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六月初，北京的清晨仍带着微凉。毛主席披着灰色外衣，在菊香书屋批阅各地报送的干部名册。湖南湘潭的汇报刚放到案头，门口传来脚步声，侄子毛特夫奉命来京述职。主席放下铅笔，抬头问：“湘潭县现在谁挑头？”短短一句，散着几分关切。

“毛华初。”毛特夫回答得很快。屋中气氛立即松动，却也透出几分担心。主席把茶杯轻放桌上，沉吟片刻，才冒出那句几乎成了家族典故的话：“他当得了吗？”

人们后来才明白，这个“当得了吗”背后隐藏的并非质疑，而是长辈对晚辈经年累月的牵挂。把时间拨回到1938年，答案便清晰了。那年春末，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前，年仅十七岁的毛华初第一次见到伯伯毛主席。少年行礼时，有些怯生，肩头的旧布包被风扯得直晃。主席把他扶起来，打趣一句：“这么小也来闹革命？”话音温和，却带着军旅生活才有的俭朴。

那之前，毛华初已经历过三次牢狱、四处流浪。生母罗醒在狱中托孤，嘱托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照看孩子。1930年夏夜，长沙司禁湾监狱大门被炸开，罗醒同狱友突围，临行前，她把儿子拉到王淑兰面前，只说了八个字：“孩子，就交给你了。”从那一刻起，华初改姓毛。

到延安后，主席把侄子送进保育小学。周末孩子返窑洞，伙食依然是小米、窝窝头。1941年冬，延安缺粮严重，华初跟中央二局干部同吃半碗麸皮。主席视察二局，见侄子瘦得脱相，立即决定从个人津贴里拨钱补给。临行前，给全体情报人员留下短短一句：“你们是耳目，没有准确情报，仗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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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党中央部署干部东征，身体尚未康复的毛华初主动报名去东北。动身前夜，他只向伯伯提了一个要求：路远，想要匹马。主席拒绝了，“公家牲口不能私用”，却亲自掏出稿费塞进侄子衣袋，又把厚呢大衣披在他肩上。

东北解放后，毛华初历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1949年八月，他随南下工作团回到家乡湘潭。那时县里百废待兴，棉田被水淹，茶山荒芜，他带领干部挖堤筑渠、恢复手工作坊，一年后粮棉双增产。

1950—1953年，湘潭县共置换土改房近两万间，安置贫苦农户七千余人。县委会的陈年藤椅上，多数夜晚都能看到那件被洗白的大衣。毛华初常开玩笑：“伯伯的衣服，干革命也跟着拼命。”

才有了1954年那场京城对话。“他当得了吗？”毛主席的疑虑，毛特夫用一句朴实回答：“当得了，还干得有声有色。”主席点头，拿起铅笔在名册旁画了条细线，笑容慢慢铺开。

1955年春，长沙干部会议期间，毛华初给中南海写信，想当面汇报湘潭情况。三天后，秘书叶子龙打来电话，约定周六晚见。十年未见，毛华初见到伯伯，先行军礼，随后汇报水利、棉改、税赋。主席连连点头，问到韶山的老支书是否安好，问到稻田里试种的“南优903”亩产多少公斤。

当晚散席，门口风大，华初又想起那件旧大衣。主席没提大衣，只拍拍侄子的肩膀：“群众怎么样，自己心里要有秤。”这句话后来被记录在湘潭地委学习笔记里。

1964年，毛华初的夫人韩瑾行进京开会，在人民大会堂侧厅偶遇主席。她一个侧身敬礼：“伯伯。”主席握着她的手，简单问候身体，可听得出劳累。韩瑾行离开时，主席嘱咐：“有空带孩子来坐坐。”

进入六十年代后，毛华初调任省机关，但常抽空回湘潭。田埂上有人喊他“老毛书记”，他只是摆手，说自己不过是“营养不好的老学生”。1976年，收到伯伯病危的电报，他带病赶到北京，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晚年回忆那句“当得了吗”，毛华初总说，这是一种担子，比任何任命书都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