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西柏坡。周恩来拉着一个炮兵旅长的手，对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毛泽东抬眼打量片刻，笑着回答：很像高崇民同志。
这句话，把两个人、两代人、跨越近二十年的命运，瞬间连在了一起。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本叫《活路》的秘密刊物，和一个被蒋介石两度通缉的东北人。
高崇民这个名字，在民国史料里出现的频率不低，但他的人生轨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始终站在挡子弹的那一侧。
1909年，他考入奉天省立农林学校，两年后秘密加入同盟会辽东支部。辛亥之后，他旅日留学，回国后辗转于新闻、教育、政务之间，后来还做了张学良的秘书。这个位置很微妙——既能看到东北军最核心的决策，又不受任何一方完全掌控。
1931年9月18日，炮声炸响沈阳。高崇民没有等到张学良下令抵抗，因为命令根本没来。他随后化装入关，赴北平，9月27日与阎宝航、杜重远等人在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12号正式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务委员。这是九一八后最早的东北流亡民众抗日团体之一，会员逾四百人。
据当时同僚回忆，高崇民有一个特点格外突出：敢当面说难听话。九一八之后，他当面质问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言辞之尖锐，已经远超一般人的"提醒"。这种敢言，让他成了张学良眼中的诤友，也让他在各方势力眼中越来越扎眼。
1933年7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何应钦勒令解散。同年9月18日，他与阎宝航、卢广绩等秘密建立"复东会"，并公开表态：如果蒋介石不抗日，就不拥护他。这句话，直接触怒南京。蒋介石随即下令通缉高崇民。
就在这一年前后，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孙达生。两人来自不同背景，却在抗日这件事上越走越近。思想上的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此后他的每一步，都在靠近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方向。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高崇民奔走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方面之间，始终主张和平解决，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还被任命为张杨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起草了张杨联署的八项抗日主张。这一系列活动，在周恩来心中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也是多年后，他在西柏坡第一眼认出"那张脸"时，随口问出那句话的原因。
高崇民在外奔走，家里的担子压在妻子李素质一个人身上。1929年5月，李素质在沈阳病逝。三个孩子，大儿子高存信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母亲走得急，父亲不能回家，这种失落和冷硬，在一个少年心里留下的痕迹，往往比任何道理都深。
两年后，九一八来了。高存信在老家看到的，是祖父高东园组织乡勇、举起土枪土炮试图护村的场面。
一边是大军溃败如潮，一边是老人临危不惧。这种反差，让"靠谁来保这个家"不再是抽象的问题。
1932年，他乘船经营口、天津，辗转到北平投奔父亲。1933年，在父亲建议下报考南京黄埔军校第十期，顺利入读炮兵本科。这个选择并不意外：抗日要军队，军队要大炮，黄埔是当时最系统的军事院校。高崇民虽与国民党高层多有龃龉，但他清楚，儿子要有真本领，必须进正规的军事体系。
黄埔毕业，高存信被分配到中央军炮一旅。但他还没来得及正式到任，父亲的政治麻烦就烧到了他身上。国民党方面已经开始盯着高崇民，连带着这个军校出身的儿子也受了牵连。他不得不立即离开南京，转投东北军，被分配到洛阳炮兵第六旅第十二团，从"天子门生"变成了东北军的一名排长。
西安事变期间，炮六旅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第十二团被包围缴械。张学良失去自由后，整个东北军四分五裂，蒋介石趁机分化收编，高存信所在部队也难逃这个结局。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炮六旅奉命从洛阳开赴河北，在正定浮沱河一线与日军接触，很快被打得支离破碎。大批火炮、枪械来不及转移，就丢在了战场上。高存信亲眼看着这一切，那种被敌人打崩却无能为力的屈辱感，不是事后能用语言描述的。
就在这段时间，他听说了另一件事：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同样面对日军，一边溃不成军，一边能打出战绩。高存信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两支军队，差别究竟在哪里？
想清楚之后，他给北平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说想去延安。高崇民当即支持，写了一封推荐信，托周恩来转交。
