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勇，这箱子你一个人搬不动，去喊个帮手吧。”卡秋莎脸色煞白，双手死死按住皮卡车的后备箱。
我笑了笑，拍着胸脯说：“咱东北老爷们儿有的是力气，这里面装的是金砖还是咋地，能有多沉？”
她没笑，眼神里透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紧张，声音压得很低：“听我的，别声张。回家把大门反锁了，咱们关起门来说话。”
看着那三个死沉死沉、还裹着防水布的旧皮箱，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去年春节我给了她66万块钱，这傻媳妇回了一趟西伯利亚老家，到底给我带回来了个啥？
我叫孙勇，是个地道的东北汉子。十年前，我带着积攒的几万块钱，一头扎进了俄罗斯远东的贸易浪潮里。那时候的远东，机会多，危险也多。我在海兰泡倒腾过服装，在赤塔卖过小家电，最后在伊尔库茨克定下心来，做起了机电五金生意。
那地方的冬天真冷啊，吐口唾沫掉地上都能摔成冰碴子。我的生意起初并不顺当，因为语言不通，没少吃亏。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和一个当地的小工厂主签供货合同。对方看我是外国人，在合同细节里玩了文字游戏。我带去的一批水泵明明合格，他非说压力达不到标准，不仅拒付尾款，还要扣押我的货。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带着两个工人堵在他工厂门口。就在两边快要打起来的时候，对方找来了一个翻译。那是个穿着军大衣、戴着雷锋帽的女孩。她把帽子一摘，露出一头灿烂的金发和一双蓝得像贝加尔湖湖水一样的眼睛。
她就是卡秋莎。
卡秋莎当时才大四，在那儿勤工俭学。她听完对方的话，又看了看我的合同，眉头皱了起来。她没有按照工厂主的意思翻译那些歪理，反而转过头，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对我说：“孙先生，他在撒谎。合同第三页第四条写的是工作压力，而不是启动瞬时压力，他这是在混淆概念。你别怕，我可以帮你作证。”
工厂主当场就气疯了，指着她的鼻子骂她是“吃里爬外的叛徒”。
卡秋莎仰着脖子，大声回敬道：“我学外语是为了让人们互相理解，不是为了帮着骗子去抢劫诚实商人的口袋！”
那一刻，我看着阳光洒在她倔强的脸上，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我想，这辈子要是能娶个这样的媳妇，那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后来的事情顺理成章。我请她吃饭，带她去吃红菜汤，去喝那种烈得像火一样的伏特加。卡秋莎是个爽快人，几杯酒下肚子，她跟我说起了她的家。她家在西伯利亚深山里的一个老工业小镇，家里祖辈都是工厂里的技术员。九十年代后，工厂倒了，镇子也破落了，她只能出来闯荡。
我跟她说：“卡秋莎，跟我干吧。你当我的翻译，我教你做生意。等赚了钱，咱们回中国吃香的喝辣的。”
她看着我，认真地问：“孙，你会对我好吗？”
我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有我一口干的，绝对不让你喝稀的。”
就这样，卡秋莎成了我的翻译、我的合伙人，最后成了我的老婆。三年前，我带她回了中国，在我的家乡办了风风光光的婚礼。婚后，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生意上的财务也归她管。她性格泼辣，算账精准，我那些生意上的伙伴都说我捡了个宝。
生活好起来了，但我总觉得卡秋莎心里藏着事儿。
因为口罩原因，再加上生意忙，卡秋莎已经三年没回过老家了。今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浴室的时候，听见里面有细细的哭声。
我推开门，看见卡秋莎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一个旧得掉漆的手机，正对着屏幕发呆。
“媳妇，大半夜的你吓唬谁呢？哭啥呀？”我赶紧过去把她扶起来。
卡秋莎抹了抹眼泪，声音有些沙哑：“勇，我爸刚才给我打视频了。老家下大雪，把那老木房子的顶压塌了一个角。我妈说老头子的腿疼得厉害，下不了床。他们为了省钱，连壁炉的柴火都舍不得多烧。我想家了，勇，我真的想家了。”
我听完心里一阵泛酸。我这几年忙着扩建工厂，忙着谈客户，确实忽略了她的感受。她一个姑娘家，背井离乡跟着我，图的是啥？不就是图个依靠吗？
“别哭了，媳妇。”我给她擦掉眼泪，“明天我就去订票。你回去，带够钱回去。咱们不但要修房子，还要给爸妈换个大宅子。这几年咱们赚了钱，该给老人花的一分不能少。”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银行。我算了算账，把最近回笼的一笔大货款，加上我给卡秋莎攒的“压岁钱”，一共凑了66万。在那个时候，卢布贬值得厉害，这66万人民币换成卢布，那是沉甸甸的好几捆，装满了一个黑色的提包。
我把包递给卡秋莎的时候，她吓了一跳。
“勇，这太多了。家里修个房子用不了这么多钱。”她推辞着。
“拿着！”我瞪起眼睛装作不高兴，“这不光是修房子的钱。你回老家一趟不容易，那些亲戚朋友，还有以前帮过你的老邻居，都得打点打点。咱中国爷们儿在外混得好，不能让老婆回娘家丢面子。剩下的钱，你带咱爸妈去莫斯科大医院好好检查检查身体，别心疼钱。”
