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3日凌晨，兰州市公安局专案组在大通河南岸的废弃石场点燃了第五根导火索。两秒，巨响，夜色被撕碎。爆破专家皱眉：“火光太小，不符描述。”这一句判断，为十六年前的炸桥谜团掀开新帷幕。
试验数据摆在灯下：五公斤硝铵炸药、二十厘米导火索，安全距离不足十米。模拟人偶被气浪掀翻，没有谁能“先冲上去再全身而退”。对照当年的报道，疑雾团团。侦查员摊开旧报纸，头版那行大字“舍命护桥英雄刘学保”在白炽灯下刺眼得很。
时间倒退到1967年12月17日夜里九点，大通河桥面冰凌厚如镜。一声闷雷后，副班长刘学保躺在桥头，左腕血肉模糊；木工李世白仰面倒地，后脑被斧劈开，已无声息。刘学保声称：“他是潜伏特务，要炸桥，我拼死阻拦！”风声鹤唳的岁月里，这番话不待深究便被信以为真。
甘肃日报次日整版报道，紧接着人民日报转载。收音机里循环播放这段“舍己救桥”的壮举，锦旗、奖章、慰问金追着刘学保而来。一时间，连城林场工棚外的彩旗比树枝还多。与此同时，李世白的档案被盖上“现行反革命”的红戳，家属成了“可疑对象”。
妻子丁秀珍带着十岁的大儿子、七岁的女儿被勒令搬离职工宿舍，几张铺盖卷一顶破油布，只能翻山越沟去投亲。无奈之下，她改嫁给邻村年近七旬、时而胡言乱语的鲁老汉。山里人议论：“寡妇带俩娃还能怎样？”她缩在墙角，嗓音嘶哑：“日子得过。”
日复一日，疑点在林场老职工心里发酵。1978年11月傍晚，炊事班食堂里灯泡昏黄，干柴味混着酸菜味。沉默寡言的老木匠赵益民突然放下碗，低声冒出一句：“那桥，根本没人想炸。”工友们面面相觑，勺子停在半空。质疑就此传开，像火星落在干草堆。
几位老工人合计：“不能再糊涂下去。”他们七拼八凑，连签十二封信，一股脑投往公安、检察院、部队报社。一封只写了十来行——“请求复查李世白案，我们愧对一条人命。”字迹歪斜却力透纸背。信件层层转递，最终落到兰州市公安局案管科。
专案组重启侦查，首先被医院保存的病历吸引：李世白颅骨创口锋利整齐，与爆炸致伤完全不符，更像斧砍。接着，一把当年曾领出的“新斧头”在仓库角落被找到，斧刃残存的暗褐色血迹虽已氧化，但木柄内检出人体组织纤维。与此同时，退休军医吕医生回忆，“缝合刘学保手腕时，见他掌心有细木屑。”环环对接，真相渐渐露出水面。
1984年1月24日清晨，天刚蒙白，办案人敲开刘学保家门。面对证据，他沉默良久，只吐出三个字：“是我干的。”动机并不宏大：他想制造轰动效应，戴上英雄桂冠，然后借机跳出穷山沟调往省城。计划起初顺风顺水，没算到十几年的沉默中，还有人会较真。
1985年9月，甘肃省高院终审。庭审现场座无虚席，雨丝在窗棂外交织。判决书宣读完毕：刘学保犯故意杀人、伪造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无期徒刑。法槌落下，他低头不语，铁镣作响。人群中爆发出叹息，有人却悄悄抹泪——那是林场老人，为曾经的盲信自责。
同月，李世白获“平反昭雪”公文，却再难亲手接过。省里安排专车，把文件、抚恤金和烈士证送到深山。丁秀珍接过厚厚一沓纸，呆了片刻，低声自语：“他说要修一辈子桥啊……”白发混着泪水粘在脸颊，身旁的女儿李梅扶住母亲，关节因旧病微微发颤。
十八年的流离与艰辛没有人能补偿。长子李毅少年时被当成“反革命后代”关进看守所，出来后只会放羊；女儿的风湿病逢阴雨就钻心地疼。乡亲们想安慰，却说不出话。失去的不止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完整年轮。
大通河边的那座小桥，如今仍在使用。水声日日拍打桥墩，仿佛无言见证曾经的误判与贪欲。老木匠赵益民干完最后一块门板，合掌叹气：“有些钉子拔得掉，洞却永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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