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14日拂晓,延安中央医院门前的落叶还挂着霜花,一名通讯员带着一只灰色皮包抵达总部。包里只有三件东西:一封写着“亲爱的聂司令员”的薄纸、一支用到只剩半截的铅笔和一条手术用纱布。聂荣臻拆开信,最先映入眼帘的,却是一行英文名字——Frances Campbell Penny。信末,白求恩写道:“I am sorry.” 他请求友人给这位已经离婚的妻子划拨生活费,“不能因我无钱便弃她不顾”。很多人知道他为中国伤员捐出了生命,却少有人明白,他在生命尽头仍记挂着那个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女子。
信纸上的歉意不是突如其来。时间往回拨到1923年10月,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的走廊里,32岁的诺尔曼·白求恩刚通过会员考试,与22岁的弗朗西丝初次交谈。短短二十天,两人像被春风裹挟——午夜的城堡灯火、远足时的苏格兰山岗,都为这段感情留下了底片。八个月后,他们顶着女方家族的反对在伦敦签下婚书。那一年,他把“诺尔曼·白求恩”与“弗朗西丝·坎贝尔”写进同一本户籍,也把“用医学救人”写进自己的理想。
甜蜜并没有被贫穷打败,却差点被疾病拦腰折断。1927年秋,底特律的诊所外排着长队,屋内却弥漫咳血的甜腥。肺结核逼得白求恩不得不躲进特鲁多疗养院。他向弗朗西丝提出离婚,只留下一句苦涩的话:“我不能拖你陪我死。”她泪流满面:“诺尔曼,我只想和你在一起。”然而他性格里的猛烈决绝占了上风,终究是一纸离婚判决把两人推向天各一方。
奇迹发生在第二年。白求恩用“人工气胸疗法”把自己从死神手里抢回来,成为医学史上的传奇。他重燃对未来的热望,也重燃对旧爱的思念。第一封电报掷地有声:“病愈,仍爱你,可否复婚?”弗朗西丝的回信简短却柔软:“忘不了你。”1929年秋,两人在蒙特利尔再度走进教堂。可生活的摩擦再次提醒他们:医学与婚姻,有时无法兼容。一次把人体肠道样本丢进冰箱的“科研事故”彻底压垮了弗朗西丝的隐忍。1933年春,他们第二次签字分道扬镳。离异时,白求恩留下全部存款,只带走了手术刀和几本医书。
几年后,加拿大多伦多的工人俱乐部里,白求恩戴上一枚红色党徽。1937年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决定背起器械箱去中国。动身前夜,他敲开弗朗西丝的公寓门,“要到人民中间去”,他说。她沉默良久,只递给他一张旧合影,轻声嘱咐:“活着回来。”他点头,匆匆上船。
延安的黄土高原与魁北克的雪野遥遥相望。1938年3月,白求恩抵达陕北,在防空洞里搭手术台、改造旧针管、熬红药水。战士们叫他“老白”,他说:“救人要抢时间。” 抗日战场上,时间往往和鲜血赛跑。一次又一次零下二十度的夜里,他裹着棉被,借着煤油灯光缝合弹孔。战士们记得他的背影,妻子却只收到一封写着“Wish you happiness”的家书。抬头是枪火,低头是思念,白求恩的时间被撕成了两半。
1939年10月,敌军“冬季扫荡”逼近晋察冀根据地。药棉短缺,麻醉剂所剩无几,他原本计划回国筹款,同时请旧爱随行,却因前线吃紧,推迟行期。“等仗一停,我去接她来。”这是他对助手留下的惟一私事。11月1日,为抢救一名颈部丹毒战士,他摘下破损的橡胶手套,坚持开刀,伤口被细菌侵袭。高烧、寒战、败血症,病魔的速度,这次比急救车还快。
昏迷前,他要来纸笔。信中除了对中国人民“深感快乐”,更多篇幅给了远方的弗朗西丝——让国际援华会定期付给她生活费;让她知道自己仍挂念着;让她明白那两次离婚并非薄情,而是无奈。写罢,他疲惫地把铅笔递给护士:“请交给聂司令。” 11月12日凌晨五时许,白求恩停止了呼吸,终年四十九岁。
聂荣臻把那封“抱歉信”藏进贴身风衣的内袋。数日后,他托驻延安的加方代表转呈加拿大共产党。资金很快寄到大洋彼岸的弗朗西丝手中。据她后来回忆,拆开电汇时手一直发抖,“那是诺尔曼对我最后的拥抱”。人们至今不知她是否读到了那封中文夹英文的遗书,但可以肯定:在华北烽火中,一位加拿大医生最后的牵挂,不是自己,而是曾两度牵手又两度挥别的女人。
这封信也解开了一个误会。长期以来,很多人把白求恩的感情视为“革命高于一切”的牺牲,仿佛他挥刀斩断所有个人情感才成就大义。其实不然,他从未割断情义,只是把爱与责任分装到不同口袋:一个口袋给手术台,一颗心留给弗朗西丝。疾病、战火、政治立场都不能抹去他对昔日伴侣的担当。用今天的话说,他是那个时代罕见的“情绪价值”担当,只是他表达情感的方式,仍然是医生的方寸纸条——简短、干净、无可推却。
有人或许会疑惑:为何白求恩宁可冒着生命危险救人,也不肯再给自己一点安全感?答案或许藏在他早年的贫困记忆中。自幼家境清寒,让他相信:救治他人,比安顿自己更紧迫。弗朗西丝理解这一点,才会在离婚判决书上签字后依然祝福他。正因如此,白求恩临终一纸托付,才显得分外沉重——那是迟到的补偿,也是对昔日诺言的兑现。
12月初,唐县黄石口村的简易墓前,八路军将士折下松枝敬献。谁也不知道,战马的嘶鸣是否能跨越洋面,把这位烈士的歉疚带到爱丁堡街头的石板路。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白求恩被永久纪念;在加拿大,弗朗西丝也用余生保管着那叠汇款收据和一枚旧戒指。钱不多,却足够她平静度日;情分很深,足以让一封信穿越山海。
这便是那句“我十分抱歉”背后的全部故事。白求恩把生命的最后一页写给了中国,也写给了弗朗西丝。信短情长,字字如刀,刻下的是一个医生、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位凡夫俗子的最后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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