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人民法院报》2026年2月27日7版
汴梁城外，狼烟蔽日，战火纷飞，后晋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因军粮断绝，竟亲手弑子以充军饷；吴越国内，一场大火扑朔迷离，内库甲胄盗卖案牵扯出重重黑网……天下大乱中、礼崩乐坏时，权力如走马灯般更迭，人命似草芥般轻贱，一幅“无法则乱、有法则安”的历史长卷徐徐铺陈——
前段时间热播的历史正剧《太平年》，将镜头对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与黑暗的时期之一：五代十国。
一般讲五代十国，大家更愿意看赵匡胤和李煜，一个雄才大略，结束乱局，安邦定国，开启两宋四百年；一个文采风流，做事糊涂，下场悲惨。而本剧独辟蹊径，以偏安东南的吴越国为主线，透过钱氏家族三代人的经营、隐忍与抉择，勾勒出乱世中不一样的治世图景。
今天的杭州西湖畔，保俶塔依然静静矗立。这塔，是那段历史的见证。钱家人在父子相杀手足相残的五代，他们兄友弟恭，爱惜民力，为自身和平发展做到了殚精竭虑。这样的叙事在英雄辈出的时代，看似懦弱自保，不够豪气，但正是这份苦心和隐忍，反而保住了百姓。所以，如果正巧生在吴越国，无疑是幸运的。
从这部剧中，观众不仅看到了金戈铁马的征战场面，更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演进中，领会省悟了一个贯穿古今的深刻命题：法治精神的存续与缺失，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是沉沦于丛林法则，还是能走出黑暗，走向文明有序的大治之世。
乱世之殇 秩序孤岛
五代十国，“天地闭，贤人隐”，被史学家视为历史的至暗时刻。七十余载风雨飘摇，“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狂言，一语道破这场权力游戏的终极法则：道德沦丧，礼法尽崩，暴力，成为唯一通行的语言。
《太平年》开篇即以令人战栗的笔触，描绘了法治彻底缺席后的野蛮世界。“春磨寨”里，百姓被视作“两脚羊”“粮不够，肉来凑”，字字浸血，碾碎人性底线。剧中，父子相残、君臣互弑成常态，百姓如风中残絮，生命与尊严皆无保障，苟活已是奢望。
南唐使臣“仁义在弓矢之间，法度在疆场之内”的慨叹，佐证政权更迭之频繁，使得任何长期的规则都无法建立。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人能自外于这场持续的血色漩涡。如此极端情境下的律法屏障坍塌，使得社会全面退回到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状态”——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然而，就在这暗无天日的画卷中，东南一隅的吴越国，却仿佛一座秩序井然的孤岛。在钱镠“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祖训指引下，钱氏政权兴修水利（如修筑钱塘江海塘）、劝课农桑、发展商贸，使吴越地区在乱世中呈现出“千里舳舻，万家灯火”的罕见繁荣。吴越国历三代五王，立国72年，始终遵循钱镠遗训，奉中原为正朔，不称帝、不挑事，全力深耕境内治理，使得人口稳定增长，至纳土归宋时，已达55万余户。
在一个人人自危、背叛成风的时代，钱氏家族内部却保持了难能可贵的稳定与温情。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生仁厚，而是他们深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明白内部团结与民生安定才是政权存续的根本。
然而，这份安宁虽有规则支撑，却远非法治“乌托邦”。《太平年》毫不回避地坦陈其脆弱本质：这种“人治下的秩序”，高度依赖钱氏祖训、钱弘俶的个人德行与政治智慧，而非一套超越个人、具普遍约束力的法治体系。面对内部豪族的蠢动与北宋的虎视，钱弘俶所能倚仗的，更多的是个人的判断与政治权衡，而非稳定的制度框架。剧情在底层逻辑上表明，缺乏法治精神作为内核，仅凭“明君贤相”的德治，犹如将大厦建于流沙之上，随时可能因权力更迭或外力冲击而崩塌。
纳土归宋 法治深意
身处至暗时刻，文明的火种却并未完全熄灭。《太平年》中，几缕追求秩序与法度的微光，穿透厚重的历史阴霾，预示着法治重建的可能。这光芒，既来自高层统治者的自觉，也源于士人阶层对道统的坚守，更源于几位主角即有为者，对“天下太平”的朴素憧憬与执着追求。
剧中塑造了三位怀抱理想的青年君主形象：后周的郭荣（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吴越国的钱弘俶。他们的道路各异，却共享着“终结乱世，致太平”的宏大愿景，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对秩序与法治的探索。
郭荣夙兴夜寐，亲治水患、修筑河堤，彰显实干安民之风；其养父郭威即位后即拜谒孔庙，宣示恢复儒家礼法秩序之志。元老冯道提出“众人之所需，即为天下之儒”的治理哲学，试图为权力注入伦理与规则的约束，遏制暴力夺权的恶性循环。值得一提的是，郭荣称帝后，曾因旧怨想处死贪赃的县令，却因宰相范质以“法不至死”据理力争而妥协，印证了乱世中对法治底线的坚守。
