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道德操守和能力而言，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一时人杰，二人的分歧是执政理念的不同，但私交却始终存在，二人是君子之争，这在古代是非常难得的。至于后来的新旧党争，与他们二人无关，后面的党争完全就是政治报复与执政理念无关，为了反对而反对。
王安石与司马光最大的分歧就是“熙宁开边”，司马光主政之后，把王安石执政时候占据的西夏开边之地尽数放弃，司马温公慷他人之慨，比唐朝牛僧孺交还领土给吐蕃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不能简单用 “对” 或 “错” 来评判，它是一场兼具理想抱负与现实缺陷的边疆经略行动；而司马光主政后放弃开边成果，核心是基于财政压力的现实考量，以及北宋 “守内虚外” 传统国策的回归。
当初北宋开国以后，周边辽国、西夏、吐蕃、大理各据一方，特别是西夏，固执而顽强的与大宋为敌，从宋太宗开始，直至北宋灭亡，与宋朝的战争不断。西夏据朔方、灵武、河西，大宋对其始终无可奈何，直至北宋中晚期的神宗朝，王韶的“平戎策”，才算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欲取西夏，先复河湟”。借着吐蕃进犯狄道城的机会，大宋积极用兵河湟，携王安石变法后国力猛增之威，恩威并用，攻取、招抚吐蕃部无数，最终收复河湟地区，并继续向西，将疆土推进至西域高昌回鹘附近。应该说，当时熙宁开边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在新开拓的领土上设立了陇右都护府。大宋的这个陇右都护府几乎就是吐谷浑的翻版，同样是陇右，但并不是大唐时期的陇右，大唐的陇右道更大，是包含陇西、河西走廊、西域、河湟地区在内的西部疆土。王韶通过经略边疆扩大王朝版图与战略纵深，从军事上对西夏也形成了半包围的形势，可以迂回至西夏后方，前后夹击，对西夏形成泰山压顶的攻势。可以说，河湟开边的成功让大宋对西夏的形势为之一变，一改之前的颓废之气。
但王安石开边弊端也不少，河湟地区的驻军、赏赐、基础设施建设等每年消耗朝廷大量财力，熙河路每年需中央拨款数百万贯，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成为北宋“积贫”的重要推手。而且战略目标未达预期，尽管形成了对西夏的包围，但西夏并未因此衰落，反而在后期与北宋、金朝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河湟开边未能从根本上削弱西夏，反而分散了北宋在西北的防御力量。为支撑军费，北宋朝廷加重了对内地百姓的赋税，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变法反对者攻击的核心把柄。
此时的宋廷正处于一个两难局面——保卫新领土的代价太大，而事前未经严峻的谈判便归还土地，未免是懦弱的外交姿态。“存之则耗蠹中国，为祸日深；弃之则戎人不请，无缘强与”。
等到哲宗即位。司马光“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完，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也就是说，王韶开河湟所得熙、河、岷州，五路伐夏所得米脂、浮图、塞门、义合、吴堡、葭芦、安疆七寨与兰州、定西城全部放弃。
司马光上台后，对新法及相关成果采取 “一刀切” 的废除政策，开边成果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但核心原因是经过多年开边战争与变法内耗，北宋国库空虚，百姓负担沉重。司马光认为继续维持河湟等新拓地区的驻军与治理，会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引发更大规模的民变。司马光一向主张“息兵”尤其是在 北宋“守内虚外” 的传统国策影响下，司马光主张 “息兵安民”，通过放弃边疆土地换取内部稳定。
司马光放弃开边成果，并非完全否定开边的意义，而是基于旧党 “以静制动” 的执政理念，以及北宋积贫积弱的现实困境做出的选择。这一决策虽在短期内缓解了财政压力，却也使北宋失去了削弱西夏的最佳时机，为日后西夏的侵扰与北宋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但司马光的主张与前例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经过外交谈判而主动归还侵地，多少显得懦弱，且无法确认是否可以达到息兵的目的。这也是争议所在。前朝的熙河政策是侵略行径，为弭兵，上策是主动归还侵地，展示新天子的仁慈和善意，期望重修旧好。假若受到党项的军事威胁后，才归还侵地，这不单不是仁慈的表现，更是国家的奇耻大辱。
司马光废新法的确是非常利落，可是废了新法也要提出一些于国于民有利的国策啊，这时候司马光依旧遵循所谓的旧法，一点没改善北宋的现状不说，还把王安石变法期间积攒的库银折腾了个干净。这才是他最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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