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到了，四十分钟才把人抬上救护车，医院离家车程四分钟，结果是一位85岁的老人抢救无效离世。
法院一审、二审都认定急救中心承担50%的责任，赔17万多，家属说还没拿到钱，准备申请强制执行。
一句掷地有声的问题摆在眼前：搬抬，是“情分”，还是职责？
四分钟的路，怎么被四十分钟的等候吞掉了那口气？
故事发生在山西阳泉市城区的一栋六层老式步梯楼，陈女士家在五楼，一梯两户，楼道窄，临街位置安静得很。
对门那位老人常年跟女儿在国外住，正好不在家，深夜更指望不上邻里搭把手。
监控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急救人员出入的时间，总共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在楼道里拉成了很长的一条影子，像一座搬不动的山，明明希望就近在眼前，却硬生生隔着几层台阶。
陈女士85岁，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
两天前她胸口憋闷，家里给她吸氧还能缓一缓。
那天晚上她神志清醒，还跟保姆交代随身包、医保卡、身份证都带上，准备去医院观察几天，求生的念头很明确。
女儿冯女士在太原和阳泉之间来回跑，几乎每天跟母亲视频，冬天爱喝羊肉汤，冯女士就提前把肉拾掇干净给母亲留着，母女走得近，心更近。
她后来说了一句很戳心的话——她能接受母亲自然地老去，却难以承受母亲想活时，没人出手的那种绝望。
那天的时间线跟刻度尺一样清楚。
22点39分，女婿王先生拨通了120，然后下楼等人。
十分钟后，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到了家里，开始查体、做心电图。
王先生提出要赶紧把老人抬下楼去医院，现场却听到一句冷冰冰的规则话：“我们不负责搬抬，家属自己找人，或者联系110。”楼是五楼，还是步梯；保姆五十多岁，小个子，力气有限；王先生一个人，扛不住这份风险。
他只好赶紧抓起手机打电话，挨个找亲友帮忙。
22点58分，陈女士自己也强撑着身体给亲戚打视频，深夜的电话总是难接，屏幕一遍遍显示无人接听。
冯女士在赶回阳泉的路上，也不停打电话给现场医护，恳求协助搬抬。
她把现场人数数得明明白白：两名医护、一名男性家属、一名保姆，再加上救护车司机，一共五个人，合力抬下楼不至于太难。
她还说事后会酬谢帮忙，医护仍然拒绝。
她慌得不行，23点06分拨打110求助，请求派警员过来帮忙，还特意强调，抬一下也就十来分钟。
接线员回复会尽快联系相关部门处理。
楼道的风呼啦啦地吹，像是在催人快点，可人手就是不到位。
王先生站在转角，心里打鼓：“五楼啊，就差人手，咋整？”保姆把包和证件装好，来回张望，手里捏着手机，掌心出汗，一次次看表。
陈女士躺在床边，眼睛闭上，脸色青紫，情况说变就变。
那一刻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讲道理，男医护和王先生一拍即合，抬起陈女士就下楼。
上了车，急救动作马上展开。
救护车一路开到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车程四分钟；到了医院时，患者已经没有自主呼吸。
6月10日凌晨2点07分，抢救无效，老人走了。
家属心里有梗。
他们说，现场医护口头表示血压、心电图稳定，他们对医生判断有信任，才一边找人一边等协助。
事后看心电图报告，赫然写着“极度心动过缓”。
从出诊到送医的具体处置里，除了静脉滴注氯化钠，没有使用有明确治疗作用的药物。
这份差距让冯女士产生质疑：既然是极度心动过缓，为啥不进行持续监护，为啥没用阿托品或异丙肾上腺素这类药物？
那四十分钟的滞留，是谁来拍板“先救还是先等”？
她还指出，心肺复苏的操作在车上并不规范。
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给出三点核心意见。
心律失常的处置不当，患者的症状有心电监护、血氧监护和药物治疗的指征，现场没及时开展监护，也没用阿托品、异丙肾上腺素这些药。
对危重患者的搬运不够及时，院前急救应当具备搬运病人的条件和能力，这位患者心脏疾病随时可能恶化，如果短人手，也应指导家属尽早搬运，现场40分钟才下楼，延误了救治。
心肺复苏不规范，车上监控显示约23点30分开始，护士发现患者心跳呼吸停止，和医生先后实施了胸外按压，但动作不够标准，没有按要求开放气道、没有人工通气，也没有使用肾上腺素等复苏药物。
鉴定也把现场难处说清，车内空间小、行驶中操作难度高，患者高龄又有基础病，拨打120时已经胸憋两天，心动过缓本来就难救，这些因素也与结局有关。
综合评估，医方的急救处置与死亡有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同等。
急救中心给出的辩解很直白。
