗彻底推上对抗的牌桌。
同时，也要围绕核等核心议题，设计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框架，为建立互信留出空间。
撰稿：周晨曦
编务：周拓毅
责编：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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