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阿莲，来自越南北部一个靠近边境的小镇。三年前，我在广西打工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阿强，他在建筑工地做水电，我在一家小餐馆帮厨。我们语言不算通畅，他教我说普通话，我教他几句越南话，日子一天天过去，感情也慢慢生了根。
结婚那年，我二十四岁。办完手续后，我跟着他回到广西一个山村。村子不大，青瓦白墙，门口种着柚子树，第一次踏进婆家的院子时，我心里既紧张又期待。我知道，自己从此不只是女儿，也是别人的儿媳。
刚开始的日子并不难。婆婆话多，却没有恶意，她担心我吃不惯，特意少放辣椒，邻居来串门，总盯着我看，夸我皮肤白，说话软。我听不太懂，只能笑，阿强在旁边替我解释，我像个刚学走路的孩子，靠着他一步步往前挪。
真正让我觉得不适应是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在越南，春节也重要，但我们更像一家人围坐吃饭，拜祖先，放烟花，气氛热闹却简单。可在这里，过年像一场没有间断的大戏，从腊月二十几一直唱到正月十五。
腊月二十八，婆婆就开始炸丸子、蒸年糕，我帮着洗菜，却总跟不上节奏。她一边切肉一边说，过年一定要多准备，亲戚来了才不失礼。我点头，可心里有点发慌。原来过年不仅是团圆，还是“场面”。
除夕那天从早到晚，我几乎没停过，包饺子、摆碗筷、迎客人。客厅里坐满了人，七大姑八大姨轮流问我会不会做中国菜，会不会生孩子，父母在越南做什么。我听得一知半解，只觉得脸发烫，阿强忙着招呼客人，顾不上我，我端着茶水进进出出，像个陀螺。
晚上十二点，鞭炮响起，我却躲在厨房里抹眼泪。不是因为谁欺负我，而是那种热闹让我感到孤单。所有人都在说笑，我却插不上话，语言像一道墙，把我隔在外面。
第二天开始走亲戚，每到一家，都要坐下喝茶、吃糖果、聊天。我笑得脸都僵了。婆婆悄悄提醒我，给长辈递烟要双手，敬酒要弯腰。我怕出错，整个人绷得紧紧的。
年后我终于抽空给母亲打电话，听到她声音的那一刻，我忍不住哭了。我说，这里有两件事太难适应。
一是这边过年的人情往来太重。在越南，我们也讲礼数，但不会这么密集，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客人，礼物要准备，红包要包，话要说得周到。我总担心自己做不好，让阿强丢脸。有一次，我没听懂对方说什么，只顾着笑，结果被误会成不礼貌。回家后我自责得睡不着。
第二件是对“儿媳”的期待。在中国的农村，儿媳好像不仅是妻子，更是一种角色，要勤快，要会做饭，要懂规矩，还要早早生孩子，婆婆虽然嘴上不催，可邻居常常当面问我什么时候怀孕，我心里压力很大，却不知道怎么表达。
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嫁人就是这样，要学会慢慢适应。她又问：“阿强对你好吗？”我擦干眼泪，说他对我很好。
确实如此，年三十晚上他发现我躲在厨房，轻轻抱了抱我，说辛苦了。走亲戚时，他会替我挡酒，帮我解释我听不懂的话。晚上回房，他给我揉肩膀，说等以后我们搬到县城，就不用这么累。
有一次，我因为听不懂婆婆的玩笑话误会了她，情绪失控地哭了，阿强没有责怪我，而是坐下来当翻译，让我们三个人慢慢讲清楚，婆婆听完也叹气，说她只是怕我觉得冷落。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很多不适应，并不是恶意，而是习惯不同。
春节过后，我开始主动学方言，跟着婆婆学做扣肉和糍粑，我告诉阿强，我们先别急着要孩子，我想先把语言学好，他点头，说一切慢慢来。今年春节，我已经能听懂大半聊天内容。虽然还是忙，但不再慌乱，我会提前准备小礼物，也会在饭桌上主动敬茶，有人再问我什么时候生孩子，我就笑着说，顺其自然。
有时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念越南的河水和母亲做的米粉。可当我推开窗，看见院子里晾着我和阿强的衣服，听见婆婆在屋里叫我吃水果，我知道，这里已经不是陌生的地方。
跨国婚姻从来不是浪漫故事那么简单，它更像两条河流交汇，需要时间磨合。过年的热闹曾让我无所适从，但也让我看见这个家庭的热情和凝聚。
现在再给母亲打电话，我不再哭诉，只会说，有些事确实难适应，但我在努力。因为这里有我的丈夫，也有我正在学着融入的生活。或许真正的适应，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在保留故乡的同时，慢慢长出新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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