1937年底，高存信离开国民党军，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徒步辗转抵达延安。从黄埔炮兵到八路军教员，路线完成了关键转折。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到达延安的半年后，父亲也亲自来到陕北，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会谈。父子两人，在同一片黄土上，却难得见上一面。
延安的八路军，对炮兵的渴望可以用"饥渴"来形容。步兵敢打敢拼，但攻坚战一多，没有炮兵就总要吃亏。高存信一到延安，立刻被安排在抗大四队担任教员，主讲炮兵技术。
1939年9月，他出任东北干部队队长。这支被简称为"东干队"的部队，原定是要开赴东北在敌后发展抗日武装的，成员多为东北籍干部和原东北抗联人员。1940年春，高存信到西安一带活动，顺路想探望父亲。却发现父亲主持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陕西分会已被国民党查封，原址附近布满特务和侦缉人员。察觉到危险后，他只得匆忙撤离，没能见成。这段遗憾，后来每次提起都难以释怀。
由于战略形势变化，中央最终决定东干队不进东北，转而留在晋察冀根据地。1945年2月，晋察冀军区正式组建炮兵干训队，高存信任队长。条件极其简陋：没有教材，就自己编；没有真炮，就用木头铁皮仿制模型，靠画图、摆沙盘讲射击原理。缴获的少量火炮被集中起来，优先给干训队练用。一支炮兵部队，就这样在"边打仗边办校"的状态下建起来了。
训练成型后，晋察冀军区在干训队基础上组建炮兵团，高存信出任团长。1947年6月，炮兵团扩编为炮兵旅，高存信任旅长，随即参与青沧战役、清风店战役等系列华北重要战役，逐渐形成一支能打硬仗的炮兵拳头力量。
延安、华北的这几年，高存信几乎把全部精力压在炮兵建设上。看起来没什么"浪漫色彩"，但正是这种一点一滴的积累，让解放战争后期的华北战场不再完全依赖其他战区的火力支援。这也是1948年8月，中央军委要他专程去西柏坡汇报的原因。
1948年8月下旬，高存信从华北前线出发，一路辗转到了西柏坡。同来的，是华东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
一个代表华北炮兵，一个代表华东炮兵，两人身份颇为"对称"——但谁都知道，华东炮兵的成长速度明显快于华北，这次汇报，华北这边某种意义上是来"补课"的。
到了西柏坡，按惯例先去拜访各位中央首长。不巧中央正在开会，走了几处都没见到人。来到周恩来住处时，周恩来还没回来，邓颖超把他们迎进屋，安顿好茶水。陈锐霆早年见过周恩来，不算陌生；高存信则是"久闻其名"——当年到延安，就是凭着父亲写给周恩来的那封信，但两人始终没有见过面。此刻要面对面交谈，他心里的紧张程度，一点不比上战场轻。
周恩来赶回来，进门就先和陈锐霆打招呼，夸了句"豫东战役打得好"，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转眼看到高存信，他略微打量了一下，问出了那句话：你和你父亲高崇民，还有没有联系？这句话不只是寒暄，更带着对那一代东北爱国人士的惦念。高存信只能如实回答：自己和父亲多年几乎没有见过面。
毛泽东给出的答复出乎意料地爽快——前线同志想见，就见。当晚，周恩来便带着高存信和陈锐霆，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院子里种满向日葵，花盘一片金黄。推门进屋时，毛泽东正和叶剑英低声交谈，见有人来，起身迎接，逐一握手。
高存信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周恩来似乎看出了他的拘谨，拉着他的手，对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主席，你看他长得像谁？毛泽东抬眼仔细打量，随即笑道：很像高崇民同志嘛！周恩来接着说：他就是高崇民的儿子。
短短几句，把西安、北平的往事，与西柏坡小院的此刻，全部连在了一起。高崇民当年在《活路》里提出的"三位一体"，如今已经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局中变成了现实：各战场正在汇合，准备拿下最后的城池。
谈到炮兵，毛泽东说得很实在：你们过去都在黄埔军校学炮兵，要把炮兵搞好，建设一支强大的炮兵。这既是鼓励，也是要求。高存信从西柏坡返回后，立即投入太原战役、新保安战役等关键攻坚。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入城式，他率部列队走过北平街头，受到市民夹道欢迎。
1949年5月，炮二旅正式改建为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司令部，高存信任司令员。1950年改称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他继续担任司令员。
此后，他历任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司令员、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高崇民在东北、在北京，走的是另一条路：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父亲从政从统战，儿子从军从炮兵，各守一方战线，都在新中国的骨架上撑起了各自的一块。
1971年7月29日，高崇民在北京病逝。那本《活路》，从1936年的秘密油印本，到后来被写进党史，走完了它该走的路。
而那个夏夜在西柏坡，毛泽东笑着说出"很像高崇民同志"的瞬间，是两代人选择的一次最简短的总结：不同的道路，指向同一个方向；不同的战场，打的是同一场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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