卡秋莎盯着那包钱，沉默了很久。最后她走过来，用力地抱住我，脸埋在我的怀里，闷声说：“勇，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得为你做点什么。这次回去，我得找找那些老邻居，把咱们家的‘嫁妆’带回来。”
我听了哈哈大笑：“行行行，啥嫁妆都行，只要你平平安安回来，带块西伯利亚的石头回来我都喜欢。”
临走的那天，我在机场一直看着她过安检。她拎着那个沉甸甸的黑包，一步三回头。我心里想，这傻媳妇，拿这么多钱回去，在那山沟沟里可得小心点。
卡秋莎回老家后，一开始还能每天跟我通个话，报个平安。
可是到了第五天，她的电话就打不通了。发微信不回，打视频也没人接。我心里开始犯嘀咕，是不是那地方信号不好？还是那包现金招了贼？
我在家坐立不安，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着。春节期间，亲戚朋友来串门，看我一个人守着大房子，都问卡秋莎去哪儿了。
我直说：“回俄罗斯老家看父母去了。”
这本来是好事，可到了那帮狐朋狗友嘴里，味道就变了。
初八那天，我几个做生意的老哥们约我喝酒。酒过三巡，有个叫老李的歪着脑袋说：“老孙，听哥们儿一句劝，你对媳妇大方是好事，但你这心也太大了。66万人民币啊，在西伯利亚那地方能买多少个农场？你这媳妇一走就没动静了，你就不怕她在那边拿钱养了小白脸，不回来了？”
“放你娘的屁！”我把酒杯重重拍在桌上，“卡秋莎不是那种人。她跟我共过患难，我信她！”
老李冷笑一声：“人心隔肚皮，老孙。现在的毛妹精明着呢。再说，这都多少天了，连个响动都没有，正常吗？别是拿钱跑路了吧？”
我心里虽然气，但老李的话就像一根刺，狠狠扎在了我心里。我开始回想卡秋莎走的时候那个眼神，确实有些奇怪，像是在下什么巨大的决心。
过了元宵节，我已经快崩溃了。我想，要是再没消息，我就得去办签证，亲自飞一趟西伯利亚了。
就在正月十六的早上，我终于接到了卡秋莎的电话。
电话里，她的声音听起来极度疲惫，风声很大，似乎还在赶路。
“勇，我明天到。你开那辆皮卡车来车站接我。记住，多穿点衣服，东西……东西很重。”
我一听，心终于落了地，但随即又升起了一股疑虑。东西很重？她能带什么重东西回来？难道真的带了一箱子石头？
正月十六，天降大雪。我早早地开着皮卡车守在火车站出站口。
当卡秋莎出现在我视线里时，我差点没认出她来。
她原来那种白皙圆润的脸庞变得干枯发黄，整个人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她身上那件名牌羽绒服磨破了好几个口子，沾满了黑乎乎的油泥和干草。
在她身后，跟着两个车站的装卸工。他们费力地推着一辆平板车，上面堆着三个巨大的、用防水油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旧皮箱。
“媳妇！”我赶紧迎上去，心疼得不行，“你怎么搞成这个鬼样子了？钱被抢了？”
卡秋莎一看到我，眼圈刷地红了。她没说话，只是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手心全是冷汗。
“先别说这些。”她声音沙哑，“勇，帮我把箱子抬上去。咱们赶紧回家，快！”
我帮着装卸工一起搬箱子。第一个箱子刚一上手，我差点把腰给闪了。
“这啥啊？你装了铅块？”我惊叫出声。
那箱子的分量极其反常。看起来不大，但沉得让人绝望。我们三个人合力，才勉强把第一个箱子抬上了皮卡车的车斗。这时候我发现，卡秋莎一直警惕地看着四周，每当有穿制服的人经过，她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紧绷。
回程的路上，我心里全是疑惑。
“媳妇，那66万你花哪儿了？给咱爸妈盖房子了吗？”我试探着问。
卡秋莎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雪景，小声说：“钱……我只留了一点，剩下的都换成这些东西了。勇，你别问了，等回家再说。”
我心里一阵火大。那可是66万啊！我辛苦工作大半年才能赚回来的辛苦钱。她没给家里修房子，却换回来三个死沉死沉的破箱子？
一路上，卡秋莎不停地看后视镜，神神叨叨地嘟囔着：“有没有车跟着咱们？勇，你开快点。”
我觉得她肯定是受了什么刺激，或者是在那边遇到了什么不正经的人。一想到那些钱可能打了水漂，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就开始发抖。
好不容易回了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三个箱子拖进客厅。
卡秋莎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拉上所有的窗帘。她把大门反锁上，还觉得不放心，又把防盗锁给拧死了。
“行了，这回没人了。开吧！”我坐在沙发上，气呼呼地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我倒要看看，你用66万买回来啥宝贝了。”
卡秋莎拿出一把裁纸刀，手抖得跟筛糠一样。她割开了第一个箱子的防水布，露出了里面锈迹斑斑的木纹皮箱。
箱子一打开，一股难闻的霉味和灰尘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客厅。
我伸长脖子一瞧，顿时傻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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