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
假期结束，周六也在上班。
鞭炮的硫磺味还若有若无地飘在空气里，年夜饭的碗筷仿佛刚刚收走，可闹钟一响，生活又变成日复一日地挤地铁、打卡，面对永远做不完的工作。
假期越是舒坦，返工就越是难熬。“不想上班”这四个字，在每个需要早起的清晨，难以自制地从脑子里冒出来。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讨生活，谁会愿意回到工位？
不想上班，不是懒，是怕。怕推开办公室的门，等待自己的还是那套老掉牙的流程，怕日子就这么一年年地重复下去，把人磨得没了脾气，蓦然回首，一辈子就这么庸碌地过去了。
就像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夜行货车》描写的职员黄静雄，在公司苦熬十年，替上司做假账、背黑锅，盼着能升上副经理，结果被一个有关系的人占据了位置。十年的隐忍和委曲求全，最后换来的不过是一张可以随手撕碎的公文，和一句血泪教训：“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
陈映真一辈子都在写那些被生活推着走、想挣扎又不知往哪儿使劲的小人物。他被称为“台湾的鲁迅”，用他像风浪一样强烈，像火把一样灼热的文字，写尽了那个时代台湾社会的起伏变迁。
《鞭子与提灯》与《知识人的偏执》精选了陈映真上世纪60-80年代的散文、文论，完整呈现了这位台湾思想巨擘对台湾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潮与社会病症犀利解剖。《将军族》《夜行货车》和《赵南栋》，完整收录了作者从1959至2001年创作的37篇中短篇作品，为大陆首次出版。
陈映真对社会精神的深刻体察及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阅读陈映真，就是在阅读时代中的自己。
昨天下午三时许，B.杨的秘书——瘦楞楞的茱丽——匆促地在他的桌子上丢下一张公文副本。正在苦于找不出不知躲在账本中的什么地方的一笔金额的他，索性就拿起副本，一字一句地读着由很好的电动打字机打成的信：
......兹宣布自七月十五日起，艾德华·K·赵先生将担任本公司会计部副经理。他将直接向会计部经理柏特兰·杨负责。
艾德华·K·赵先生于一九七四年从美国嵌伯尔大学毕业，获有商学硕士学位。翌年考入莫理逊股份有限公司纽约本部，任高等会计员。一九七六年，奉派调马尼拉莫理逊亚太区部。今台湾莫理逊有幸迎接他奉派来台襄赞财务工作，必须指出：此一派令为亚太区部对于台湾莫理逊今后生产规模扩充计划之实质性协助的重要表现之一。
余深信本公司各级经理暨全体同仁，必与我同心向艾德华·K·赵先生致贺。
萨姆尔·N·塔尔曼他把全录拷贝的副本搁在桌角上。他机械地把头埋进黄色的报表里。然而只那么几秒钟，他又抬起头来，把自己的手指哔哔剥剥地折拗着。然后他把报表一张张收起。他站了起来，把桌角上的副本细心地对折，放进自己左胸上的口袋里。他的整个的脸，连同他平时总是单薄却泛着樱红的唇，全变白了。
他于是笔直地走进Bertland的办公间。“怎样，报表差不多了吧？”杨伯良说。
他知道Bertland分明已经迎面看见了他因为无由自主的羞耻、愤怒和挫伤所曲扭的难看的脸，这若无其事的问话，使他仅剩的抑制力在刹那间绷断了。他从口袋拿出那份全录副本，撕成四瓣，扔在杨伯良的桌子上。
“大家这样互相欺骗，没意思。”他困苦地说。杨伯良立刻把手上的香烟，在满是烟尸的大烟灰碟里截熄了。“坐下来，坐下来。”杨伯良说。
《一一》
他沉默地站着。他的眼睛从杨伯良的脸上移向他背后的大窗之外。窗外的对街是刚刚盖好的办公大楼。四五个工人在鹰架上披着炎夏的阳光，工作着。
“我应该跟你先提的，不错，”杨伯良说，“Olive，他们要塞进一个人来，就塞进来，我能怎么办？”
杨伯良打开抽屉，抓起一包Rothmans，递给他一根。他用双手做了一个抵挡的姿势，摇摇头。杨伯良把谢回的烟衔在嘴上，点上火。他看见B.Y.(BertlandYoung)的抽屉照例躺着几包牌名不同的洋烟。B.Y.抽烟一贯很杂驳，Kent、Dunhill，甚至More、Salem都抽。杨伯良说：
“我这几天又忙又生气，没有事先告诉你，正是我把你当自己人，你明白吧？”
黄静雄冷冷地、无声地笑了起来。他依旧站着，低下头去看自己的一双擦得乌亮的皮鞋。