山西有关于院前急救的实施方案，救护车标准配置是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和一名驾驶员，不配医疗救护员。
《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里写着有法定搬抬义务的是医疗救护员，医生、护士和驾驶员不在这个范围里。
他们说，调度员在电话里两次提醒家属“患者不能自己走的话，需要找人抬”，家属求助无果后，医护才出手协助，那是人情帮忙，不是法定职责。
要是强行把搬抬责任压在医护身上，医护精力会被搬抬占用，急救操作就容易跟不上，反倒影响更多人的诊治。
一句俗话点明难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担架员，空喊也不顶用。
法院的判决把这个拉扯画了边界。
一审采信鉴定结论，判急救中心承担50%的赔偿责任，赔家属17万多。
理由很明确，院前急救的首要职责是及时转运，即便没有专职担架员，机构到场后也应及时协同家属完成转运，现场四十分钟的滞留，背离了公众对救死扶伤的基本期待。
冯女士对此不服，上诉提出，医方在监护、用药、心肺复苏上的问题，责任不止50%。
今年11月17日二审开庭，维持原判。
家属称至今仍未收到赔偿，下一步准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说到底，时间就是生命，责任重于泰山，这话在这件事里不显得空。
这桩事不只是一家人的悲痛，也把一个行业的老难题翻出来看。
大众印象里，救护车一来就有人抬，专业、利索、稳当。
现实里，“抬不了”的场景并不少见，尤其是老旧步梯楼、夜间、独居，容易因为搬抬卡壳，把黄金时间拖没了。
阳泉的急救中心也直面困境，人员紧缺，单独配置担架员的能力有限，早就提建议，希望配备搬运人员，一直没落地。
他们还提到实际风险，病人加担架一百多斤，楼层搬运不比平地，转角多，怕摔落，至少要四人配合，夜深人静的，临时喊人并不容易。
别的地方也算过账。
山东德州的卫健委在公开答复里测算过，他们平常值班救护车约60辆，到2025年会增加到80到100辆，按每车四组人员轮换计算，当前需要担架员约240人，2025年前要320到400人。
担架员服务实行有偿收费，按现有出车量算，每名担架员每月收费大概600元，参照驾驶员工资标准，担架员月工资建议是5830元。
这么一比就知道倒挂了，当前每年要投入1405.82万元，2025年要2259.36万元，资金缺口不小。
让医生去兼任担架员也走不通，院前急救本来就人手紧张。
北京对救护车配备有更严格的标准，要求每车配齐担架员并提供专业搬抬服务，执行到位的地方，搬抬问题会少很多。
广西这边有委员提过倡议，明确政府要持续保障院前急救投入，每辆救护车都要配齐驾驶员、医师、护士、担架员，建议以劳务派遣的形式组建专业担架员队伍，直接配给120中心，用制度和队伍把这个短板补上。
把视线拉回这桩案子。
阳泉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达过态度，处置存在个体差异，不同医生的阅历和思路不同，面对同一患者，处理方式会有差别，难免有误判；不能把个别医生的行为等同于整个行业，多数人有职业操守。
对涉事值班医生的不当做法，他说不认同。
在具体执行层面，他们遇到独居患者会帮忙联系家属，或拨打110寻求协助；如果找不到人帮忙，就只能无奈等。
这话说出了一个基层的真实日常，楼梯像关卡，担架员是钥匙，钥匙不在手里，关卡就是山。
人们常说“法不外乎人情”，制度也不该背离常识。
四分钟的路，肯定不该被四十分钟的等待拦住。
谁来为这三十六分钟担责，谁来在楼梯口作出决定，这不只是一纸判决的文字，也是院前急救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
有几件事摆在那儿，配齐担架员，打通120和110的协同，强化院前规范化处置，把监护、用药、心肺复苏的训练练到位，别让关键动作在车上晃来晃去。
对每座城市来说，步梯楼、独居老人、夜间急救这些场景都不算稀罕，时间像沙子从指缝里漏掉，用脚量过的台阶最知道寒凉。
这一案的每个节点都有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话。
王先生在楼道里低声念叨，“这会儿拖不得，拖一会儿，黄花菜都凉了。”冯女士握着方向盘，心里一句接一句地冒出来，“中不中，快点中吧，求个准信。”医务人员也在焦虑的现场做判断，救护车上动作忙乱，车厢晃动像给每个按压加了难度。
四分钟车程，四十分钟等待，像两条线交错；法律的边界、职责的边界、人与人的边界，在这座五楼的楼梯口挤到一处。
时间就是生命，这话一点不虚，别让生命输在楼梯上。
这篇文章就是想把快乐和正能量传达出去，没什么低俗或者不好的引导哈，如果有侵权情况就联系我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