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的一天清晨，薄雾尚未散尽，胜利镇北面的洗儿岭传来零星枪声，黄埔三期生吴光浩正与十几名战士伪装成赶集的商贩，匆匆翻山。此刻，他和同伴都不知道，命运已在山道尽头埋下一场劫难。年轻的军长，今年不过二十七岁，却已在鄂豫皖留下两支红军主力的血与火印记。
吴光浩出身湖北黄陂，少年时在前川中学读书，成绩并不出挑，却因一次爱国演讲被校方记过。那年暑假，他毅然南下，考入了刚成立一年的黄埔军校。教官中既有保定系的老牌军人，也有留日归来的新派军人，课堂外还有周恩来等人在做政治启蒙。有人回忆他每天把《孙子兵法》和《共产党宣言》一起揣在军装口袋，操场上跑完五公里，再回宿舍翻书到深夜。
北伐初期，他已是第四军连长。汀泗桥一战，吴光浩带两个排绕到敌侧翼，拔掉机枪阵地，用刀刺拼出胜机。身上三处刀痕刚结痂，他却对同僚说：“打仗就得多学几手，书里有，战场上也有。”这种又硬又活的作风，为后来创建红军打下底子。
1927年夏，大革命骤然失败。吴光浩奉命潜回家乡，组织黄麻起义。那一夜，他翻城而入，率突击队直插黄安县衙，砍断敌军电话线后亲手拉开城门。凌晨的钟声还在回荡，县城上空已经升起红旗。鄂东军就此诞生，他任副总指挥。
起义虽胜，敌军报复更狠。几轮血战后，部队仅剩七十二人，被群众称作“木兰山七十二勇士”。皑皑雪夜，吴光浩围着篝火为战士讲战史，末了补一句：“人不多，但种子在。”第二年春，这粒种子发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成立，他是军长。山岭间打游击，他摸索出“昼伏夜行、远袭近止”的打法，活像把锯条，来回割得地方民团坐立不安。
红七军不只打仗，还练人。王树声、陈再道、詹才芳在此崭露头角。王树声回忆：“吴军长常说，革命要靠一茬接一茬，他只是第一茬。”不久，队伍扩编为红十一军，吴光浩继续任军长，两年不到，他先后拉出了两个军的框架。
局势越紧，他越往前线跑。1929年初，鄂东北特委要在商南发动武装起义，危险可想而知。“我是主官，不去说不过去。”吴光浩收拾行装，轻声交代副官：“队伍托付给你们，别怕折腾。”一句话，像钉子般留在山寨大门口。
5月上旬，化装商贩的十余人走进胜利镇。午饭时，一名战士不慎扯开衣摆，露出手枪。店小二瞪大眼，又默默转身。接着的情节像推门而入的噩梦：民团副团总金淑辉带五十名团丁追来，在脱甲岭合围。枪声骤起，子弹破空。吴光浩边射击边掩护同伴撤退，嘴里催促：“快走！”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句话。部下全部脱险，他自己却腹部中弹，终被捕杀于河坪乱石之间。
噩耗传来，红十一军上下默哀，却被要求暂时封锁消息，以稳定军心。几周后，黄埔一期的徐向前踏进鄂豫皖，接过红十一军的指挥棒。这位“大师兄”在残阵中展开整编，三年后，红四方面军声震西北，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将帅成材，源头仍是那位牺牲过早的吴军长。
回看吴光浩短暂的一生，几个节点异常清晰：1925年黄埔入学；1927年黄麻起义；1928年组建红七军；1929年5月血洒胜利镇。时间表简短，却浓缩了一部武装割据史。他带出的王树声后来成了十大将，陈再道、詹才芳跻身上将、中将，他们的征战年表，无不镌刻着木兰山的枪火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乡贤至今仍口口相传那个“披短褂提钢枪”的年轻军长。胜利河坪的石碑上，镌着四个大字：浩气长存。当地老人说，每逢清明，总有人悄悄放下一束山菊。那是后辈战士，也可能是当年被他解救的无名百姓。无言的花束，比任何颂词都响亮——这或许就是革命火种传递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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