钱弘俶的成长轨迹，尤为清晰地勾勒出法治精神从萌芽到自觉的过程。剧中虚构却寓意深刻的一幕：少年九郎君当着耶律德光的面，堂前怒斥并刀刺纵兵抢掠的张彦泽，高呼“是非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万千黎民在下，万古不变”。这一刻，他完成了从一个散淡的王子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治理者的关键蜕变。他开始深刻认识到，仅仅有善意和德行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并维护一套明确的规则与是非标准，方能保护弱者，约束强权，使社会免于弱肉强食。继位后，他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废除苛捐杂税，设立“撩湖军”专司西湖维护，将规则意识融入治理细节，方令吴越百姓得以安享太平。
剧中塑造的赵匡胤的形象，从侍卫亲军成长为开国皇帝，既有战场杀伐的果决，也有“杯酒释兵权”的智慧，更怀揣着“复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的天下情怀。他立下“不滥杀、不劫掠”的军规，使其区别于其他乱世逐权者，也为宋朝“文治”奠定基础，开启了以制度约束权力的尝试。
这些散落在历史各处的努力，如点点星火，汇聚成一股渴望规则、追求正义的时代潜流。它们表明，即便在最黑暗的时期，对文明、秩序与法治的向往，依然是人性中不灭的光辉，是社会走出丛林、重建文明的原始动力。
《太平年》剧情的高潮与终点，落在钱弘俶“纳土归宋”这一重大历史抉择上。公元978年，在北宋基本统一中原的大势下，钱弘俶审时度势，主动赴汴京朝觐，并献上吴越国所辖十三州、八十六县的土地、户籍与军队，和平归附中央政权。这一举动，在当时以武力征服为主流的背景下，可谓石破天惊。
这一选择，表面看或有明智的政治考量，深层却蕴含着对更高层次法治秩序与和平价值的认同和追求。它意味着钱弘俶及其统治集团，超越了“家天下”的私欲和“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狭隘，选择了“天下为公”和“民生至上”。苏轼在《表忠观碑》中盛赞：“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它使吴越百姓避免了必然惨烈的统一战争，保全了百年建设成果，实现了从地方割据的“小法治”向国家统一的“大法治”的平稳过渡。
再深看一层，钱弘俶的“纳土”与赵匡胤的“释兵权”，一南一北，看似迥异，实则异曲同工。二者皆以非暴力、合规则的方式，处理权力集中与分配这一核心政治问题，力图打破“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恶性循环，标志着时代精英开始集体反思乱世根源，并尝试以制度性、规范性的安排，取代纯粹的暴力博弈，为社会寻一条可预期、可持续的稳定之路，是法治精神在历史关键时刻一次震撼人心的伟大实践。
古今回响 镜鉴永续
《太平年》落幕，一段历史归于沉寂，但其叩问的法治命题，却在千年后的今天激起深沉回响。剧中所展现的乱世之痛与秩序之珍，已成为关乎人类社会组织根本原理的永恒镜鉴。
历史反复昭示：法治兴，则国泰民安；法治废，则国乱民怨。法治精神是社会文明的“元气”。它意味着法律至上，任何组织与个人皆在法之下；意味着权力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意味着权利与义务对等，公平正义成为可触可感的现实。它不仅是条文的汇编，更是浸润于社会肌理的文化信仰与行为准则。
钱弘俶的成长与抉择，是法治精神从“个体觉醒”走向“治理实践”的生动写照。从依赖祖训，到深刻认识“法度兴则国兴，法度废则国亡”，他在乱世中探索“以规治民、以法安邦”之路。整顿吏治，严惩贪腐，打破特权；重视民生，完善惠民之策，让法律成为百姓的“护身符”。最终“纳土归宋”的抉择，更是法治精神中“天下为公、民生至上”内核的极致体现——当政权存续与天下太平冲突时，他放弃一族基业，选择了和平归附，避免了生灵涂炭，以行动诠释“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法治初心。
《太平年》的历史启示，于今依然不绝于耳。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法治的坚实保障，而法治的落地生根，离不开全社会法治精神的培育与践行。无论是维护公平正义、化解矛盾纠纷，还是保障高质量发展、守护人民幸福生活，皆离不开法治精神的引领。
乱世藏危，法治安邦；盛世行远，法治护航。《太平年》不仅还原了一段尘封的历史，更让我们读懂法治精神的永恒价值。它告诉我们，法治是护佑民生的具体实践，是支撑社会有序运行的精神脊梁。钱弘俶、赵匡胤等人对“致太平”的誓言与求索，穿越时空，至今仍叩击心扉。法治精神，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北极星”，照亮我们脚下的道路，指向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安宁、繁荣的未来。唯有将法治精神深深熔铸于民族的血脉之中，方能确保我们的社会在纷繁挑战中岿然不动，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在法治的航道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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