“你跟我这么久，Olive，”杨伯良说，“也跟你说过许多话。我不是说过吗？他们洋人顶多三四年一轮，我和荣老董扣得很近、很密，我们才是长久的......你明白吗？”
“我不干了。”他说。杨伯良斜着眼瞟了他一眼。“你一向是我贴心的人，你的事我自有安排。”杨伯良说。
“我不干了。”他又说。
“你给我辞辞看！”B.Y.生气了，“你辞！”“我说辞就辞，”他的眼眶因愤怒和委屈而红了起来，“不辞......不辞......我就不姓黄！”他转身欲走。B.Y.叫住了他。
“你胡说什么？”B.Y.痛心也似的说。他站了起来，把办公室的门掩上。
他默默地看着窗外。在白花花的阳光下，鹰架上的工人一寸一寸地把大楼漆成乳白色。他们间或也交谈着，用围住脖子的毛巾擦汗。把门掩了起来的B.Y.的办公室，使冷气更加集中起来。他开始感到自己额头上的汗水所凝聚起来的凉意。
杨伯良这才点明那将新来履任的艾德华·K·赵，是荣老董的表侄儿。“老董最近常问起你。其实，他挺赏识你的。”B.Y.说，“他常说，你的风度、才干都不像是本省人。”黄静雄想起有一次B.Y.把他介绍给这一贯神秘的荣老董。
“荣将军您好。”黄静雄说。杨伯良曾事先告诉他，老董喜欢人家以将军称之。
“好，好，”荣老董说，迅速地上下打量着他，“好，好。”他说，轻微地点着头。
荣老董是个退职的将军。他的面貌黝黑，粗浓的眉毛挂在墨镜上，一头银白的粗发。在第二次大战的中国战场上，他和当今莫理逊纽约总部里的总裁Mr.Bottmore同事于一个中美合作单位。朝鲜战争以后，Bottmore从五角大厦退休，以二次大战在东方的经验，到一家顶尖的军火公司所属的莫理逊公司亚太部任职，迅速蹿升。台湾莫理逊公司的筹设，便是由他一手擘画。而Bottmore战时的老友荣侃将军，便被挑选为至为理想的名义上的中国股东和董事，使纯粹的美资，成为法律上的中美合作资本。
“只要Bottmore一天还当总裁，荣老董就是莫理逊在台湾的老板，你明白吧？”杨伯良说，“洋总经理三五年一个轮调，那没什么。荣老董需要我，我需要你，你明白吧？”荣将军需要他，黄静雄自然明白。好几次，杨伯良把荣将军厚厚一叠发票，交给他。杨伯良什么话都不必说，他就会把这些发票四平八稳地登上公司正当的开销。杨伯良需要他，他自然也明白。
“把这笔账转掉。”B.Y.若无其事地说。他于是就会把账合情合理地转掉，即使纽约委托的查账公司也无从查起。他也为杨伯良瞒着公司投资的几家和莫理逊做生意的厂商做内账。然而，这回他已经意兴阑珊。“你明白吧？年轻人要学着沉着点儿，明白吧？不干？不干只有你自己吃亏，白吃亏，你明白吧？就是要干下去，磨下去，久了，全是咱们的，你明白吧？”B.Y.滔滔地、婆心苦口地说。
他只是默默地注视着窗外，看鹰架上的工人顽冥地把一栋粗粝的大厦，一寸寸涂成乳白的颜色，在午后的阳光中，发出闪耀的亮光。然后，他走出办公室，看也不看自己的座位，走向电梯。他回家了。
《独立时代》
十年了，他想。十年来，他过着千篇一律的、上下班的生活。到台湾莫理逊以前，他在两家不同公司待过。五年前，他在这宽敞的、华丽的吹着实实在在的冷气的办公室里，找到一张桌子。但是从来也不曾在应该是上班的、星期三的上午，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
对于“上班族”，家毋宁只是一个旅邸罢，他想。十年来，他生命最集中的焦点，最具创意的心力，都用在办公室里的各项工作上。第一年，他从会计员升高级会计员；第三年，他升信用组主任；同年秋天，他调升表报组主任。
然后，他开始成为野心勃勃的杨伯良的心腹。也就在那时，他开始热心地想望副经理的位置。薪水高、配车子，这都还在其次。黄静雄想望着副经理的椅子，还因为工作会轻闲些。那时他就有时间和心思的余裕继续他在大学时代没有拍完的一部纪录片。
他于是站了起来。他一眼就可以看见靠在客厅右边墙的他的书架上，一排破旧的、关于电影的书。罗塞里尼的专集三本，安德烈·巴桑等人关于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的研究论文集，以至于最初级的YoungFilmMaker。这些全是他在大学时代耽读、并据以做梦的书。在大学的“影响社”里，他是个没有摄影机的拍片迷。
他为那些有摄影机的社员写脚本，跟在他们后面谦卑而又热心地提拍摄上的意见，帮他们做剪接，然后从试映室走出来，孤单地踩着破旧的脚踏车回家。就在那些孤单的、几乎绝望地渴想着自己有一架摄影机的贫困的夜归的时光，使他立定要以单车为主题，拍一部纪录影片的志向。他的第一个镜头，是从车把照下去的转动的轮子，和不断地碾过去的道路......
