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4日下午五点过后，广州的春日残阳正从珠江上洒出金光，街边洋行与茶居却透着异样的紧张。前一晚的防空警报刚停，宵禁却迟迟未撤，人们隐约觉出风声不对。
彼时的广州，表面歌舞升平，里子却是暗潮涌动。日本第十八军从粤北南犯，伪省政府大楼门口旗帜高悬，陈耀祖正端着标准军帽，在童子军面前念着枯燥至极的“节日训词”，声音发颤。训完，他拨通府邸电话，交代晚餐煲牛腩——这一细节后来被不少目击者津津乐道，因为没人想到那锅牛腩再没人尝到。
傍晚六点整，陈耀祖带着三名卫士、一个随行秘书下车，步行去文德路的古玩店。街口卖甘蔗的老伯说，他注意到那位“省长”眉宇间一丝疲态，似有倦意，却依旧拿着象牙柄手杖装派头。
陈耀祖在沦陷区的恶名早已播散。留学日本、法国、修土木出身，本可凭本事吃饭，却在1939年春天公开投日，先挂“东亚联盟协会”名誉会长，后领汪伪广东省长衔。强征粮食、搜刮民脂，连顺德的鱼米之乡都被逼出难民潮。坊间骂他“耀鬼”，意指吃人不吐骨。
正因这番劣迹，军统广州站把他列为甲级目标。站里的行动队长李树藩，潮汕人，年仅二十九岁，化名“谭渊”，摆地摊当掩护。此前他在汕头炸死日军中佐富田一郎，早成日伪黑名单。行动队埋伏多日，却苦等不到空当——陈耀祖平日车队排场大，卫士多达十余名。
机会出现在儿童节游行后。卫士减到三人，路又窄，日军宪兵此刻回营点名。李树藩搓了搓手里的二十响驳壳说：“就今天。”同伴点头，只回一句“快刀”。
六点一刻，雾状炸弹先在十米外炸开，白烟滚滚。行人惊呼：“又空袭啦！”陈耀祖条件反射蹲身，却没向车跑，而是朝旁边一户木门高高的老宅冲去。门槛半尺，脚下一滑，狼狈倒地。追来的刺客拔枪连扣扳机，火舌在黄昏里闪出令人心悸的亮。仅三秒，七弹入体，右额、胸口、掌骨尽碎。街尾那辆雪弗兰轿车的司机吓得脸青，等枪声停才冲过来抱起主子，可医院也救不回。
夜里十点，伪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勒令全城戒严。宪兵在十字路口架机枪，搜查行人，却抓不到任何线索。原来行动队早循巷子跳船，顺榕树艇夫送出的暗河离城。一个轻声问候出现在黑暗里——“都齐了吗？”有人答：“抹净了。”短短对话，成为唯一留给后世的原声。
陈耀祖的死让汪伪集团内部掀起巨浪。陈璧君远在名古屋照料重病的汪精卫，听闻噩耗，拍电报怒斥“粤中特务之毒辣”。然而日军自身泥菩萨过江，无力再派重兵南下，只能由伪政府自吞苦果。接下来三个月，广东境内三十多名大小日伪头目被接连清除，华南抗日气氛高涨，这也是史家评价“锄奸运动南段最凶猛的一波”。
事发后不久，李树藩的妻子在出租屋被捕。日伪刑讯七日，始终问不出一句有用口供。伪保安司令何履端写下批文，“押解南京，严审正凶”。不巧美军空袭炸断京沪线，她竟在转运途中被游击队截车救走，终与丈夫重逢。
抗战胜利后，李树藩被调保密局粤站。内战期间，他随撤退部队去台湾，挂上校衔，后在阳明山警察所供职。1979年起，台北解禁探亲，他终于能踏足潮汕老宅。村口老人感叹：“那年除掉耀鬼，你还这般后生。”李树藩只摆手，轻声说：“走过来，算命大。”
2014年秋，他逝于台北，寿整百岁。回忆录留下一句耐人玩味的话——“枪声不是终点，胆气才是。”换言之，无数隐秘角落里，有人负险前行，才换得后来者得以抒怀。华南春雨年年落，文德路却再没有那样凛冽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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