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行贿和受贿案件，尤其贿赂是现金的行受贿案件，最为重要的直接证据当然是行受贿双方的笔录，极个别情况下有目击证人或视频音频证据还原现场。取款凭证和钱款去向虽然不是直接证据，不可能仅有该两类证据就能证明行受贿事实存在，但却是监察机关调查案件中的“规定动作”，列入询问讯问笔录必问清单。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监察机关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以证据为根据，全面、客观地收集、固定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调查讯问询问钱款来源和去向的初衷，就是为了形成更加完整稳定的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确立的证据标准）从而防止当事人翻供、翻证。从证据功能来看，这类证据属于重要的间接证据、印证证据、补强证据。
但在具体办理案件时，当行受贿数额为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现金，现金来源的证明往往会看到“备用金”三个字；钱款去向也变成了“日常花销”。如果说几万、几十万现金尚可勉强支撑一下“备用金”“日常花销”，但当涉及数额上百万、几百万、上千万、几千万现金时，钱款来源和去向竟会是“备用金”“日常花销”，既不可能达到形成“完整稳定的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的效果，甚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样的案件几乎是在捏造事实。
笔者在甘肃办理的一起行贿案中就遇到类似情况。被控行贿的两个老板均供述了向领导共计行贿一千二百余万元现金，领导供述认可受贿事实。移送审查起诉后，行贿方提出并没有向领导如此大额行贿，上述供述是在“配合就能回家、配合就不会被追究”的诱供下进行的。
笔者一贯主张，没有任何客观证据的翻供，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如此大额的行受贿现金供述，如果没有送钱，就必须解决在案钱款来源的问题。
该案中，老板们供述钱款来源一部分来源于公司会计取现，会计已经将“取现凭证”提供给了调查机关；一部分来源于煤矿现场卖煤过磅后所得现金。阅卷后发现，所谓会计提供的“取现凭证”显示，会计只是向老板们提供了汇票、支票，并未取现；笔者进一步向法庭提交了相关汇票、支票最终的去向，也均未取现而是用于其他商业往来。所谓煤矿卖煤获取的现金，经笔者核实，老板们早就在行贿事实发生两年前将该矿卖出，笔者将煤矿交接相关书证材料提供给了法庭，证明老板们在所谓的行受贿发生当时，已经不可能从该矿支取现金，想要从该矿取现，只能去盗窃。
还记得开庭当时，公诉人面对上述钱款来源的证据不知所措后强装镇静，说出“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他俩是大老板，有的是钱，不是这些钱、就是那些钱，不是这次送的钱、就是其他时间送的钱”“没有钱款来源也不影响认定犯罪”。公诉人这么说，实质上已经背离了公诉指控的时间、数额等行受贿事实，已经无法回答是“哪次”“什么时间段”；既然在案的钱款来源已经被推翻，就说明证据链断了无法闭合，无法形成完整稳定的证据链，也就不可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
最终，虽然并未将全案行受贿数额核减，但行受贿在分案审理的情况下，各自均将其中700余万元的涉罪数额核减。
客观真实存在的行受贿大额现金案件，钱款来源和去向无疑会起到巩固证据链条的坚实作用。在这类案件中，想推翻笔录几乎不可能。相反，对于行受贿现金原本系捏造，“备用金”和“日常花销”就会成为标配。“备用金”“日常花销”在小额行受贿现金的事实中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数额成百上千万的时候，没有取款凭证和去向的客观证据支撑，“备用金”+“日常花销”这样的钱款来源去向的组合本身就是可疑的、证据链无法闭合的存在。
丁慧敏律师，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清华大学刑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论坛学术委员，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论文评审专家、课外指导老师，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刑事风险防控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法学专业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湖北民族大学法学院兼职导师。协助张明楷教授整理法学畅销书《刑法的私塾》；在《环球法律评论》《现代法学》《政治与法律》《人民法院报》《人民检察》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曾办理厅局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五十余起，多起案件取得了数额核减、量刑远低于量刑建议的辩护效果；办理内幕交易、集资诈骗、合同诈骗、非法经营、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公受贿等多起案件，取得了无罪、罪轻等辩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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