和美娟论及婚娶的时候，他在一家小小的广告公司上班。美娟的家，一定要按照风俗收一点聘礼。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师专甫毕业的、很传统地爱恋着他的美娟提起，请女方也以一个十八厘米摄影机作为嫁妆带过来。婚后，直到他进入台湾莫理逊前的贫困的、甜美的两年，他断断续续地拍了大约有五百呎的毛片。
就在昨夜，他才又想起整整搁置了四年许的毛片，和于今已嫌老式的摄影机。
—搁下那么久了。趁着这一段时日，再拍个百来呎。
—从脚踏车的转动的轮子开始，再照后座上的便当盒，然后让骑单车的最低等的“上班族”逐渐没入私家轿车、计程车和公车的街道中。然后，镜头调上矗立的、积木似的大厦的森林......
—Bertland，家伙！竟而让他骗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
—以后的生活吗？美娟近三四年来存起来的薪水，就是让我闲个一年半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上班，几乎没有人知道，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一点点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杀多少才人志士啊。
—Bertland，我岂是好对付的吗？我知道每一张发票，每一笔歪账最真实的故事。我知道你和海关、和几家厂商最内幕的关系。哼，我岂是好对付的吗？
《恐怖分子》
昨夜他转辗、反侧地想。也不知过了午夜的几时，才沉沉地睡去。他原想今早把封存着的摄影机取出来擦拭。但杨伯良今晨的电话，竟而使他松懈下来。下午擦吧，他想。他深深地坐在沙发上，逐一审视着被勤劳的妻收拾得窗明几净的客厅。他想起刚结婚的时候，分租了一间仅仅够摆一张新床、一张镜台，两个塑料衣柜的房间，和人共用一个厨厕、客厅。
两年以后，他在比较嘈杂喧闹的小弄口，租到二十坪出头的小房子，一厅一房，厨厕皆全。初为女儿萱之的父亲，也正在那个时候。进入台湾莫理逊的第三年，他总算七拼八凑地背着利息，弄到了这间三十六坪的公寓。就这样地，他在数不尽的上班和下班的生活里，过了十年。他静静地坐着，注视着美娟的一盆虽然有些颓萎了的、却仍不失人工荒趣的插花，无端地感到不能言说的、凄楚的空虚......
临近中午的时候，他开始漫不经心地读着巴桑的《电影论》。当他在这里、那里读着类如这样的句子：“......(《单车失窃记》)的论旨，就是如此奇妙地、令人愤然地简明；在这个工人所生活的世界里，穷人为了生存，就必须相互偷窃......”“意大利电影能在西方世界中拥有广泛的道德观众，便是由于它对现实的刻画之重要意义。
当这个世界已经再度被仇恨、恐怖的鬼魂所祟，在真实已不因其本身而受到喜爱，在真实被视同某一种政治性的象征而受到排拒、驱逐的世界里，意大利电影在它所描述的时代中，发出了改造世界的人道主义底光芒......”他感到惊慌、生疏，甚至于愤怒了。他随手把书扔到茶几上。他开始在客厅、萱儿的小卧室和厨房间来回地走，到处张望。
然后他想起一些不常相聚的朋友，开始给他们拨电话。“忙不忙？”他说。“真忙呀，”对方说，却一点儿也不像在抱怨，“我现在正忙着做一个九百五十万的广告计划，嘿，真忙。”一个干上业务推广经理的大学前辈说：“我们要整个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消费习惯，才能把这项美国进口的东西推出去。推出去！嘿，忙啊。”“怎么，在家里享清福呀？”一个专门收买台湾的体育用品以出口的同学说。他当然没有说他辞职不干。他说他在度年假。
“啊，annualleave！你们高等上班的，就是比我们做生意的好。”对方说。他呵呵地笑，他说：“美国公司嘛，有制度。”他竟而有些得意了。“你去忙吧。”他寂寞地说。对方居然欣然地挂了电话，抛下一句：“这年头，做生意不容易，就是忙死了，也只够挣一碗饭吃罢了，嘿嘿......”
他忽然感到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的孤单。他这才想到：这一整个世界，似乎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
一大早，无数的人们骑摩托车、挤公共汽车、走路......赶着到这个大机器中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位置。八小时、十小时以后，又复精疲力竭地回到那个叫作“家”的，像这时他身处其中的，荒唐、陌生而又安静的地方，只为了以不同的方式喂饱自己，也为了把终于有一天也要长成为像自己同其遑遑然的“上班族”喂饱——养大......
20世纪文学家、思想家、社会运动家，被称为“台湾的鲁迅”
永远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
精装典藏，先锋与复古交会，还原时代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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