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清晨，湘西凤凰的雾气尚浓，一声巨响自山谷深处炸开，回声在吊脚楼间徘徊。干活的乡亲们抬头望去，只见一团黑烟在松林上空翻卷，碎片伴着火光四散。
谁也没想到，这场爆炸竟然送来了雪亮的银元。最先赶到山凹的几个猎户怔住了：机翼、发动机残骸扭成一团，旁边散落的圆饼状闪烁着冷光。“是银元！”有人喊了一嗓子。喊声像炸雷，田埂上的人蜂拥而来。
当时的凤凰县已平静三年，乡亲们对枪炮声渐生陌生，却对铜臭味极度敏感。有人拿衣襟兜，也有人找来竹箩，一时间，沙地里、草丛中，悉数是弯腰的人影。至傍晚粗算，已装走八万多块。
有意思的是，抢钱的人里并非人人贪婪。年逾六旬的王老太只是揣了三五枚就走，她嘟囔一句：“多了也守不住。”然而大部分年轻劳力毫无顾忌，还把孩子抬到肩头搜寻遗漏。
当夜，一支流窜的地方武装悄悄靠近。枪口一亮，惊散了正数钱的几伙庄稼汉。两拨土匪同时盯上这堆“天财”，僵持不下，较弱那帮一怒之下把情况一路上报，消息直通长沙。
继而，蒋介石在南京得讯。那十万银元原打算分给西南山区的匪首，用来“固守后方”。钱没了，人心可就更散，于是电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限期追回”。程潜心思已动摇，只得照转给“湘西王”陈渠珍。
电话短促冰冷：“务必追回，延误军机，罪不容诛！”陈渠珍将压力丢给凤凰县城防大队长余子坤。余子坤素以贪横闻名，本地人人谈之色变。
三日后，余子坤领百余名荷枪士兵闯进维新乡，先封路，再安营。他大声宣布：“每户交八十枚，少一枚就是私匿军饷！”这番话掷地有声。村民们面面相觑，后悔情绪在夜色里蔓延。
“我只捡了二十来块，”老石头急得直跺脚，他的小儿子吓得喊：“爹，我们把牛卖了吧。”这句童声后来成了不少人落泪的回忆。
次日，士兵挨家抄查。交得起者，侥幸过关；凑不够者，被吊在晒谷架上抽打。有人卖田，有人典当嫁妆，仍旧差数。到了第五天，十几具被棍棒活活打死的村民尸体横陈祠堂前，血迹染红石板。
更惨的是那些避祸外出的伙计，返回时已错过上交时限，也被按户头追缴。有位读书认字的青年辩解：“我真没捡到！”枪托立即砸在他肩上，骨裂声清晰刺耳。
一轮惨烈搜刮后，余子坤竟收拢银元十二万。比原数多出的两万，是村民变卖家当的血汗。他向上报说“任务将毕”，却迟迟不上交，暗中把整袋整袋的银元藏进自家祠屋。
7月下旬，解放军第47军沿沅江南下。余子坤自知大势已去，带着亲兵携款南逃。逃到通道时，他用一只皮箱换来向导和马匹。向导暗骂他“吃人血馒头”，夜半趁其熟睡，一匕首了结了这位大队长的性命，银元再度流散。
随后解放军进入凤凰，发布告示：凡被强征银元者，可据实登记追赃。可惜人心惶惶，档案散佚，真正领回的不足总额一成。更多的银元早在倒卖、恐惧与逃亡中蒸发，留给湘西的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只捡三五枚的王老太得以全身而退。她把几枚银元藏在碓窝底下，后来卖了两枚给孙子交学费，再卖一枚修缮祖坟。乡亲说她见得透：飞来横财，看似耀眼，其实比刀锋更快割人。
有人计算过，维新乡因这场劫难死伤六十余人，另有四十多户卖尽田产外迁。短短十天，一条富庶小河谷被抽走了血色。银元烧出了麻布口袋的洞，却没能替任何普通人点亮长夜。
数十年过去，机身残片仍埋在河滩，锈迹攀附青苔。路过的老人偶尔会停步，拍拍后辈肩膀：“记着，天上掉下来的，不见得是馅饼，可能是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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